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3年2月，我把“重勘现象级文本”栏目自2022年第1期开栏到2023年第1期共六期发表的19篇论文以及6篇主持人语发给复旦大学金理教授，请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共同参与的“重勘现象级文本”实践做一个阶段性小结。金理教授参与了“重勘现象级文本”，给栏目撰写了王朔《顽主》的“重勘”论文。不仅如此，从2017年金理教授和我共同发起并召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他对我主持的《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和主编的“现场文丛”“文学共同体”书系也给出过建设性的意见[1]。

2023年4月7日，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到复旦大学讲学。千野拓政教授是2013年我在早稻田大学访学的导师。因为疫情，我和千野拓政教授三年未能见面。借去华东师范大学观礼“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成立的机会，我去复旦大学拜见千野拓政教授。千野拓政教授本次讲座的题目是《科幻的兴起与想象力的变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与科幻文化》，其基本思路是将刘慈欣《三体》、郝景芳《北京折叠》和陈楸帆《荒潮》等科幻文学与世纪之交的中国问题以及中国对自身和世界的想象相关联。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重勘现象级文本”文本回到第一现场和历史逻辑的“方法”。讲座之前，我和金理教授对“重勘现象级文本”的已有成果有一个简单的交流。他的观感是大家的观念、路径和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并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按照预期的路线图解决文本如何成为“现象”的规定议题。

事实上，“重勘现象级文本”既需要研究者专注文本内部的审美洞见，同时也需要将文本推向历史和现实辽阔和纵深的能力。和一般的文本，也和经典性文本不同，“现象级文本”积累了巨大的“社会性”能量，以文学的力量介入、参与甚至建构公共生活。

2022年11月，借年度论文颁奖的契机，《小说评论》有过一次“现象级文本与文学史书写”的小型研讨。因为和鲁迅文学奖颁奖时间重叠，我未能参会。这次研讨，没有完整的速记材料公开。能够检索到《中华读书报》《文学报》记者舒晋瑜和傅小平的两篇报道。舒晋瑜报道注意到“现象级文本”作为一个文学史现象的研究价值，主要介绍了韩春燕、王彬彬和孙郁三位学者的观点。《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表示，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很少出现现象级的文学文本，对文学现象的命名以及相应的文学史写作都出现一定难度。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认为，现象级文学作品其实有两类。一种是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孤立看文学史价值高，但未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另一种既具有文学史价值，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需要从客观公正的审美角度有所区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提出，当代文学史对现象级文本关联性的研究非常重要，在对文本的深入审美凝视之外，关联性打开文学史表述空间。这种关联性包括发掘作家、作品内部的关联，甚至可以从作品创作的历史性源头拓宽研究视野[2]。从傅小平的报道看，研讨现场应该是有观点不同的小交锋。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建议松弛这样的关联，而非加强。他认为把现象级文本与文学史捆绑，是一种势利的表现，文学史书写需要有差异化思路：“好的文学史是怎样的？一定不是让现象级文本从头到尾占据叙述脉络的核心位置。但以往的文学史选的就是现象级文本，以这个思路写出来的文学史僵化、凝滞、重复、因循守旧。”对此，福建社科院院长南帆从文化研究层面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认为，传统文学研究围绕文学经典，而文化研究更多关注通俗大众文化，视角的转换会让我们关注到很多审美之外的东西。“不同的研究方法无高下之分，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博弈中，正确认识审美。”[3]事实上，揭发同时代以及长历史时段“不同的话语体系博弈”正是“重勘现象级文本”之“重勘”的意义。“重勘”并非巩固“现象级文本”的文学史地位，相反，可能窥破其文学史幻觉，就像陈若谷指出的：“一个看似简单的报告文学文本，却常被称为科学春天的报春花，新时期文艺复苏的报春燕。”哪怕只是局限文学史研究价值的考量，“重勘现象级文本”不但重视文学史，而且更关心“文学史的生成”。

