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澄清为代表的“新人物派”的形成及其美学价值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文坛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以欧阳山为代表的“南国羊城”派，在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作者通过认真研读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郭澄清、并深刻分析其一系列作品，认真阅读近年吴义勤、朱德发、雷达、孟繁华、陈晓明、梁鸿鹰等众多名家对郭澄清先生小说研究成果，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以郭澄清、李准等为领军，以书写现实新生活、塑造新人物为主要特征，创作实践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五四”传统下成功构建了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文学，并产生了广泛的作家集群和社会读者效应，在客观上形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物派”。本文尝试回到文学的历史之中，从“地方路径”入手认知中国文学的全貌，分析和研究以郭澄清为代表的“新人物派”的形成及其美学价值。
一、以郭澄清为代表的“新人物派”
在论及郭澄清小说美学特征时，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山东师范大学著名资深教授朱德发先生生前曾经指出：郭澄清遵循“美的规律”在小说文本中所塑造的人物谱系，这应是郭澄清小说取得的不朽美学价值所在。朱德发文论最后说到：因此，当下的文学评论者或文学史家，在肯定孙犁小说的美学价值时切莫忘记山东文坛曾有位小说名家郭澄清，在确立郭澄清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时切莫忘记回观河北文苑独具丰姿的文学家孙犁，两者比较更容易显示出他们独特的文学史价位与艺术风貌。上述是我初读《郭澄清短篇小说选》的感受与体悟，贻笑大方。在论及郭澄清小说特点和地位时，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陈晓明先生在《革命叙事中的人伦价值建构》中指出：“郭澄清小说写得精练朴素，重在讲故事，语言简洁明朗，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与赵树理相媲美而别有趣味。赵树理的作品倾向于揭示社会问题，而郭澄清的作品则重乡村伦理的保持和建设。”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吴义勤先生在《在历史的缝隙中发现美》一文中也指出：“郭澄清先生的小说，文笔朴素，内容浑厚，没有华丽的铺陈，没有夸张的饰词，能以极为简洁的语言，自然生动的故事刻画人物的美，很有《聊斋志异》的特点。作为继赵树理、孙犁之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杰出代表，郭澄清的小说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中国小说艺术的重要范本，我们理应对他的小说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以还原文学史的真相。”雷达先生写到：“《篱墙两边》中的张大婶一心成全他人，而王二嫂，李三哥们则有点叫人想起《边城》里的人物的憨厚淳朴，郭先生文笔朴实，叙述从容，大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視角，使用最能让读者明了的笔法和带土风的语言。于是，读他的短篇，犹如晚饭后在田间地头听一位善言的老者讲古经。”资深教授魏建先生文论说：“郭澄清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无论和現代文学相比还是当代文学相比，都是相当一个时段中国文学非常优秀的作品。”资深教授杨守森先生文论说：“在‘前十七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郭澄清无疑是一位卓具艺术才华的作家。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叙事结构，尤其是在语言的文学性方面，都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郭澄清评传《风雨大刀魂》的作者黄书恺、高艳国则先生也认为，“郭澄清跨越‘十七年文学’和‘特殊时期’两个时期，并且是两个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尤其是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文学评论家更是将他与孙犁、赵树理称为那个时代的‘三驾马车’。他们共同构成那个时代一道质朴的文学风景线。”上述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郭澄清，特别是研究以他为代表的“新人物派”，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和开题前提。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有志之士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填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二、郭澄清自始至终坚持和倡导“新人物”写作
首先回到中国文学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现场”景观，1965年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郭澄清、李准、茹志娟、胡万春、金敬迈作为特约代表得到奖励并作了大会典型发言，郭澄清和李准两位作家因为成功创作現实题材的社会主义新人物引起了广泛赞扬。可见，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物派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客观事实。郭澄清先后创作了近上百篇讴歌新社会的“新人物”的短篇小说，并且今天读来，依然不失宝贵的文学价值。朱德发先生认为它们大都是完全可以传世的优秀佳作，其数量的客覌和文学性的描写自成一家。近年来，本文作者在反复拜读郭澄清先生的作品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郭澄清的小说创作已经是形成了他独特而成熟的小说文体，并在为当代文学做出了文体方面的积极探索和较大贡献。
