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之后，笔记消亡了吗？
笔记之所以能够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主要在于其是中国“古小说”之一种。在文学史评价抑或小说研究中，笔记远不如“唐传奇”一类的“古小说”那般受重视。实际上，在“小说界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唐传奇”的传统影响虽在，但更像是已经消亡的文类，而笔记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展现其作为传统文类的影响力及生命力。
细究起来，与笔记相关的命名繁多。有“笔记小说”“笔记体小说”“札记小说”“掌故小说”“杂俎”“笔记小品”“笔记文”“白话笔记”“新笔记体小说”等等。从这些命名中即能呈现出笔记在文体方面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与小说勾连，另一方面又与小品、散文有关联；一方面是文言小说的代表，另一方面却又有白话语体的新变。围绕着笔记产生的命名争议一直以来都是小说研究者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笔记小说”的命名合理性也一直受到质疑，所以笔记研究长久以来被忽视，而“小说界革命”之后的笔记研究更是如此。事实上，通过研究清末“小说界革命”之后笔记的“遭遇”，有助于探讨传统文类与现代文学观念的龃龉，并能更好地呈现近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传统的“断裂”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留下的痕迹与线索，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古代笔记作品内容驳杂，多被归于杂家、杂史、小说家目下，有的甚至游离于三者之间。笔记近代小说文类身份的确立离不开“小说界革命”的推动。清末“小说界革命”为笔记带来的新变之一是命名的改变。梁启超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类“随意杂录”的作品为“札记体小说”或“札记小说”，他尝试将部分笔记纳入到“新小说”序列中，并在《新小说》第八号开始发表“札记小说”《啸天庐拾异》《反聊斋》《知新室译丛》等作品。梁启超不仅采用“札记小说”的新名，同时在《新小说》中另设有“杂记”“杂录”栏目以供其他类型的笔记发表。这样的举动似乎表明梁启超有意将小说家目下的笔记从芜杂的笔记系统中拆分出来。《新小说》所发表的“札记小说”呈现的固定文体特点是篇末结尾处用以输出价值观念的“作者曰”部分，凡是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这类作品均整饬地保有这一结构，这也是其与“杂记”“杂录”的最大区别。但随着《新小说》终刊，作为“新小说”之一的“札记小说”成为昙花一现的小说文类。“札记小说”的说法则逐渐被“笔记小说”所取代。
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对待笔记的不同态度中，能够显现出近代小说观念到现代小说观念的变化轨迹。梁启超试图将传统笔记的一部分纳入到“新小说”中予以保留延续，而在传统与现代小说观念龃龉下，新文学提倡者则对“笔记派”小说发难。胡适在《论短篇小说》（1918）中以笔记作为“新”的对立面，将其排除在短篇小说之外。罗家伦《中国今日之小说界》（1919）认为“笔记派”缺乏思想性。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在梳理了日本近代小说流派后，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弊端在于旧的形式不能够承载新的思想，而像“笔记小说”这样的“某生者体”，更是“跳出在现代空气以外”。
新文学诸人并非一直排斥笔记，在某些时候笔记亦会被当作合适的话语资源取用。1930年代随着小品文的壮大，相关小品文的文章与论著中，笔记常常被作为传统理论资源，用以佐证小品文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进而逐渐形成“笔记小品”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小品文论家一方面借用笔记的传统身份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又明确与其划清界限。如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1934）认为小品文用途及范围“非笔记、偶谈、漫抄、丛录等尽之也”。而周作人在《谈笔记》（1937）中虽然表达了“近来我很想看点前人笔记”的想法，但又毫不客气地表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写得不坏，可是现在没有他们的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笔记的传统文类身份及内容芜杂的特点，使其在适当时机下能够作为合理的历史依据被提及论述，甚至模仿、写作，让笔记得以延续。除此之外，凭借“随意杂录”的文体特点及小说补史的观念，笔记与报刊新闻有所勾连，演变出介于笔记与新闻之间的文本样式，呈现出既像笔记、又像新闻的杂糅模式。这类“新闻体小说”很难说究竟是新闻还是小说，不过报刊在追逐利润、满足观众好奇需要的推动下，对这类作品颇为钟爱。1927年6月16日《申报·自由谈》刊登启事：“本刊专收新闻性质之短隽文字，与近人之珍闻轶事，酬报从丰，他种作品，盖从割爱，幸勿惠寄，短篇小说亦请暂停，自由谈部启。”尽管《申报·自由谈》声明应读者要求每周三会刊登一篇短篇小说，却未能实现承诺，某种程度上，新文学运动多年后，《申报·自由谈》上的笔记一度“战胜”了短篇小说。由此可见，这类杂糅作品，在当时非常受欢迎。或许正是这种“他种作品，盖从割爱”的做法，使得黎烈文担任编辑之前的《申报·自由谈》被看作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30年代末期笔记写作逐渐式微，之后笔记似一度消失不见，而80年代笔记又以“新笔记小说”的形式出现，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文类不会轻易消亡，通常会以其他样貌表现出来。“新笔记小说”的写作与命名，使得笔记成为唯一被冠以“新”名的“古小说”。
虽然笔记在文学研究及作品评价方面远不及其他古代文类，但它却展现出远超于其他“古小说”的生命力。这种状况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我认为究其根本与笔记自身所具备的特点有关——“随意杂录”、篇幅短小、内容芜杂、于史有补等，这些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笔记不足的地方却使它能够在变革之际“随机应变”：成为“新小说”之一，与小说组合成“笔记小说”，与小品组合成“笔记小说”，与新闻杂糅成“新闻体小说”，又在80年代与白话语体结合成“新笔记小说”。贺麦晓指出，“新文学必须只被视作中国现代诸多文学文体的一种，在战前几十年的全部时间里，它一直与其他文体共存，并相互竞争”。事实上，当我们细致梳理笔记的变化轨迹，便能够清楚看到传统的余响是如何呈现出来，也能够切入到“小说界革命”、新文学运动之后观察文学的另一个维度，进而更能够有助于文学史的重写。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民国笔记体小说文体问题研究”[XSP21YBC269]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