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汉语诗学界有一特殊现象，即许多诗歌批评家和诗论家，如陈超、唐晓渡、张清华、罗振亚、汪剑钊、荣光启、张立群、霍俊明等，都在下重力于诗学研究的同时，也对诗歌创作投入极大热情，其诗作屡屡登上各大文学刊物，个人诗集也相继出版面世，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线”。这其中，作为诗人、文艺批评家的沈奇，更是较为典型的个案。沈奇在大学任教，研究与教授新诗及新诗理论的同时，活跃在当代诗学阵地的前沿四十余年，一直操心中国新诗的发展问题。谢冕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新诗的一百年，是始于‘破坏’而指归于建设的一百年，是看似‘后退’而立志于前进的一百年。表面上看，古典的诗意和韵律受到了有意的‘轻慢’，而建立中国诗歌的新天地却是一项革故图新的诗学创举，是在古典辉煌的基础上另谋新路从而使传统诗意获得现代更新的头等大事。[1]”潜沉探索十余年，沈奇着意从文化根性和汉字本身思考并解决“传统诗意的现代更新”这一当代诗学的关键问题，其陆续推出的新古典实验诗《天生丽质》系列，从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等角度深刻阐释了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汉语新诗的多维交互关系，并以诗美建设之简劲古雅、清芬流长、通和古今、再造传统的可能性，为当代汉语诗歌及诗学提交了一种新的体格与气度。

一、前瞻与后顾：惊艳的新古典诗歌实验

回顾来路，沈奇在当代诗坛由热闹转入喧嚣的时刻出现： 1986年，沈奇第一篇诗论《过渡的诗坛》[2]问世，之后，他参加诗歌理论与批评实践的活动越来越多，发声也越来越响，渐使人忘了他曾以《碑林和它的现代舞蹈者》进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诗人身份。关于诗评家沈奇，有学者称：“无论是生活的地域、所在的高校、为人处事，沈奇一直保持着与地理、专业、体制的公认标准和核心价值相当的距离……在‘他们’以陌生诗风初上诗坛的时候，他为支持者；而当口语泛滥、叙事无节制成为时尚被无由传播时，他又较早地表示担忧。他向被政治抒情诗束缚许久的大陆读者介绍台湾现代诗歌，在诗歌现场中琢磨适合自己的写作路向，向传统诗歌资源取法，他写诗论也写诗话，写富有古典味道的现代诗。”[3]括言之，如果“诗人”是沈奇精神主体的根本，那么“古典”则是其诗学理路的核心。

从1987年《生命之旅》诗集中的《浅草》《淡季》《寻找那只奇异鸟》的部分诗作，到1997年《淡季》诗集中的《疏影》《沈园》《睡莲》一些小诗，再到2000年《印若集》诗集中的《月义》《初雪》《开悟》多篇尝试，是沈奇对古典诗美的持续求索。2007年，经过长久的思考和实践后，沈奇在《新世纪诗歌面面观———答诗友二十问》时指出：“近年来，我反复提出要倡导一种优雅的诗歌精神，一种现代版的传统文人风骨。”[4]之后，便有了《天生丽质》的实验性写作，以此试图于重塑现代版的文人风骨与优雅的诗歌精神的同时，汲取传统诗歌的意象表达和语言方式，以丰盈新诗的文本形质，而成为其于翻译体为主导的当代新诗之外，对汉语诗心、简劲诗体与现代诗美理想的集中探索与呈现。

《天生丽质》见之正式命题呈现始于2007夏秋，实际孕育构思应更早。2008年第一次以《小诗近作十首》亮相于台湾《创世纪》诗杂志。2009年8月，大陆《诗探索》“作品卷”一次编发《天生丽质》20首，接续《钟山》文学双月刊于2010年第6期卷首以《天生丽质》为总题一次性刊发50首，继而《诗刊》《星星》《作家》《诗潮》《星河》《诗歌月报》等陆续刊发其新作及转载旧作总计数百首次。2012年10月，诗集《天生丽质》（64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发行。11月，《文艺争鸣》11期开辟《当代学者话语系列・沈奇》专辑，刊出赵毅衡、陈思和、杨匡汉等专家评论以及诗人长文《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当月，由西安财经大学和陕西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沈奇诗集《天生丽质》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谢冕、赵毅衡、杨匡汉、吴思敬、陈仲义、谢有顺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陕西作家贾平凹、红柯，评论家杨乐生、邓艮等到会发言，陈忠实等发来贺信和书面发言手稿，影响很是盛大。