难得可贵的是，郭澄清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都是作家精心设计的艺术选择，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旅行。郭澄清的全部作品有一个极至的显著特性，那就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反映那个时代中人伦和人情，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新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形象，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时代农村新人物大公无私、以社为家、爱社如家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因为他是农民作家，所以他自觉地将新社会新人物作为书写和塑造的重点；因为“关注现实、反映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总是体现时代之“新”。郭澄清先生自己曾说：“我愿意把亲眼看见的新人新事写出来，希望曾经教育了自己的事迹，再感染别人。”他的儿子郭洪志先生曾介绍说，父亲郭澄清先生特别重视小说人物的塑造，生前常常说：人物活了，人们看了信以为真，才行。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郭澄清总是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好人好事来写，用英雄模范的事迹影响人、引导人。新社会的新人物，始终是他作品的主角；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他创作的主基调。在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时，他讲到：“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才有资格歌颂我们的新时代、新人物。”郭澄清也曾介绍说：“县委领导以前曾经指出，你写的东西，有的见。”有鉴于此，在五六十年代，郭澄清就已经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文学三见”理论——“见事、见人、见精神”。这一精彩而充满智慧的文学创作观，至今让人有震耳启醒之感。是的，任何好的文学作品，感人的文学作品，必须做到“三见”，不仅见事，还要见人，更要见精神；文学作品必须会讲故事，具有故事性；必须反映人物，具有典型性；必须展现精神，具有高洁性。而这些，恰恰是他郭澄清几十年中一直坚守不变地书写社会主义“新人物”的方式方法之文学道路。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文论中指出：“郭澄清是一位扎扎实实深入生活的作家，是一位认定了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母亲的作家，是一位坚持了中国文学的作家，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家，因而也是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吴义勤先生也指出：“郭澄清先生是农民身上优秀品格的有力发掘者，他对农民主人公品格美、精神美以及勤劳、勇敢、正直、诚恳、无私等性格特质的表现，赋予小说积极而温暖的力量。”应当看到，郭澄清之所以着力书写新时代的新人物，是有着深刻根源的。因为他的一生，矢志不渝跟党走，从心底里热爱这崭新的新社会新生活，也从内心里热爱新时代的新人物，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郭澄清，郭澄清又开创了“新人物”的文学新时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门阎纲先生评价郭澄清时曾说：“郭澄清同志的小说《黑掌柜》，在1962年9月22日《群众文艺》上发表后，大家都说它好，经一位朋友的推荐，我也把这篇小说找来细细地读了，果然不错，在感动中受到教育。惊喜之余，就对着短短篇幅的铅字琢磨。”《黑掌柜》为什么写得这样好？阎纲先生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的《大公报》》上。60年过去了，《黑掌柜》先后收入《新文学大系》《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新中国60年中短篇典藏》和《大学写作》的范文。2021年收入《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短篇小说卷。由此可见，郭澄清、李准是名符其实的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短篇小说创作的领军作家。
二、郭澄清构建了自己的“新人物”美学谱系
