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无论培养的是“在固定园地上耕耘的农夫”，还是“在广袤原野骑马闯荡的游牧者”，这两个实践路径都是当下中国式创意写作的有效探索。

多年以后，从创意写作发展史的视角回望2023年，我相信会有两个大事件给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在华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该联盟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九所“985”大学的相关创意写作机构联合成立，是一个全国性、学术性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指导单位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处设立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另一个则是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揭牌仪式暨“2023·中国创意写作再出发”高峰论坛，来自中国作家协会、高校、企业、媒体等单位的近百人出席了活动，见证中国创意写作再出发。

在我看来，这两次会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异常深远。不知是不是巧合，华东师范大学等九所“985”高校所共同组成的“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恰好基本上都在实践着“创造性写作”的理念，实际上在进行的基本上是创作人才的培养。而成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的上海大学，及其参与会议的绝大多数高校，基本上都在实践着“创意写作”的理念，实际上在进行的是创意人才的培养。也即是说，这两次会议有意无意地代表了当下中国式创意写作实践的两个基本路径。

创造性写作还是创意写作？

我曾提出，创意写作诞生之始，就决定了它追求实践的品性。创意写作的实践品性决定了它坚韧而绵长的生命力。也正是创意写作的实践品格，成就了其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动机”的地位。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当下的中国创意写作实践已经出现了两个实践路径：一个是主要培养包括作家在内的创作人才，主要面向依然是文学；一个是培养创意人才，主要面向文化创意产业。而这两种探索路径对应的恰好是对于欧美creative writing一词的两种内涵不同的译介：创造性写作和创意写作。

查阅词典可知，对于creative writing的翻译，创造性写作和创意写作这两种都是正确的，创造性写作和创意写作的名称使用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即便是在同一所大学，也时常会两种名称混用，但混用并不等于随意，两者似乎也并没有“通约”。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命名意味着合法性，也反映出不同的思维定势。使用创造性写作无疑是为了更加强调“创造性”这个特质，从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所刻意强调的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是如此。而使用创意写作则是为了强调这个学科或者专业的面向是文化创意产业而不单单是文学。看似只是简单的翻译名称差别，背后实则是不同的思维定势和价值观。毕竟，面向文学的creative writing和面向创意文化产业的creative writing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新时代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学产业也是创意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尤其是网络文学兴盛以后，文学作为产业的面向被一再突显。但在主张创造性写作这一面向的人看来，文学是不能被作为产业的。即便文学可以产业化发展，毕竟也只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小部分，是处于最基础的底层创意经济。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面对同样的欧美创意写作资源，为何在当下中国会分化为两种实践路径？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深厚的纯文学传统。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变革，再加上新时期以来文学在书写形式上的探索，让纯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佳句偶得、文学天授的创作理念也让传统文学不断成为少数人的事业，从而导致了纯文学小圈子化倾向。而事实上，无论是新时期文学还是新世纪文学，文学的小众化和精英化并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审美期待。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文艺为人民是一条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呼唤着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广大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但这并不能轻易改变那些还持有精英文学意识群体的固有观念。他们不能相信和接受创意写作的核心理念——文学可以传授，创作人人可为。

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虽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还不像欧美那样发达，尤其是文学作为产业的观念还不能深入人心。许多人可以接受电影工业化，却无法接受文学产业化。即便是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和韩国的电视剧、日本的动漫、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并置的四大全球文化现象，并已经构成当今中国影视转化的最广泛的文学基础，日益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好范本，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形象越来越有着非同凡响的价值和意义。面对网络文学在国内的迅速崛起和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普通百姓和知识精英的反应并不同步。当越来越多的网民热衷追更网络文学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追看根据网文改编的影视剧的时候，一些知识精英却并不看好网络文学的未来，且对于这种基于新媒介传播的文学体式提出了批评。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漫长的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之后，今天事实上已经跨入创意时代。在创意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引擎。而这个产业所亟需的是大量能适应创意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创意人才。当下，能直接培养创意人才的学科专业并没有多少，而创意写作是最能满足这种人才培养需要的学科。

