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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米兰·昆德拉:在“无谓的盛宴”中告别
来源:文艺报 | 张迎旋  2023年07月21日08:21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寻找完美赋格曲

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因久病逝世,享年94岁。他是捷克裔法国籍作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Bron)。昆德拉的父亲是钢琴家和音乐教授,昆德拉在少年时代学过钢琴和作曲,有着很好的音乐素养,这也成就了他日后的写作风格:用一种谱曲的方式写作小说,为了将哲学、叙事和理想谱进同一支曲,他的小说格外讲求内容和主题之间的旋律配合。用欣赏古典音乐的方式读他的小说,你会发现他达到了不同要素间的平等和整体的不可分割,就像一支完美的赋格曲。

青年时代的昆德拉曾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和布拉格电影学院电影专业,1956年毕业后留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教授世界文学。他在1960年出版的《小说的艺术》于1964年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1975年他和妻子流亡法国,1981年成为法国公民,2019年重获捷克公民身份。1984年,昆德拉发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成为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以编年史的风格描述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期间的种种困境。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2011年,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入选法国七星文库,他成为唯一入选的在世作家。昆德拉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虽然据说曾获得六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能获得此项殊荣,成为许多读者的“意难平”。

1983年,昆德拉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到:“我一生的抱负是将最严肃的问题与最轻盈的形式结合起来。轻浮的形式和严肃的主题相结合,立即揭开了我们戏剧的真相,以及它们可怕的微不足道。”米兰·昆德拉在用第一或第三人称讲述故事,却能营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效果。故事的发生与作家的写作、读者的阅读同步进行,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共时状态,从而使作品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感,有种切肤的“现场直播”式的在场感。

重复与永恒

从《笑忘书》(1978年)开始,昆德拉小说的政治性因素就一直减少,直至消失。昆德拉喜欢在广阔的哲学语境中思考政治问题。李欧梵曾称赞道:“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不愧为世界文学的一位大家,足可与马尔克斯媲美。”《新闻周刊》也评论道:“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上世纪80年代,“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一度成为流行语,米兰·昆德拉对中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他让中国作家们从关注群体到关注个人自身。在他的作品中充满很多极具讨论价值的问题,而且笔触深刻。比如,“永劫回归”的观念,这一理念发源于古埃及时代,也是印度哲学的重要部分,古希腊和斯多葛学派等也接受和发展了类似观点。一些中美洲文明(如玛雅和阿兹特克)也将其视为其哲学和宗教中的核心观念。在现代西方,随着基督教的崛起,永劫回归的观念被基督教神学世界观所取代。19世纪中期,叔本华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这一观点,即物质以同一形式反复出现于循环性的时间。尼采对永恒轮回的概念进行了哲学反思,从而使这一概念再度复兴于西方哲学:“万物方来,万物方去,永远地转着存在的轮子;万物方生,万物方死,存在的时间永远地运行。”宇宙间的能量是不灭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有限的力在无限的时间中运行,必定能重复出现。虽然这种重复的概率几乎为零,但是如果有无限多的时间,就一定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昆德拉认为:“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担的原因吧。”

但是“迷途漫漫,终有一归”,在他看来,“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却可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以曾荣获意大利最佳外国文学奖的《告别圆舞曲》为例,这部米兰·昆德拉重要的小说代表作,于1969到1970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完成。该小说以苏联入侵布拉格为政治背景,通过小号手、美国商人、疗养院护士和获释囚徒等8个人物反复曲折的爱情故事,在哲学层面深刻探讨了诸多人生繁杂矛盾的困境和难题:人配在地球上生存吗?难道不应当“把地球从人类的魔爪下解救出来”吗?形式之轻和主题之重的结合揭示了人类的自欺欺人:“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越远。因为人们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思考从来就不是阻碍自己进步的原因。思考的目的在于找出自身的弱点并在实践中改正。想太多而不做,或是不想而假装接受,这才是上帝发笑的原因,因为这种思考,叫做自己骗自己。”

“听凭内心的引导吧”

在用法语创作之前,昆德拉用捷克语写的最后一本书是出版于1990年的《不朽》。这部让海明威和歌德在天堂相遇的作品好评如潮,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数周之久。在这部作品里,他的呼唤振聋发聩:“没有一点儿疯狂,生活就不值得过。听凭内心的呼声的引导吧,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像一块饼似的在理智的煎锅上翻来覆去地煎呢?”自此以后,他的作品更加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意味,从题目就可窥见一斑:《缓慢》(1995)、《身份》(1998)和《无知》(2003)。比如,他在《缓慢》中的精辟见解:“我一直认为,文字是慢的历史,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生活得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

昆德拉自2000年起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直到2014年他公开发表了以法语撰写的最后一部小说《无谓的盛宴》。在这部作品中,很少用旁白,留有很多空间给朋友之间的对白和人们的思考:“时间过得飞快。幸亏有了时间,我们首先是活着,也就是说:被人控诉、被人审判。然后我们走向死亡,我们跟那些认识我们的人还可以待上几年,但是很快产生另一个变化:死的人变成了死了很久的死人,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消失在虚无中;只有几个人,极少数极少数几个人,还让他们的名字留在记忆中,但是由于失去了真正的见证人、真实的回忆,他们也变成了木偶……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由此可见,“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不能发现自我,并成为自我。”让我们再次掂量一下昆德拉提到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我们常常痛感生活的艰辛与沉重,无数次目睹了生命在各种重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平凡’一时间成了人们最真切的渴望。但是,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遗漏了另外一种恐惧——没有期待、无需付出的平静、甚至欲念全无四大皆空,其实这是另一种对生命的活力与精神的消耗。”

总之,昆德拉与我们总是若即若离,像是和我们在“无谓的盛宴”中,共舞一曲“告别圆舞曲”:“我离你很远,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说的,可是我就在这里,而且我知道你在那里。”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扛着痛苦的‘我’穿行世间。而存在,存在即幸福。存在就是:变成一口井,一个石槽,宇宙万物像温暖的雨水,倾落其中。”昆德拉进入了“永劫回归”的循环中去了,这一悲伤的精灵没有翅膀,但有眼泪,虽步履沉重,背影苍凉,但闪着哲学智慧的光芒。他说:“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比利时列日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