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术》：历史风云与人性真实并呈的武术人生书写
何顿的长篇小说《国术》以刘杞荣的武术人生为中心和线索，在民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时空中，从民间习武者的视角来凸显历史潮流，以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侧面揭示国家民族的历史巨变，显示出一种历史风云与人性真实并呈的武术人生叙事特征。
一、独特题材视角的史诗性意蕴建构
源远流长的中华武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由简单的技术逐渐演变为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民族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也成为推动中华武术发展的源动力。《国术》围绕刘杞荣和周进元及其相关人物的命运变迁，以独特题材的选择和史诗性的社会历史建构，展现了尚武精神在百年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巨大变化。
《国术》关注民间武术人物尚武精神的变迁，体现出历史题材选择的独特性。当代作家大多来自广阔的乡土世界，乡村生活经验滋养着他们的创作。陈忠实的《白鹿原》突破单一的阶级视角去观察和解读生活，从民间宗法制的角度打造了一幅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的图景，以文化内涵为中心塑造出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地理标志构筑起自己的文学领地，《丰乳肥臀》以强烈的生命意识建立起东方圣母的审美形象，描绘出繁复多艰的历史巨变。《国术》则聚焦真实的武术人物刘杞荣的人生经历，来展现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国术》又构建起不同于网络武侠小说的艺术境界。网络武侠小说因市场定位问题，乐此不疲地创作爽文剧情，让主人公大开“金手指”，以虚假圆满的成分满足读者的想象性需求。何顿却采用虚构与纪实相结合的笔法，意欲为真实的武术人士立碑，为中华优秀文化张目，张扬国术的精魂。
在此基础之上，《国术》以平实流畅的语言，以顺叙和插叙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众多武术大师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何顿详细描述了刘杞荣在习武中从弱不禁风到成为武术高手的经历。刘杞荣靠实打实的技巧日复一日地练习渐渐成才，在华中地区比赛上过五关斩六将，一举拿下全国摔跤和散打冠军，一改族人对他的孱弱印象，成为英雄般的存在。作者对方北鑫、赵武传等人的抗战经历不赋予传奇色彩，而是写他们虽然各自具有高超的武艺，依旧是“功夫再好也抵不过枪炮”的实际遭际。何顿的这种描写以大量走访调查和拜访武术名师为基础，力求还原历史细节，文中存在大量对武术招式和动作的直接描写，充满画面感，使作品达到了好读、耐读的艺术效果。
以独特的题材选择、丰厚的生活内容和厚实的人生轨迹书写为肌理，《国术》建构起一种纵横捭阖的史诗性艺术品格，审视了中华尚武精神在较长历史时空跨度中的变迁与发展。
小说围绕刘杞荣的人生历程，折射了从民国初期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社会事件，包括抗日民族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文革等等，构建了广阔的历史话语空间。作者别出心裁地将小说起始时间设定在1920年代，此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难之际，国民精神萎靡不振，被赋予“暮霭沉沉、东亚病夫”的侮辱性定义，大批先进人士提倡“强国强民”的尚武口号，以求凝聚全体人民共赴国难，因此中华武术在当时声势浩大。刘杞荣和周进元就是在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中踏上习武之路，成为湖南省国术训练所培养的第一批爱国青年人士，在习武过程中凝聚的爱国意识使他们纷纷加入不同的抗日队列，或在军队中传授武艺，或亲自带兵上阵杀敌，刘杞荣传授的劈刺技术极高地振奋了士兵们的爱国激情。传统武术以家国情怀为本质，在战乱时期习武人保家卫国和个人自保时，武术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武术在新中国成立、迎来和平年代后，却遭遇了“滑铁卢”。一方面，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华武术渐渐被奥运项目所取代，其尚武精神所具有的弘扬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特点，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冲击下也逐渐陷入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在稳定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带有格斗性质的武术无疑会被人忽视，武术的娱乐性和商业价值被凸显，成为套路式表演节目，在民间社会中众多江湖术士借武术之名而谋利，武术价值也渐渐消逝。《国术》从刘杞荣等相关习武人士在就业、参赛和文革遭遇等多个方面，凸显了传统武术渐行渐远的过程，记录了其中所隐含的时代巨变。建国初期湖南省体委决定解体武术队，刘杞荣从一代宗师沦为体委医务室工作人员，一身才华无用武之地。“文革”时期武术比赛停办长达十年之久，改革开放后的武术比赛成为套路展示，参赛的青年们缺乏劲道，武术明显呈现出式微的状况。