郭澄清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从《黑掌柜》《茶坊嫂》《方方嫂》《公社书记》《嘟嘟奶奶》《男婚女嫁》，到《石再仁》《马家店》《篱墙两边》《社迷》《社迷续传》《小八将》等，先后成功塑造了新社会新生活背景下的数百位新人物，并且个个人物都鲜活生动，各具不同的人物形象特色，比较完整地构建了中国北方农村基层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的人物谱系，尤其是所呈现出的鲜明的人性之美特色，在作品中描写人物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达到了中国百年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壮观壮美。著名文学评论家梁鸿鹰先生文论郭澄清中写到：“读到郭澄清的作品，我的心灵深深受到震撼，我惊奇于作家写作技巧的成熟，感叹于作家思想情感的高尚，由此想到郭先生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对我们文学创作提供的诸多有益养分。”首先，我们有责任认真研究和发掘郭澄清同志作品中蕴含的张扬的思想价值。郭先生毕生赞美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作品所体現的思想內涵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值得大力弘扬和记取的，这也是郭先生创作最核心最可贵的品格。在他笔下，他鲜明地，反复地，不遗余力地张扬这样一些价值观：劳动最光荣（《公社书记》》），勤俭最高尚（《蹩拉气》），互助最可爱（《篱墙两边》），诚实最难得急公好义最可敬（《社迷》《社迷续传》），实在人不吃亏（《石再仁》）。郭澄清由衷赞美和谐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夫妻关系，在他的作品里吵架斗嘴争执分歧都是小误会小矛盾。鲁迅、茅盾笔下的农民是被压迫者，被后迫害者，他们善良勤劳淳朴，但麻木逆来顺受。在新社会，在郭先生的笔下，农民是扬眉吐气的国家主人。人们的心劲就是让日子更好，让集体更红火，让社会主义的路越走越宽广。梁鸿鹰先生最后说：“赵树理、柳青、郭澄清这样的作家具有的意义，不应该只是成为标本，供在博物馆里，让人们在开会时说起，而是学习他对文学的坚定信念，敢于克服各种困难，对创作万死不辞的精神，自觉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本文作者读了梁鸿鹰先生的文章，深受启发，再认真细读郭先生小说，发现郭先生笔下新人物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人物形象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一是思想观念新，二是行为作风新，三是精神面貌新。他们有些虽然是平凡人物，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有些还具有雷锋主义精神。以《公社书记》为例，郭澄清塑造了一个新社会乡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新形象。主人公项书记，虽然是公社干部，却让大家喊他老项，无论是外貌形象，还是举止打扮，都与一般群众无异，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体现了干部群众一家亲的理念。同时主人公不仅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而且还具有反对特权专权和渴望民主平等的现代思想。他的《黑掌柜》塑造了一个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基层经销工作者美好形象。《马家店》塑造了一个新社会新店员的新形象，展现了主人公马大爷的行为美和心灵美。《茶坊嫂》塑造了一个活泼开朗、一心为他人、人见人爱的新社会茶坊主人的新形象，也是一个“好军嫂”形象。《孟琢磨》塑造了一个勤于思考、一心为公的好社员形象。《高七》却塑造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另类“官迷”形象——一个敢于负责的农村生产队代理组长形象。《万灵丹》塑造了一个相信科学、绝不服输、靠事实说话的可爱女青年形象，《交接》塑造了一个扎根偏远地区、一心为民服务的好工作人员老杨的形象。《三访某大娘》塑造了一位鲁北地区堪比红嫂母性形象。《借兵》塑造了刘小兰这个当代穆桂英的良好形象：活泼、大方、幽默，更重要的是富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和“一盘棋”思想。《老队长》则塑造了一个虽然年轻，却经验丰富、成熟干练、连选连任的青年“老队长”大群形象。这都是“新人物”的重要标志。郭澄清书写“新人物”，重在书写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写出了农村人的心地之善、人性之美，几乎每篇作品都倾力描写人的正值善良品性，邻里乡亲的习性和人际关系，贯穿于其中的根本便是乡土中国农民做人做事的伦理价值。用现在的话来说，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著名文学评论家郑丽娜曾在《不该被遗忘的乡村记忆》一文里写道：“和赵树理等作家一样，郭澄清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下，也以自己含蓄的小说之笔来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研读郭澄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美学现象，那就是几乎在他的所有小说里，都毫无例外地描写了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互相关爱、彼此不分的优良传统。试问，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所提倡的吗？
四、郭澄清的《大刀记》成功塑造了梁永生英雄形象
从本质上来分析，《大刀记》中的梁永生应该说是一个崇高人性的审美形象，是一个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正大气象的英雄形象。一是他心中有阳光。主要是指梁永生等英雄人物身上始终充满正义感和浩然正气，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副令人可敬的高大正义形象。作品中多次书写梁永生的正大形象。“他那双豁豁亮亮的大眼睛，便立刻闪射出机警的光芒。这光芒，犹如一对利剑，刺穿了风沙滚滚的夜幕，投向可疑的地方。”这种正大形象，不是刻意的塑造和拔高，而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也是革命战士实践中自觉的养成。梁永生那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的风度，是由他那长期的艰苦生活磨炼和严峻复杂的战斗环境决定的，还由他担任的职务和责任感所决定。二是他心中有组织。主要是指他的心里始终有党，有党的领导和指引，有组织纪律和规矩。