自此，《天生丽质》成为沈奇别开生面的“新诗体”，不断引发诗界和诗学界的持续讨论和关注。2016年9月，“沈奇诗与诗学学术研讨会”再次于西安召开，与会专家就沈奇诗与诗学研究进行了深入讨论。2020年，新版112首的《天生丽质》诗集由阳光出版社发行，同时，相关研究论文20余万字经刘福春先生选编、结集为《沈奇诗与诗学研究》文集，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目前，关于《天生丽质》的研究多集中于“汉语诗性”和“现代禅诗”两个向度，沈奇对现代汉语诗性指纹的认领与再造、对现代禅诗的创写已成为学界公认。然而，正如学者邓艮所言：“这组诗歌文本不是突然间产生的，也不是诗人创作风貌的突然转变。”[5]我们研究和解读《天生丽质》这一特殊诗歌现象，既不能脱离沈奇长达四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也不得跳脱他数十年孜孜耕耘的诗学理论与批评，以及由此造就的诗人独特的人生际遇、文化气质和艺术理想，尤其他对古典诗美精神矢志不渝的追寻。

二、从古典到现代：汉语诗性与字象思维

当代诗学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作为自己的重心，将人的体验、感情、直觉放在首位加以考察，通过对人的精神内海之揭示，去探寻艺术的本质和世界的审美本相。这一方面因为人与世界的普遍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言关系，一方面由于身处当代历史的伟大变革中文学处理种族、环境和时代交互关系的实际需要。其中，“面对传统文化被放逐的内心焦虑，沈奇通过重新挖掘现代汉语中的诗性元素，去探寻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更深层关系。表面看去是借由古典诗意的现代诉求，但直接面对的还是当下中国的精神自足和文化自足的问题。”[6]并且，在以语言介入存在的诗美实践中，沈奇借助“解字诗”昭示出汉语诗性本质根质是一种以字象思维为基的艺术符号和语言存在的本体性关系。

汉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指纹，沉淀着无数世纪的光荣与梦想，它的本义、引申义和隐喻义，本身就是一种象形化和写意化的视图结构。于《天生丽质》，古典意境的现代转换与汉字密码的象征谱系产生于苦心孤诣的重构，而这种重构也是诗人沈奇与汉语世界的‘诗性艳遇’，成为其渴盼回归抒情与意象的独唱方式和诗意探索[6]。具体过程，可解析如下：

首先，选定诗性汉字为题。每首诗的题目用字本身就是“诗的”，如“云心”“木雅”“雪漱”“提香”“灭度”“微醺”“秋白”“听云”“出魔”“根让”“烟视”“古早”“发濛”“桑释”“黑泽”“怀沙”等。这里的每一个词均是诗人特意为之，通过逐一打捞它们留存在现代汉语语境里的诗情妙意，并以此触发诗味感兴，创生新的诗性天地。而由此再造生成的古典诗美幻化成某种氛围、某个意绪，以无形的痕迹渗透在诗句的现代节奏、现代空间和现代造型中，由此别开界面，在孜孜以求古典诗美与现代诗美之意境、语言和体式的苦心经营中，常常有“石破天惊”的艺术效用。至今一百多首的《天生丽质》诗作，其所有诗题均由两个独立的汉字组成，放置在一起的两个汉字以各自意象生成新的意象，整首诗则在阐释、演绎所选定的两个汉字字象，以及由其生发的诗性内涵和诗意联想[7]，亦即以诗的形式证明并衍生汉字本身的先天诗性，所谓“天生丽质”。