实际上，“尚武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刘杞荣一代习武之人，更可作为一种全民性的精神品质而存在，国术中蕴藏的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爱国情怀和刚健的民族气节，堪称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神珍宝。正因为如此，在审视了百年中国尚武精神的历史嬗变之后，《国术》借贺涵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尚武精神乃我中华民族之魂，魂都冇得了，一个民族会不思进取”，进而大力呼唤国人重构民族的“尚武精神”，为小说的史诗性品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区域民间视野的历史生活境界
陈思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一种“民间”理论，他认为“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巨大耻辱和危难，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这段时期的历史记忆成为了新中国文学的重点题材领域。“三红一创”等红色经典文学直面艰难曲折的革命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英雄人物和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揭示出历史的必然性，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话语特征。新历史小说则突破既有审美格局，注重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挖掘历史真相、揭示人性真实，体现出“民间”视野的历史聚焦和价值立场。何顿的创作深受新历史主义影响，也体现出以民间视角重构整体历史的审美风貌。
首先，《国术》将小说背景安置在乱世湖南的百姓生存状态中，带有明显的民间话语色彩。小说以湖南沅江县泗湖山镇虎坪村的一场械斗为开篇，渲染出湖南人生性好斗、骨子里有股蛮劲的性格基调。刘杞荣出生在村里的大地主家，为逆转不幸命运，又与表弟周进元一同逃往长沙，他的身上也逐渐地兼有湖南乡人的蛮性和长沙都市文明的气息。刘杞荣和周进元由于民国政府应付种族危机的需要踏上习武之路，在国术训练所刻苦训练，毕业后成功进入中央国术馆的教授班进行训练，为了不甘落后于人更加卖力苦练武术，还参加各种官方举办的打擂台比赛，荣获湖南省摔跤和散打两项冠军，最终在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他的一生因武术而荣，又因武术跌落谷底，而后再绝地重生，既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又有独特的民间色彩。刘杞荣因武术而获得身份价值的认同，也收获了三段美好的爱情，小说中的女性无一不被刘杞荣的习武精神和魄力所折服，贺涵和柳悦佩服刘杞荣在训练中不甘服输的性格，愿意为刘杞荣放弃优渥闲适的生活陪伴在他左右，谭志清因刘杞荣在粉馆帮她打跑流氓地痞而喜欢上他，与刘杞荣生儿育女渡过艰难岁月，最终因病去世。这三段爱情故事由此形成的人情味和生活感淡化了作品的传奇色彩，却丰富了文本艺术境界的民间风味。刘杞荣被迫回原籍劳动改造，百姓们不顾风险给他送腊肉、送瓜果蔬菜，则写出了湖南民间百姓淳朴耿直的性格品质。
其次，何顿坚持以方言进行写作，为小说增添民间情调和生活气息。方言是特定地域长期形成的通行话语，与当地人们的思维习惯、生活习俗等密切相关。《国术》中使用大量的方言和俚语，“撮”“么子”“咯”“呷”“显赫个鬼”“冇”等词语的使用，再配合具有湖南气息的市井生活场景和食物的描写，如火宫殿、茶馆酒楼、镇里的李记粉店、糖油粑粑、臭豆腐、姊妹团子等等原汁原味的湖南特色，写出了宏大历史背景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最后，《国术》描写了众多百年中国动荡的历史事件，同时又超越重大历史事件格局，大胆揭露个人在波谲云诡的历史中的命运沉浮和人性坚守，从而揭示了历史变迁中的民间真相。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杞荣等习武青年出于民族大义的本能，以民间人士身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战阵营。妻儿和众多朋友都在战火中凄惨死去，残酷血腥的战争给刘杞荣带来了极大的身心创伤，因此战争一胜利他便逃亡似地退役，其中所体现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民间立场。退役后的刘杞荣一夕之间冠上间接剥削劳动人民的称号，不得已逃回长沙做起拖板车的苦活计；土改时期，村里平时好吃懒做的老四、刘老八等人夸大扭曲事实，公然霸占刘耀林家的房子和土地；周进元放弃对权力的追求，在市内开伤科诊所而谋生；向恺然毕生在为中国武术事业努力，最后却为了养家糊口而摆烟摊，不得已接受刘杞荣等人的接济；旷楚雄抢占刘杞荣湖南起义的功劳，却混得风生水起；文革时期众多百姓有着对是非的判断力，真心相待刘杞荣，原为烂崽的小山由最初瞧不上老甸甸的刘杞荣转变为意志坚定想要拜刘杞荣为师。作品对这种种情形的书写，真切地体现了历史变迁中的民间真相，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
