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升起来，红红的
小说的开篇是班主任唐永义的最后一课，他讲的是农业基础课，如何养猪。然后下课铃声响了。唐老师说，这个学校你们以后可以不用来了，又说因为散伙了，多少应该有个仪式，然后就掏出了口琴吹了一首《送别》，吹得不好，下面的学生也无人能听懂，那是上一代的歌。突然有人问，那么我们文凭证书有伐？（那是坐我后面的女生问的）。回答是没有。又有人问，那我们到底算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回答还是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我记不清是谁了，或许就是我自己）。
这个场面基本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德高望重的女教师，她也不会吹口琴。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是一九六九年入的中学，然后在有个泥泞大操场的学校里混了四年（所谓的新三届）。那个时候读书只要上课不讲废话，大概就可以拿一百分。我的中学成绩报告单居然还在，有不少一百分，如果是九十几分，老师的评语一定是上课有讲废话现象，或者是讲废话的习惯仍然存在。成绩报告单我仍然留着，我想它或许具备了一定的史料性。
前些年是上山下乡一片红，也就是说，凡是出了校门基本上都要上山下乡去。到了我们这一届，政策的变化是按档分配，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次，去哪里，要看兄弟姐妹，以及父母的具体情况。那时的分配政策好像叫四个面向。我没有搞清四个面向究竟是什么，反正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里弄生产组、外地工矿、上山下乡的都有，上山下乡还有近郊远郊之分。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现在看来，这种复杂的游移不定的状态恰恰滋生了文学。
我是近郊农场档，因为是长子。长子务农，这个赖不掉。不过本人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体弱多病，老是住院，当时如果家人力争一下，去学校吵一吵闹一闹，再往上通通路子，送点礼，比如烟酒什么的，或许也有留在上海的可能。不过即便留在上海，也多半要去里弄生产组。因为照顾身体而留上海，这个档次实在是太软了，哪比得上人家硬档。大哥黑龙江，大姐云南，二哥贵州，二姐江西，那么他当然是可以留在上海，去大国企，钢厂，自动化仪表厂，任何他想去的厂。那里有很好的伙食，下班后还可以在大浴池里泡澡，舒服极了。而生产组，想起来就头皮发麻。在我居住的这个新村里就有生产组，老阿姨们从早干到晚，她们嘻哈着，不停地做手工活，把一片片的碎布拆成细纱，又把细纱装在筐里，生产组的门前永远摞着满是细纱卷的筐。
有人告知我，我的班主任为了争取让我能留上海已经哭过了，这个传言让我难受极了。班主任老师满头白发，在任何时候，她都是挺着腰板昂着头进校离校。四年来，她教给我们最多的，就是如何在乱世中保持尊严。
记得那次我一夜不睡，早上母亲起床，见我趴在桌上写决心书。决心书写在大红纸上，一张不够，还加了一张。我母亲说我是疯了，如果不写决心书，按档分可以去近郊，而这么一写去远郊也未可知，甚至会去外地，命都不要了。后来我还是去了近郊的崇明农场，反正就是想离家远去，哪里都可以，因为父亲在受审查，家里的氛围真是太压抑了。
毕业后就是等通知，反正都已经入档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想头了，整天就是玩。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人生的节点上会无比地焦虑。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老天爷就是了，没心没肺的样子。过过，大家就散了，各自在预设的轨道上走向宿命。我在下乡的那天早上，看到平时的一个玩伴在街边卖大肉粽子，他是分配到了副食品公司，忘了是不是买了他的两个大肉粽子当早点吃了。
小说表现的是群像，总是感觉有太多的东西想装进去。基本上写了七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人生走向。这些人物里一定会闪烁着本人的影子。有一个情节差不多是写这部小说的原动力，就是他们想拍一张集体毕业照，但是无论如何凑不齐，各种梗，即便凑齐了到了照相馆门前还是拍不了。后来某人到了晚年了，在梦里都在想拍毕业照。
那次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小视频：高中生毕业舞会前，男生持着鲜花羞涩地去约他的漂亮舞伴。门开，阳光照在男孩女孩的脸上，玫瑰色的。花样年华，如此美好。我注意小视频底下有年长者的留言：我的青春在哪里？当时看了很难受。后来在写的时候，会时时想到这个小视频，还有那句留言。
上海是个滩，没有山。西郊的长风公园有个铁臂山，其实那不过是个大土堆。不过我们就把它当作了山。离校后，去过那里几次，坐在半山腰上野餐，抽烟喝酒，啃鸡爪子鸭脖子，打牌，疯疯颠颠地学狗叫。山下是人造湖。有很多小船静泊在岸边，如同在积蓄能量，好去远航。渐渐地就喝多了，想睡了，天也完全黑了。这个时候月亮升了起来，有一次它居然是红红的，很有意境。我是想说，无论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景观。
《毕业季》的发表，意味着“青春三部曲”完成了。第一部《怪鸟》多半写了童年，第二部《培训班》写了艺术院校和农场，这三部小说都带有一定的自传性，那么从“三部曲”的故事时间轴上来说，《毕业季》算是一个补叙。回首凝视，又絮絮叨叨地写了下来，但愿这些文字多少有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