其次，以诗证字生成文本。《天生丽质》的创格从辞藻开始，“词藻的色调往往形成一位诗人的诗格。将辛弃疾、苏轼的诗词与柳永、温庭筠的作品放在一起，单从词藻上，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诗歌风格的差异。可见词藻对诗的整体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词藻是一首诗歌的心灵外化成形体所产生的。字词上附有无形的心灵，情思的痕迹， 因而赋有无可掩饰的魅力。”[8]诗人先是选择诗性汉字组建意象诗题，再从这个辞藻出发，延拓、聚合与其关联的诗性“记忆”，结合现代诗歌写作互文、拼贴、跨跳、戏剧性等手法，杂糅物象、意象、文言、叙事、口语等，并借鉴古典诗词韵脚、节奏、句式等体式，从字词到句子到篇章，生成“诗歌文本实验”的微妙过程。试以《茶渡》为例——

野渡

无人

舟 自横

……那人兀自涉水而去

身后的长亭

尚留一缕茶烟

微温

题目“茶”“渡”二字，本无直接关系。但茶和酒，可借浇胸中块垒，诗也是宣泄心中块垒的孔道，因而汉语文学中茶、酒跟诗的关系向来亲厚。何况，茶香中有一片淡远余韵，好似诗心。汉字“渡”本身意味深长，其义横着过水，由此到彼，亦名亦动，直指佛禅，内蕴与联想空间极大。沈奇在谈及此作时说当“茶渡”二字偶然幸会跃然于心时，便惊喜仅此二字一词已近“元诗”境界，遂以此为题，顺其形质并茂衍生下去，当相互的攀扯和对话完成，一首别具风味的诗歌写就[9]。细察《天生丽质》的大部分诗作，几乎都历经了这样一个过程，特别之处在于《茶渡》是第一首，别有意义。《茶渡》不仅证明了汉字“茶”和“渡”自身的诗性，也证明了“茶”“ 渡”二字“碰撞”出的诗歌意外，而《天生丽质》之“质”，就是汉字本身的诗性根质。由此，沈奇从辞藻的选择上保证了古典诗美之现代重构的可能，以及个人风格的绰约——或将辞藻的遮蔽之美召唤出来，或通过辞藻确立一种崭新的诗意生命感，或以语言艺术使人与现实疏离而得以用更高的眼光来观看世界。如此，诗歌艺术一方面将人的深层体验和生命激情化为具体时空里的人事场景定格下来，一方面与“年岁”俱进，使言说本身处于不断超越自我的更新之中。由此，沈奇更探寻出汉语诗性的根柢，即字象思维图式。

围绕“字（象）思维”，学界曾以《诗探索》为主要阵地，在新世纪前后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讨论，持续近10年。对此，沈奇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可能与局限——关于“字思维”与现代汉诗的几点断想》一文中，提出“汲古润今”、以“字（象）思维”解决现代汉诗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断。沈奇认为：“石虎的‘字思维’说，对诸如新古典一路诗风，是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的。这路诗风所凭恃的隐喻系统、想象世界和抒情维度，仍与汉语文学传统本体保持着血缘亲情，故可以以‘字思维’为新的参照，更加深入地探究作为汉语诗性与诗意的源泉之汉字根性，在现代语境中再造与变构。”[10]由此诗学理念导引而出的《天生丽质》实验诗写，可以说是对这一重要诗学讨论的实践成果，且是几乎唯一成形态、成规模的文本成果。对此，陈思和先生敏锐指出：“《天生丽质》不是天籁之音，而是沈奇从他独特的诗歌理念出发，苦心经营而成的文本实验……把‘字本位’思维的创作方法进一步程序化，他精心策划了‘汉语字词思维’的三元素：题目—命名—记忆，三者合成一首诗的实验文本……沈奇在‘字’的意义上构筑起一个现代诗人的古典理想。”[11]

字象是汉字的灵魂，字象与其形相涵而立，是汉字的玄机所在[12]。当一个汉字映入眼眸，人首先感知的是字象，是线条的抽象框架和声音、形象所激发牵引的语言图式，然后才去复合字所对应的物象、事象，正是在这种音义幻化的复合表意中，字象有了意的绵延。而这样的绵延是内涵诗性的，字象意识与感知记忆的延展交织、瞬息变化，就是诗意本质的不可言说性。归根结底，汉字与其表现的世界是一种诗性“对应关系”：“汉字的世界，包罗万象，它是一个大于认知的世界，是人类直觉思维图式成果无比博大的法典，其玄深的智慧、灵动的能机、卓绝的理念，具有开启人类拥有的意义。汉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亦为汉诗诗意的本源。”[13]说到底，这得益于汉字形—象—道的诗性构造方式，是汉语诗美的根本发生机制。正是通过对这一机制的深层把握，《天生丽质》系列实验诗方实现了沈奇长期以来对母语文化、汉语思维模式和新诗艺术的融合性思考，并通过汉语新诗与母语文化传统的深层打通，确证了白话新诗的诗性本体地位和新的发展向度。