三、人性品格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国术》描写了一批湖南尚武人士跌岩起伏的人生事迹和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凸显了刘杞荣和其他习武人士在尚武精神具体内涵层面的差异。
周进元是个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一切以个人利益为重心。争强好胜、心胸狭窄是他的性格标签，为满足自己优越感，周进元自习武起始就一直陪伴在刘杞荣左右，进入国术训练所后自以为一劳永逸，就开始沉迷玩乐，甚至埋怨发狠练武的刘杞荣，在打比试时丝毫不给对手留面子，一心只想赢。毕业进入战争和社会后，周进元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野心和欲望，在婚姻中不忠、友情上险诈。文革期间甚至发疯似地玩起害人的戏码，其冷漠自私的性格暴露无遗。由于周进元为达到某种目的愿意付出比常人多百倍的努力，因此一度受到向恺然等武术大师的赏识，但一旦触及个人利益，周进元便毫不犹豫地利用身边的人，即使刘杞荣在武术训练和事业上对他多加帮扶，他依旧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出卖刘杞荣。
旷楚雄属于介于周进元和刘杞荣中间的人物形象。旷楚雄身上最初有着武术人物所追崇的重情义、宽厚谦让的优秀品质，不因家庭背景而欺压同学和朋友，反而对刘杞荣的武术实打实地佩服和称赞，但从国术训练所毕业后他的性格就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他凭借武术所锻炼出的才能搭救负伤的师长，从而在官路上一帆风顺，在湖南起义前夕以傲慢无礼的典型官员姿态接见昔日的师父和好友，对刘杞荣的武师身份多加嘲讽与挖苦。起义成功后霸占刘杞荣的功劳，成功当上了副厅长，甚至连师父向恺然的葬礼都以公务繁忙的理由拒绝出席。文革时期，旷楚雄被周进元陷害成为阶下囚，一生春风得意但却只能以悲剧收场。
综上来看，周进元、旷楚雄两人多次凭借武术而博利，与武术中所包含的尚武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从不同侧面反衬了刘杞荣尚武精神的崇高精神内涵。刘杞荣身上的尚武精神是武术精神和湖南人民独特品格的共同体现。湖南自古以来受到中原文化和蛮夷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崇尚武力和心忧天下的文化精神，“激越灵动，吃苦拼搏”的精神孕育了一代代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湖南人民。刘杞荣从小因武术而改变羸弱的体质，武术带给他生的希望，因此在学武过程中比别人更有毅力，以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方式扎实武术基础，日复一日地坚持训练，甚至在大雪纷飞的初一依旧赤着上身打拳，在技巧训练上做到不耻下问，获得众多师傅的倾囊相授。此时的武术带给他强身健体的功效和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但还处于崇尚武力的阶段，文中刘杞荣暗自承认“那颗自卑的心只想让自己成长为一个强者”，并未上升到尚武精神的一面。
刘杞荣长期受到向恺然爱国思想的熏陶，深知民族大义和荣辱廉耻，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刻入了他的灵魂之中。因而在民族危难时刻，刘杞荣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由原本不关心时事到后来喊出“身为中国人都要出力，家事都是小事”，从而超越了平庸百姓自己家里不遭殃就万事大吉的精神心理，由崇尚武力阶段进入了崇尚武术蕴含的尚武精神的境界。同时刘杞荣能够以宽容大度的态度接受别人的比武挑战，在比武中刘杞荣采取后发制人的方式，坚守纪寿卿老师的“习武之人少结怨，日后好相见”叮嘱，时刻照顾对手的面子，只有在对方不择手段的情况下刘杞荣才毫不客气地打败他；在收徒时毫无保留地尽心栽培，并立下三条规则，即“忍让、行得正和尊师重友”，这三条规则也是他一生在习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尚武品格；刘杞荣还在文革年代为周边百姓正骨疗伤，教农民打太极拳，不计前嫌搭救周进元，宽容对待每个最初鄙视他而又被他武术所信服的年轻人；八十年代，刘杞荣为传承武术撰写书籍，一招一式地考证确保书写无错误才放心交给出版社；少林寺僧人请武术大师去寺庙传授武艺，刘杞荣义不惧怕严苛简陋的住宿条件义不容辞地前往少林寺，教授僧人太空子午棍和太空拳，种种行为事迹实际上是这种胸怀天下、关怀民瘼、 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的演变与发扬。于是，作品借刘杞荣人生经历所形成的审美建构，不仅展现了百年中国多灾多难但又奋发图强的历史风云，又凸显出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层面的内涵。
《国术》中将历史风云和武术人物跌宕起伏相结合的书写方式，展现了时代沉浮中个人命运、初心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冲突，折射出中国近当代近百年的社会变迁和民族命运走向，从而挖掘尚武精神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以及尚武之人在艰难环境中的人性坚守和高尚品质。小说既有武侠小说中传奇色彩的英雄书写，也有百年历史的厚重感，更有湖南民间生活的烟火气和细腻感，从而形成了作品丰厚的意蕴层次和深长的艺术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