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寻找自己，或那些看不见彼此的人
关于对未知的恐惧，或被诱惑
2023年上海书展期间，我的小说集《最后一棵树》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新书发布会，主持人走走问我：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很多小说，有种……她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或不好意思说出某个词，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接话道：“有种鬼里鬼气？”她笑，随即问我：你喜欢听鬼故事？
她的问题瞬间把我拉回了童年。小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听鬼故事的孩子，一边听，一边心里发毛，想象的潮水止不住地往外涌。若在晚上，听完故事我一定无法独自完成临睡前的所有工作，不敢去走廊里提洗脸的热水，因幽深的走廊最适合藏匿鬼魂；不敢靠近卧室窗口去拉窗帘，因窗外那片黑瓦房顶上很有可能飘浮着某个幽灵。这时，我就会拉上弟弟，诱哄他与我一起去走廊提水壶，一起进卧室，让他替我闭上窗帘。在一个比我小一岁半的男孩虚张声势的吆喝声中，我把自己裹进被子，而后，度过一个其实并无噩梦的夜晚。记得小学二年级时，一次父母去看电影，没带我和弟弟（因第二天要上学），临睡前，我坐在床上看母亲订阅的《故事会》，鬼故事不约而来。读完，合上杂志，突然发现弟弟已经睡着了，寂静无声的家，每一个角落都令人怀疑：也许墙角边飘浮着无常鬼，窗外藏着大头鬼，屋顶挂下吊死鬼……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竟突然撞开家门，冲出走廊，冲下楼梯，一步跨上路灯闪亮的大街：还未打烊的夜间杂货店里人头攒动，两个女人因抢购最后一包红枣而发出尖锐的谩骂；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青年站在街边，一手提着正播放“靡靡之音”的四喇叭录音机，一手捏着一根抽到一半的大前门香烟；三五个街头少年开启了一场来历不明的斗殴，扭在一起，发出哀嚎与啸叫……这就是令我感到安全、不再恐惧的真实人间，乌烟瘴气、飞短流长、声色犬马、鸡飞狗跳。
一位邻居大妈恰好下班回家——她是夜间杂货店营业员——朝着街对岸的我喊：哎哎，你怎么在这里？赶紧回家，夜里在街上溜达的都是不三不四的人……天晓得，夜间杂货店打烊时间是七点半，才七点半啊！如今的晚上七点半，夜生活还未开始，小白领还在地铁上往家赶，夜宴刚准备好，盛装的客人正纷至沓来……可四十年前的那个孩子，却为了逃离某种幽闭的恐惧，一头撞进了她的人间夜色。
我忘了有没有应答大妈，只记得在近乎辉煌的街灯中，一溜烟奔向了一百米外的电影院，在电影散场的人流中搜索到我的父亲和母亲。
那是我对“恐惧”最深刻的一次记忆。但恐惧没能阻止我继续聆听或阅读鬼故事，它们持续诱惑着我，令我心怀畏惧而又蠢蠢欲动。后来某一天，我和已经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一起看连续剧《聊斋》，屏幕里的窈窕淑女突然变成厉鬼，我很没担当地把脸藏进了儿子背后。他端坐着，目光丝毫未离开屏幕。我问：你不怕鬼？他说：鬼是假的，有什么好怕？我又问，那你怕什么？他想了想：我怕晚上出去，外面有强盗、骗子，还有杀人犯……他的恐惧很现实，我的恐惧却虚无。于是我再问：你见过强盗、骗子，或者杀人犯吗？他摇头。我有些明白了，可能我们的恐惧还是一样的，恐惧的是未知。
自从成了写作者，我都在努力设造想象中的人物，尽心编织一些逻辑完美的故事，然而，我总是发现自己捉襟见肘，因我无法获知所有事物的真相，无法准确解读他人的内心，哪怕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我也未必知晓他（她）那一刻的思虑。快乐与悲伤的一线之隔，热爱与厌弃的瞬息万变，诱惑与恐惧的纠缠较量，究竟在哪一个瞬间，混沌的世界，以及混沌的人类，就从此岸到达了彼岸？
倘若世界是一座冰山，人类所能看到的只是露出海面的那三分之一，沉潜在海面之下的那三分之二便成就了我的想象，亦成为我探索的目标。是写作给了我一把钥匙。当我用这把钥匙打开通往真相的大门时，我看见的也许并非标准答案，但一切可能，皆在笔下。
关于被打碎的故乡，或被拼接的记忆
我是在海边小镇长大的。小镇离东海3公里，海岸线漫长，却没有金色的沙滩和蓝色的海水，长江入海口的泥沙让海水呈现出泥浆的颜色。在我的记忆中，大海是浩瀚而灰暗的，像一个沉闷孤僻的中年男人，因为人迹罕至，又多了一些神秘。我的小镇在与海的若即若离中显示出与江南古镇不甚相似的气质，尽管小镇上布满了江南古镇典型的白墙黑瓦建筑，以及窄窄的青砖小街。但这里的河流更宽阔，因为临近大海；这里的居民更大胆蛮横，古老的水上交通带来了众多外来人口，一方土地的规则总是在更新中。又因紧靠大都市，受到时尚与潮流的影响，我的小镇显示出更复杂的层次，也许是海洋文化、都市文化、小镇文化、农耕文化的衍伸交集。我早期的小说大多来自我的小镇，但我从未把自己的书送给小镇上的老邻居或老朋友，怕他们对号入座。也许我的小镇邻居们并不在意，于他们而言，生活就是由衣食起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组成，他们忠诚于生活本身，只是在文学世界里，我更愿意看见的是：夭折并不能阻止人类繁衍，病痛也不能打击人们的生存希望，情伤不能毁灭人们对爱情的向往，所有的苦难都不能磨灭普通人对生活的忠诚。