三、美的迷津：现代禅诗及其意境

近代以来，随着白话诗进而新诗的兴起以及西方诗歌的翻译传入，汉语古典禅诗的精神传承几近式微。但毕竟大潮之下不失潜流涌动，其间仍有沈尹默、宗白华、卞之琳特别是废名等现代诗人，周梦蝶、洛夫等当代台湾诗人以及当代大陆部分诗人，对现代禅诗的倾心探幽，别有贡献。作为台湾诗歌研究专家，沈奇分力现代禅诗、着力从汉字根性思考汉语诗性和新诗体格问题，完成其从诗人到诗评家再重返诗人位格的探索中，台湾诗人洛夫、周梦蝶等对现代禅诗的成功实践及其启发意义不容忽视。事实上，《天生丽质》正是沈奇在长期考察当代诗坛、拥有成熟文化视野和诗与诗学实践之后，从根本上思考并解决现代新诗问题的文本实验，其中以禅为契合，不仅实现了古典智慧与现代意识的多维互动共建，也证明了汉语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可以穿越时空沟通人的心灵之域的诗性真相。

诗禅相通是中国诗歌史的古老传统。达观禅师曾在《石门文字禅》的序文中深刻揭示：“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14]即在阐明诗与禅在精神本体上的融合互鉴关系。进一步说，禅为诗提供了一种体验当下、直观整体的生命境界，不假于外、超圣回凡的神妙智慧和真俗不二、心物同源的艺术精神。

先说以禅入诗的妙与趣。人生苦短，生命之“痛”与生活之“重”随时可能燎原，而引禅入诗可得禅悦、禅趣和妙悟，以消“火气”。比如宗白华“心中一段最后的幽凉/几时才能解脱呢？/银河的月，照我楼上。/笛声远远传来——/月的幽涼/心的幽/同化入宇宙的幽凉了。”[15]有天地与我为一的解脱之悦。洛夫“月落无声/从楼上窗口倾盆而下的/除了二小姐淡淡的胭脂味/还有/半盆寂寞的月光。”[16]有真俗不二的妙趣而洗心。沈奇的《天生丽质》也有很多“立处皆真”[17]的诗，比如《上野》《太虚》《禅雾》《野逸》《灭度》《提香》《子虚》《悉昙》《如焉》《野葵》《风流》《缘趣》等，在“唯三两麻雀/叽叽喳喳”“今夜 在高原/不洗澡 洗心”“一尊佛 从寺庙/走出 渴望爱情”“笑到最后的人/笑着笑着也死了”“提香的手/如云的无法”“行到水穷处/唯见‘机器人’”等妙语禅机里，盈盈然印刻着诗人智者的微笑、哲人的深省和禅家的喜悦。

其次，诗禅合一的静境美。洛夫认为“诗和禅都是一种神秘经验，但却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从生活中体验到空无，又从空无中体验到活泼的生机。诗与禅都在虚虚实实之间……”[18]沈奇善于以明净冲淡的语言，写澄澈秋水般的博览，复以天真性灵的眼光阅世观物、物我混沌、任运自然，表现一种源自生命根底的诗禅合一的自性之光。比如《静好》一诗：

