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童诗的艺术德性和审美伦理
高建刚老师是著名诗人、小说家，是青岛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但是当读到他的这本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诗集《小溪流名家童诗坊·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时，还是大吃了一惊，更新了对他诗歌创作的印象。
几年前，他在 《弦外之音——诗歌札记》说过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按年龄计算，假设1岁是1块钱，按平均年龄计算，每个人手里只有85块钱，我已经花去53块了，现在我手里还有32块，而且通胀得厉害，干不了别的，很快就会花完，只能用来干好一件事——写诗。打这个比喻，是为了提醒自己余年所剩无几，仅有诗歌才是自己的正途。”由此可见，《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出版是情理中的事。
毫无疑问，《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是一部精心之作，是一部真正诗人写的童诗。翻开这本书，第一印象就是诗集中的每一首诗，都像一串珍珠，晶莹透明，闪闪发光。它无论是对高建刚个人创作，还是对当代童诗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高建刚个人创作谱系而言，《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是一个很大的拓展，这个拓展不光表现为审美主体由成人拓展到儿童，更重要的是这种拓展的后面，充满了高度的文化意味和文化自觉。
法国作家捷妮雅·布里萨克指出：“孩子不是一个主题，而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与方式。”儿童，既是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同时也是一个叙述策略和文化选择。“五四”时期周作人“儿童本位”的提出，在理论上赋予了儿童与成人同等的地位，以儿童的视角去体验、观察世界，呈现出的意义与成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这正是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体现了诗人高建刚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审美选择。
第二，《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对童诗发展做出了某种方向性的思考和探索。单就主题而言，它既有成长、自然、爱等童诗的普泛性主题，更表现了生命、世界、宇宙等超越性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童诗的艺术表现视域，丰富了童诗的审美内涵，升华了当代童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境界，推动了当代童诗的现代性进程。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有助于重新确立童诗的审美本体性问题。传统童诗主要强调真善美，侧重真与善，更加重视教育和训诫功能。但是在该书中，高建刚更加重视童诗的纯粹性和审美本体性，贯穿在整部诗集中的一个创作理念是——首先是诗，然后才是童诗。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有助于升华当代童诗的审美品格。例如，一般童诗把童趣作为童诗创作的主要追求，往往过于局限于童趣，但是该书突破了这一局限，与童趣相比，着力表现了自然之趣、生命之趣；再如，《墙上的手影》《家》《路》都具有超出一般童诗的深刻性，甚至哲理性，其中体现的生命之趣、智慧之光、知性之美，极大地深化了童诗的审美意蕴；另外，《世界上都是好人》《我从宇宙回来》《世界是石头生的》《用一块脏布把噩梦包起来》等，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宇宙意识，极大突破了传统童诗的艺术格局，具有鲜明的现代审美品格。
第三，该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一个信息化时代，也就是信息、知识几乎压倒审美的时代，如何重建儿童诗歌的艺术德性问题，这是贯穿该部诗集的一个内在理论自觉。高建刚不仅站在一个全新的儿童角度，建构了一个充满独特审美张力的艺术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部诗集中体现出来的自觉理论探索。
他在这部诗集中力图重建童诗的体验美学。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了诗歌的“非表达的总体性”概念，我觉得这一概念最适合儿童诗歌。这与儿童的思维方式有关。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上主客不分，“未经分化”，决定了童诗本质是一种感性的体验美学。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意识越高，有意识的生命就越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诗歌与意识、理性这类概念是有冲突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诗歌先于文字和语言。而儿童的语言，既是符号，也是体验，这就破除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固定联系。童诗的根本特质则在于“儿童性”，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语言，回到语言的“元”语言，不是概念性、工具性语言，童诗拒绝技术性表达，因为儿童对世界的感受是超语言的。儿童体验和儿童诗歌中有种不可理解性，构成了童诗的“神性”。
高建刚力图重新思考和探索现代童诗的艺术德性。我认为他已经非常出色地达成了其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