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一个关于童年的故事。在我的童年故事里，乡村电影放映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行当，它不仅是父亲的职业，也是我的第一份兼职。记得三年级暑假刚学会骑自行车，我便跟着父亲走村串巷去放电影。他穿着乡下不多见的白衬衣、青西裤、黑色凉皮鞋，梳着考究的小背头，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车后驮着长江牌放映机、扩音喇叭、汽油发电机；我则骑着刚好能够上脚蹬的凤凰女式自行车，车后驮着两部12毫米电影拷贝和一块电影幕布。我们一起穿过石子嶙峋的乡村公路、泥泞的乡间小道、狭窄的田埂……去的时候，夕阳西下，炊烟翩跹，柴火饭的香味一阵阵吹来，人们都追着我们俩问今晚放的什么片子，父亲见到小孩子们总是乐呵呵地回答“打仗抓坏人的片子”，碰到大人便停下来发支烟，遇到漂亮的阿姨婶子还会调笑一两句，引来一阵嬉闹，这个时候我总是红着脸飞快地骑着车跑到前面去。回的时候总是深夜，寂静的乡间小道上只有我们自行车霍落霍落的声响和两支手电筒发出的光亮。

90年代初的露天电影，还是风靡乡村的时髦东西。谁家有喜事，都喜欢在自家门口放上一场电影。选一块晒谷子的大场坪，撑两根竹篙支起一块银幕布，挂上大喇叭，然后量上40步的距离（换成我，一般是70步），放上一面八仙桌，长江牌电影机放在桌上，前面是12毫米电影拷贝，后面是空盘。一部电影一般有三卷拷贝，中间换拷贝的时候，便隆重介绍谁谁谁家乔迁或者新婚之喜，特奉送电影一场，以酬谢乡亲云云。场坪里人山人海，片子好看的时候连树杈子上和房顶上都是人。总之，每一场电影都是乡村大狂欢。

后来，农村里慢慢都通上了电，电视开始普及，VCD、DVD也渐次出现，花一块钱便能租一张影碟、看好几部香港动作片。乡村电影慢慢凋零，父亲也慢慢凋零了。而我茁壮成长，考上大学，参军入伍，远离家乡，安居北京。电影依旧是我业余生活中的不可替代。3D观影、杜比影院、环绕立体声，各种条件的加持，让看电影变成一件精致且昂贵的事情，我还是怀念那块乡下码着草垛的晒谷场，那台时不时卡壳的长江牌放映机，那种席地而坐、心无芥蒂的畅快，那份由电影带来的对外面世界的憧憬……

这篇小说的写作始于2021年，原本只是藉此怀念故去的父亲以及同样远去的童年。石匠、代课老师、嘉陵摩托、杂货店、礼堂、供销社……儿时的记忆被拔开了塞子，来势汹涌，泥沙俱下，因为没有节制，小说写到后面便收不住口，成了结结实实的烂尾工程。此后两年，我时不时从E盘里翻出它来看一下，像一个蹩脚的赤脚医生面对疑难杂症，除了摇头也别无他法——但我并不甘心，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作品本就寥寥，更不允许浪费。

再一次鼓起勇气把稿子翻出来，是在鲁迅文学院的509宿舍。2023年9月，鲁院第44届高研班开班，对于现代文学馆C座后面那幢六层回形建筑，或许这不过是迎来的又一批过客。可是对于我们，尤其是像我这种行伍出身的业余作者，在这里度过的三个半月有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幻感。这里宽松、自由、畅快。车水马龙、行色匆匆属于外面，这里是大隐隐于市的桃源。院子里有个小花园，鲁迅、丁玲、茅盾、巴金等文学巨擘的等身雕塑无论冬夏始终坚守，你可以趴在他们肩膀上来张合影，也可以随时与他们来一场平等的文学对话。鲁院的一棵白杨树、一根南瓜藤似乎都是为文学而生的，更不用提那些喂饱过一大群茅奖鲁奖甚至诺奖得主的食堂大师傅，还有那些清晨帮我们收拾宿醉残局的保洁大姐。同学中有大刊编辑、文学博士，也有警察、水手、记者、护士，有横扫科幻届的大牛、日更万字的写手，也有粉丝数十万的博主、拍大片拿大奖的导演，大家各有来头，却彼此赤诚、心无芥蒂。我们时常为一篇小说、一个观点争得就差跳脚骂娘，可彼此心知肚明：我们是天南海北精挑细选出来的同类，没有谁比我们更适合放在一个屋檐下了。

我也不知是哪一堂课、哪一个老师的哪一句话点醒了我，或者是哪一个同学发表或获奖的作品刺激了我，让我把存在E盘的小说残稿翻出来重新结构，总算让它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小说写完后我忽然明白：我们来鲁院，不就是来寻找那份遗落在童年的天真和美好吗？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同他的故事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在于你所有的经历都不会白白浪费。那些痛苦的过往值得书写，那些遗失的美好同样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