“农耕者”还是“游牧者”？

如果把创意写作对于创作人才的培养的一面，看作农耕时代紧盯着一小块文学之田的深耕细作，那么，对于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面，则可以看作是创意时代面向无限广阔的文化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如果说前一种面向，培养的是在固定园地上耕耘的“农耕者”，那么后一种面向，培养的则是在广袤原野骑马闯荡的“游牧者”。这一点，似乎也是越来越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共同看法。

最典型的坚持农耕式培养理念的还是作家莫言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

自鲁迅一代巨匠肇始，北京师范大学历来有深厚的文学培养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走出了莫言、余华、苏童、迟子建、刘震云、陈染等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与诗人。为赓续传统，北师大于2013年5月正式成立国际写作中心，由莫言出任中心主任，教授、诗人张清华担任中心执行主任。十年来，北师大文学院与国际写作中心密切配合，招收了各类文学创作方向的硕士、博士百余名，通过整合优秀资源、创新课程体系、优化培养模式，北师大也确实培养出了大量文学创作人才，在学科建设、国际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卓著，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上，文学院副院长张莉代表北师大同人再次坦陈文学教育的愿景：“我们特别希望的是，从这里不断诞生具有文学审美能力的人，北师大的文学教育培养作家、学者、编辑，但最为重要的是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培养具备人文教养的人。”按照张莉的观点，北师大创造性写作的教育倾向还是培养文学的“农耕者”。

但一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大学的整体。大学文学教育的丰富性即在于各种观念的碰撞，各色人等理念的混杂。同样是在前述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的成立大会上，评论家李敬泽在宣读完中国作家协会贺信之后，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之中会出现伟大的作家，这很好。但从你们之中诞生很好的影视编剧、互联网从业者、人机对话的设计者、脱口秀演员等等，也都是应该的事。因为你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个无边无际、没有界限和藩篱的原野。创意写作未来的天地无限广阔，等待着我们这些像骏马、雄鹰一样的年轻人去奔跑和飞翔。”很显然，在李敬泽看来，创意写作培养的可能不只是在固定园地上耕耘的农夫，更是在广袤原野骑马闯荡的游牧者。

无独有偶，张清华也特别赞成“游牧”一说。他认为，创意写作是一个溢出了传统纯文学写作的新概念，在ChatGPT威胁文艺创作的时代，人才的培养必须是一种全方位的“出走”：“不同专业的师生游牧到这片天地，同时这一领域的师生要出游到其他领域中去，未来适应社会各个层面的就业需求，这是创意写作的新意，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更为直截了当的看法则来自教授、诗人杨庆祥。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句话——人人皆可创作，这句话在杨庆祥看来是对创作合法性的最早认证，“与此同理，人人皆有自由表达和书写的权利和能力。表达和书写的能力虽有关天赋，但也需要系统的训练和严格的锻造，这是我们成立‘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的重要动因，也是联盟秘书处设在一个著名师范大学的原因。”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的何平，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上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假如驻校作家是刘慈欣、马伯庸、麦家，我们的文学课会不会发生变化？”何平观察到，在时代背景下，除了精英化的思路还在延续之外，文学教育正在发生分层与分众。与北师大、复旦、人大、北大等高校不同，大多数开设写作学或创意写作专业的院校采用了不同的文学教育方式，在何平看来，这可能培养的是关于文字的产业工人。在教育对象、文学生产环境和文学产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技术支持媒介也必然地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当然也关乎着现实问题，何平说，“如果我在南师大做这样的创意写作，肯定没有这么多资源像北师大、复旦、人大、北大一样去做，我该怎样做适合我们自身条件的文学教育呢？”

的确，创意写作教育到底是面向文学创作还是创意文化产业，需要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定。无论是培养文学创作人才还是还是创意人才，无论是培养包括作家在内的文学创作者，还是培养包括游戏脚本在内的文化创意者，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正如吴景明所说，中国正走在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环节，好像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活化石，只有中国能同时涵盖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网络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当下的中国社会面貌复杂多样为创意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期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书写这个伟大的时代，来书写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所以，无论培养的是“在固定园地上耕耘的农夫”，还是“在广袤原野骑马闯荡的游牧者”，这两个实践路径都是当下中国式创意写作的有效探索，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待两条路径的探索都能“美人之美”之际，便是中国式创意写作实践的殊途同归之日，也是创意写作和创造性写作“天下大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