“重勘现象级文本”不等于“重勘现象级小说”。本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篇报告文学。陈若谷以《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为坐标原点，辐射同时期科学家形象，延伸入当时科学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考察这一特殊文本诞生的逻辑。某种意义上，这次“重勘”是社会议题向文学审美转场。从1956年的“向科技进军”到1970年代末“科技也是生产力”，《哥德巴赫猜想》是这个国家想象和制度建设路线图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哥德巴赫猜想》是《人民文学》为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造势”。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国家动员和个人审美创造、四个现代化和审美现代化，《哥德巴赫猜想》恰逢其时地在一个历史节点上，而陈景润这个科学家形象则是社会议题和审美革新微妙平衡的结果。1980年代的“现象级文本”往往有与时代同行，替国家代言的自觉意识，同时也能获得读者的反响和认同。国家和国民共同的政治想象被写作者敏感到，从而不但催生“现象级文本”，甚至形成时代性的文类、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比如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如果联系到当下文学，不少1980年代的“现象级文本”，从生产机制上类似于今天的“主题写作”和“重大题材作品”，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今天很少这类写作和作品成为“现象级文本”？比如这一两年那么多乡村振兴主题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很少有广泛地进入到广泛的国民审美生活的。而可以作为一个对照样本，在网络文学“IP”能量被充分肯定的今天，回过头看诞生于中国网络文化滥觞期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看它如何塑造青年生活。《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开创网恋小说模式，虚拟与真实并重的双重语境以及具备强烈“代入感”的角色，源于网络次生口语文化环境等等接驳到青年日常生活，使得生活成为小说的复刻和仿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向读者展示一种新生活的范式，是记录时代的文本，提供了一个新文学塑造新生活的案例。类似的情况，我们在五四新文学和新生活相互建构过程中曾经看到过。日常生活被文学艺术塑造在网络媒体时代更为突出的例子应该是动漫和游戏。在许苗苗的观察中，是新语言、新文化和新生活的合力推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成为“现象级文本”。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溢出的部分，参与到世纪之交城市青年文化和青年消费生活的建构，文学和生活的边界被抹平。因而，“重勘现象级文本”，“重勘”的不仅仅是文本的审美自觉和自洽，还有社会生活向文学的审美转场，以及文本嵌入到社会结构的审美溢出。

今天，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大众传媒时有文学“破圈”的吁求，而考察“现象级文本”固然不乏“出圈”之作，但更多的则是从一开始就把写作现场安放在大于“文学圈”的社会生活总和。“出圈”和“破圈”之孤独审美远征的想象，是不是有可能只是过于爱悦自己而自造的审美优越幻象？不否认特定历史时期国民公共空间和审美生活过于倚重文学，造就了大量的“现象级文本”；也考虑到新世纪借助网络等新技术和媒介的平权，公共空间分众分层以及审美降格——文学不再显得那么重要，更不再是几乎唯一的公共空间和审美生活。考虑到这些变量，“现象级文本”以文学的行动接通公共生活，依然应该是值得珍视的遗产和传统。

注 释

[1]“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是一个长期的计划。自2017年开始，每年在复旦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轮流召集批评家和出版人、小说家、艺术家、剧作家、诗人等共同完成有自觉问题意识的主题性文学工作坊，希望复苏批评的对话传统。工作坊已经做到第六期，分别是“文学的冒犯和青年写作”(2017·上海)、“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2018·南京)、“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2019·上海)、“非虚构中国和中国非虚构”(2020·南京)和“文学和公共生活” (2021·上海)。工作坊成果结集为《文学双城记：青年道路》(凤凰江苏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和《文学和公共生活》(凤凰江苏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即出)。“花城关注”(2017-2022)持续6年36期，部分发表作品结集为《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期》。(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第一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收入蒙、藏、维吾尔、哈萨克和彝五个民族的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达娃、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吉狄马加、次仁罗布、万玛才旦等的经典作品。“现场文丛”以瞩目汉语文学未来的可能性，推动中国青年文学图书出版为目标，勘探3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写作现场，鼓励文学探险和实验，旨在遴选世界文学视野的青年性和创造性的写作者，2020年至今已出6种。

[2]舒晋瑜：《<小说评论>2022年度高峰论坛聚焦“现象级文本”议题》，《中华读书报》2022年11月30日。

[3]傅小平：《<小说评论>年度论坛：聚焦“现象级文本与文学史书写”>》，文学报微信公众号，2022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