我的“小镇故事”，大多来自我的记忆库，新的细节是时常从母亲、家人或者老同学那里得来。记忆本身，也许只对拥有这些记忆的人自己才有意义，但变成文学作品，好像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意义。打捞记忆的过程，有时候像侦探破案，找到蛛丝马迹，不断有新发现，或许没有结果，但有很多的方向和可能性。
记得初中一年级时，一天放学，两位来自农村的男同学口渴，要去与学校一街之隔的我家喝水。他们跟我来到居民楼的三层，一眼看见走廊里的自来水龙头，立即决定不喝热水瓶里的开水，而是直接把嘴凑上水龙头，咕咚咕咚喝起来，之后抹着嘴巴离开了。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发育不良的瘦小样子，以及有着白色虫斑的黝黑面孔。几十年后，初中同学聚会，两个在我家喝水的男生来了其中一个，聚会地点就在我童年小镇的海边。提起诸多往事，我惊恐地听到一个消息，当年来我家喝水的另一个男生，竟被描述为小学五年级时掉进沟渠溺水死了。不知是我的记忆错位，还是别人的记忆错位，导致那个来我家喝自来水的男生一年前就已溺死于沟渠。彼时，我们正在一家临海餐厅吃饭，我耳朵收揽着同学们的话声，眼睛却看着窗外的大海：泥浆色的海水翻腾出一种近乎令人沉沦的浩瀚与灰暗，像一个沉闷而孤僻的中年男人。
有时我会迷恋去打捞那些对故乡、对旧人缺失的记忆，迷恋去拼接那些记忆碎片，让往事重归完整。尽管并非事实的完整，但谁又能否认，那或许就是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完整呢？也许从古至今，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空间的关系皆为偶然，而每一种关系的变异，都是万物自然乃至人类所要经历的必然。这不就是文学的魅力吗？
关于寻找自己，或那些看不见彼此的人
年轻时候，我经常充当自己的“巫师”。比如某日收到一笔比预料中高出不少的稿费，而这天我穿了一件红色衬衣，于是，这件红衬衣就被我默认为“财运”服。或者，一天我得了一个小小的奖，而我碰巧把素来习惯戴在右手的手链刚换到了左手，于是我的左手就被我暗称为“幸运手”。仿佛我一下有了捕捉生活好坏的能力，能预测命运兴衰的走向。时而我的胡乱联系与莫名想象令自己患得患失，甚而自我鄙视，可依然会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的“上帝之手”，为无法解决的困境与矛盾，为不能控制的前景与未来，为难以掌控的诡异遭遇……
前段日子，市面上流行起MBTI人格测试，我参与了测试，结果令我惊讶不已，一个被几乎所有亲友同事认定为开朗热烈激情有余沉静不足的近乎喧嚣的人，竟是一个“I人”。I代表内向，内向哎，可我不该是那个外向的“E人”吗？我一边深深怀疑，一边却暗自高兴。说实话，我真的有些喜欢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其实我早就擅自决定了，把身上所不被别人发现的内向看作是某种内在的深刻，这种自我暗示的效果是，我对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的身份终于深信不疑。
然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也许寻找自己以及寻找“他人”，一直是我的“人生大事”，亦一直是我文学创作中乐此不疲甚而从一而终的主题。
十多年前，上海世博会首次设立残疾人综合馆“生命阳光馆”，因为要采访智障者和残疾人，我经历了这辈子从未有过的感官体验。那是一个叫“盲人体验”的项目，工作人员带我进入体验区，踏入那扇门的瞬间，我身陷无边无际的黑暗。作为现代人，我们无从体会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即便没有灯光的夜晚，也有星光和月光，我们总能凭着依稀的形和影有所参照。可是在盲人体验区，没有任何参照，我站在原地，不敢举步，感觉往前一步就是深渊。彼时我想，我大概知道了什么是“黑洞”。
工作人员提醒我伸出左手。左手探出，立即触到一面墙体，天呐！我以为四周什么都没有，以为我身在无依无靠的黑洞中。可在绝对的黑暗中，连伸一下手都是恐怖的，脑中充满了不可把控的危机感。之后我扶着墙，极其小心地迈步，抬脚，探索着往前，满怀恐惧，感觉每一步都会踏空。在那个世界里，我成为一个睁着眼却只看见一片漆黑的人。
忽然我听见声音：呼喊声、吆喝声、皮球的撞击声。工作人员开启一盏灯，一群少年在星光下踢球。他们听着球飞来飞去的风声和伙伴们相互之间的吆喝声，传球、射门，扑球……倘若没人告诉我他们是盲人，我实在无法相信，一群没有视觉的少年可以把一场球踢得风生水起。
从“黑洞”出来，重见光明，我有种死而复生的后怕。踢球的少年们是怎么活下去的？倘若他们说出内心的感受、爱与恨、幸福与悲伤，我能理解吗？而他们又怎样体会常人眼里的色彩与形状，光亮与黑暗呢？我们无疑无从获知彼此的世界，亦无法走进彼此的黑洞。
文学不是医学或生命科学，于我而言，这并非技术问题，而是灵魂问题。或许，让那些看不见彼此的人懂得彼此，正是文学之根本意义最深沉的一支脉络吧，就像我后来创作的一系列与疾病和残障相关的小说：独自抚养失智孩子的单亲妈妈、用手感知“美”的盲人按摩师、“临终医院”里竭尽所能地活着的老人和护工，当然还有上下求索的都市众生，他们（她们）也许只是患了某种不可言说的“暗疾”。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替他们（她们）突破困境，达到自我实现，但我想要进入他们的精神深暗之处，寻找那些幽微的梦想，或者，以披着荒诞外壳的浪漫主义，去实现他们（她们）个人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