牛粪边开满鲜花

石头上锈出图画

牛 无意养花

石头从来不说话

只是 偶尔

与路过的风说道

道可道 非常道

静好是最好的好

原本大家都熟悉的俗语“鲜花插在牛粪上”，经诗人以禅之力，赋予美的法眼重新观览后，探寻到生命自在的魔力。特别是，紧承的“石头上锈出图画”一句，以诗的逻辑打通人类历史、宇宙万象；“图画”即“文化”，是无数生灵随时代、运命、欲望在恒久无言的“石头”上演绎、殒灭后留存的一些符号和印痕。继而，看“风”的手继续开凿，而牛无意、石头也无语，而“道”更不可言说、不可思议，而最终“静好是最好的好”。在此，诗人以禅宗不脱离“有”而讲“无”的言荃，表达一种静寂超然的生命境界。“静”是绝弃苦患，“寂”是摆脱烦恼，“从来不说话”是一种“气和客众，心静如空”[19]，如此“静好”，表现了诗人立于红尘滚滚之当下，所持的一种优雅清净、超于象外的人生观。同时，在其它一些近佛近禅的“天生丽质”诗作中，诗人也不忘融入一些现代意识和生活实感，到达“万物与我为一”的静美和永恒。

最后，心物同构的不二法门。古今艺术皆讲究从心而发，以象写意，以心为源。“心源”在禅宗又名佛心，一指如来的悲悯慈爱之心，一指不执著于任何事理、人人本来具足的清净真如心。从客体之心到主体之心，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确立了以心传心、以心证心的传道方法和证悟路径。禅宗美学认为佛性和智慧皆人心固有，若悟得离思虑分别之心识，即是真知见，获真知见，即得佛心。从佛心到诗心，诗人要有才学涵养，方可吟咏性情。所谓“明心见性”，诗人首先得照见自然持存的朗朗万物，以纳入审美之境或写作之维；其次要培养感物寄情的文字功夫和诗美体验，以实现“比德”寄托、渐悟顿悟；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心性天真的人生追求[20]，因为自性有清净又有染污，天真可以使它去染得净、去污得清，时刻葆有一颗生动活泼的性灵之心。如此，照见—证悟—性灵，为诗禅无碍的同构法门，也是沈奇修持的“行解”。

总之，在感性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经验与超验相对胶着郁结的现代亦或后现代，人们面对世界和自身的分裂，希望以包括诗歌在内的语言艺术中介，去弥合某些裂隙和断痛。佛禅诗学对生命体验、诗美表达所持的适化无方的态度，以及主张诗人立足当下，从生命日常、自然物象中澄览宇宙流转之静美无限的言语倾向，无疑暗自契合了这一点。作为思想的修辞，《天生丽质》通过心物同构的诗语诗体从汉语诗性、字象思维之源头与渐已消隐的古典诗质照面，在随缘自适、简净明畅的诗美表达中涵咏中西、沟通古今，为中国诗坛奉献了一种笔随神具、气韵有致的禅诗之风。由此，从汉字根性入手，沈奇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作为诗的重心，建构美的内在与形态，不仅显露了一位诗者对语言艺术的不懈追求，一位诗评家对诗歌、社会及其与人类存在处境的意义与功能的探索，也昭示了当代汉语诗学别具一格的理念风貌和价值取向。

注释：

(1)谢冕：《中国新诗史略》，第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沈奇：《过渡的诗坛》，《文学家》1986年第5期。

(3)陈卫：《找寻路上风景 探究合理路径——沈奇1980年代以来的诗论与诗歌写作》，《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

(4)沈奇：《新世纪诗歌面面观—答诗友二十问》，《沈奇诗学论集I》第2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刘福春：《沈奇诗与诗学研究》，第34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6)龚奎林：《古典意境的诉求和文化记忆的追寻——对沈奇组诗<天生丽质>的解读》,《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7)笔者：《试论<天生丽质>对古典诗美的建构》,《商洛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8)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9)沈奇：《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10)沈奇：《可能与局限——关于“字思维”与现代汉诗的几点断想》，《诗探索》2002年第2期。

(11)陈思和：《字词思维·诗歌实验·文本细读——读<天生丽质>的几段札记》,《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

(12)石虎：《字象篇》，《诗探索》1996年第3期。

(13)石虎：《论字思维》，《诗探索》1996年第2期。

(14)李春华：《中国诗禅文化的现代传承》，《求索》2011年第7期。

(15)宗白华：《艺境》，第4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6)洛夫：《洛夫诗全集（下卷）》，第401页，苏州，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17)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第28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18)诗探索编辑部：《洛夫访谈录》，《诗探索》2002年第1期。

(19)董乃斌：《王维集》，第2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20)皮朝纲，潘国好：《诗心禅境了相依：禅宗诗学内容研究》，《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