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由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军人。他每当想起这些，自然就会想起党，想起党的培养。三是他心中有群众。梁永生是难得的英雄，但是，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来自人民群众，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的英雄。在他的心里，人民群众始终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梁永生心中有群众，主要表现在善于发动群众上，做决策，非常讲究民主，善于集思广益。每次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他都尽可能多地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而且要求大家一定把意见讲完，谈透彻。四是他心中有智慧。梁永生是个大英雄，但他决然不是一个草莽英雄或鲁莽英雄，而是一个充满智慧，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英雄。梁永生战时的智慧，来自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凡事他都想个明白，问个明白。做出工作部署前，善于把握“两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有了上头的‘精神’，有了下头的‘底数’，大家伙再呛呛咕咕一讨论，那个‘今后咋办’的答案就出来了。”最能体现梁永生智慧的是战场上的用兵。譬如，那次林中战火中的支委会，面对前有拦敌，后有追兵的险恶形势，他不慌不忙，从容镇定，不仅带领队伍顺利脱险，还非常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形势，让敌人之间“接上了火”，自己干了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上级打击敌人气焰的要求，他与战友一起开动脑筋，想出了采用奇袭方式，通过与敌人“捉迷藏”，狠狠地杀了敌人的威风。正是这一“新人物”形象，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以致当时在全国形成了“家家收听《大刀记》，人人称颂梁永生”的生动局面。这也是其“新人物”形象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体现。在《大刀记》的文学叙述中，梁永生的艺术形像不尽达到了文学人物美学形像的完美成功，更是通过梁永生童年时期漫长的流浪苦难史，青年时期的流漓奔命拼命斗争史，把中华民族草茫英雄成长为民族英雄的过程，通过对梁永生心理描写的侠客文化叙述，上升为对梁永生心理描写革命文化的叙述，打破了《红旗普》等红色经典作品就事论事的简单叙述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把英雄叙述文体推向了艺术的历史真实性和可信服有机结合的新境界，使《大刀记》的文学叙述人物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英雄叙事的一个里程碑。
五、郭澄清文学创作中构建的小说人物美学谱系形成
郭澄清先生从1947年在渤海军区的《渤海日报》上发表散文、诗歌和小小说，解放初期在《渤海日报》《河北青年报》《天津农民报》《河北文学》《天津日报》等（见《郭澄清作品目录索引》，山东省图书馆编，1975年7月）发表文学作品，是在孙犁和康濯等前辈作家指导下写作并修改成文的。1955年郭澄清在《河北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名篇《郭大强》，引起河北与天津文学界广泛关注，《河北文学》专门刊发评论《<郭大强>为什么好？》。从此开始，郭澄清在逐渐形成着自己的文体风格。那为什么郭澄清拜孙犁和康濯为师后，又学习借鉴沈丛文的创作风格呢？主要是受了《大公报》责任编辑刘北汜的指导和影响。刘北汜毕业于南联大，是沈从文的高徒，郭澄清的名篇《黑掌柜》就是在刘北汜的指导下创作完成并发表的。1963年，郭澄清先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公社书记》是在严文井主编指导下修改发表的。这篇《公社书记》和1964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嘟嘟奶奶》，今天读来，依然深感亲切，仿佛读到了沈丛文小说的感觉，而郭澄清先生的《黑掌柜》中赵树理的作品的特点更为明显。郭澄清先生成长于河北文坛和天津文坛，孙犁、田间、康濯是他的进门老师，而严文井、刘北汜更是他的责编和老师，同时，赵树理的作品是他学习的标杆。当年，从河北和天津文学界走出去的小说名家更是占据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包括文学名家刘绍棠、郭澄清、丛维熙、浩然、张峻、尧山壁、申跃中、申身、方树民、韩映山等，都是起步于河北与天津。刘绍棠和丛维熙曾脱离文学十几年，浩然离开河北中进了北京，编辑《红旗杂志》，使得孙犁旗下的“荷花淀派”队伍大大缩水。但仍然有学者提出，“荷花淀派”可以把张庆田、郭澄清、贾大山等列入其中。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原因是郭澄清先生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是在学习借鉴了赵树理、孙犁、沈丛文创作风格后，如同李准的小说，逐渐形象了自成一家的文体和风格。更重要的是，在郭澄清的引导和影响下，形成了当代文坛的一支“新人物派”创作队伍，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作家群体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以郭澄清为代表，以河北申跃中、张峻、尧山壁、申身、张长森、牟崇光、王中才、张宝森、杨金亭等为骨干的河北、山东作家群。尤其是，这个短篇小说“新人物派”作家群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综合借鉴融汇了赵树理的山西乡土语言、孙犁的河北纯美语言和沈从文的湘西静谧语言，以反映时代新人和时代精神为己任，构建起新社会的新人物谱系，为繁荣当时的文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