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海外交流助推创作繁荣
当代文学的海外交流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人文交流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的传播和人员的交流，对应到文学上，则是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和作家们的赴外交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文学创作和海外交流这一组关系上，一般认为自然是前者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先有创作繁荣才谈得上“走出去”，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才能把“海外”的事情办好。然而，联系到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以及文学传播的现状和趋势，则会发现，“海外”也会促进“国内”，当代文学的海外交流反过来也可以推动当代文学的创作繁荣。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当代文学也结束了多年的对外封闭，重新开启了海外交流的序章，一些沉寂已久的作家不仅得以重返文坛重新创作，也开始代表中国作家“重返世界”。在“新时期”初期，作家们的海外交流活动比人们想象中的更为活跃，仅1979年一年，就有钱锺书受美中学术委员会邀请、萧乾受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分别于4月和8月访问美国，恢复了中美隔绝30年后的正式文学交流；也是4月，巴金、徐迟、孔罗荪等一行赴法国里昂参加国际笔会大会；5月，周扬、欧阳山、杨沫等作家访问日本，续写了14年前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历史；6月，艾青赴西德、奥地利和意大利；9月，曹禺等作家访瑞士……不少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迎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位）中国作家。中外作家得以面对面近距离交谈和相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又重新连接起来了。
作家们的海外交流在创作上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批新的作品。艾青的“归来的歌”中，有十余首是他根据自己于1979年访问欧洲的经历创作的诗歌。此行的许多作品如《访马克思故居》《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慕尼黑》和《威尼斯小夜曲》等不仅有对久违的西方的描绘，更是渗透着作者的人生体悟，是在“世界”视角中思考中国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诗作。除诗歌外，散文创作显示了海外交流更丰富的成果。“新时期”初期赴外访问的作家写有大量游记散文，如萧乾《美国点滴》、丁玲《访美散记》、王蒙《浮光掠影记西德》、徐迟《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张洁《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等等，将丰富庞杂的域外风情展现在当时对外界尚较陌生的国人面前。有些内容如对超级市场、信用卡、高速公路、花园小径、冰淇淋等“稀奇”事物不厌其烦的描写，现在看来让人不禁莞尔，但谁能否认，当年这些琐碎的异国景观里便蕴藏着某种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均至关重要的“现代性”因子呢？此后的当代异域游记散文长盛不衰，后来者生发出多个路径的创作，如余秋雨关于国外古迹的“文化散文”和陈丹燕的“女性旅行文学”等，或都可在这些“新时期”初期的游记散文上找到源头。
海外交流真正助力作家们在文学观念和写作技术上实现“突破”的是在小说领域。以大陆作家1979年就开始参与的知名国际文学交流项目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为例，由于主办方每年邀请作家在美国居住近四个月，中国作家得以在较长时期内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并与其他多国作家密切交流，于是，在“文化震惊”之中，创作的“新变”便于此萌芽。王蒙1980年曾参与此项目，他称这次美国之行是一次“惶惑”的旅程。在爱荷华，他完成了《杂色》的创作，他认为这篇小说“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意义的茫然、困惑与接近丧失”。这与此前他擅长的“青春万岁”式的单纯色调完全不同，也与他初回文坛时“意识流”式的“现代”探索内核迥异。《杂色》是“新时期”初期较早出现的真正有“现代派”意味的小说，其诞生原因正是作家在异国所经历的文化撞击。1985年参与此项目的冯骥才在美期间对《三寸金莲》进行了修改，他本人认为，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视角”的“反观”之下，他对“三寸金莲”的本质“看得就更深刻与入木三分”，“批判也就更犀利”。对创作影响最明显的是1983年随母亲茹志鹃参加此项目的王安忆，她归国后创作的《小鲍庄》《大刘庄》《乌托邦诗篇》等小说已完全不同于此前的“雯雯”系列，其原因便是美国之行使她“思想情感、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作为“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小鲍庄》的出现，是否说明了这样的事实：除了阿城等作家通过“阅读体验”而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外国文艺思潮的启发之外，王安忆的“异域体验”也是一个促使“寻根文学”发生的重要机缘。与上述作家不同的是，也有作家在海外交流中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式，如汪曾祺1987年在美国数次谈到中国文学的语言之美，赞美古人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表示自己追求的是“一枝动，百枝摇”的“活”的语言。2009年来到爱荷华的格非在演讲中对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曾沉迷的西方现代文学进行了反思，并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传统，对《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传统小说大加赞美。在此前后，他的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已然表明，他已向曾经“叙事技术至上”的理念告别，而转向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寻求具有韵味的汉语叙事的可能。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作家们的海外交流已成常态，交流方式也趋向多元化，除了传统的随作家代表团出访外，更多的是受邀参加巡回演讲、文学节、作家写作营、学术会议、驻校、书展等等，世界文学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作家的身影。“新时期”初期，大陆作家赴外更多的是希望了解和学习国外的经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学的价值，感受到了中国作家的影响力。“中国声音”被越来越多的世界读者听见，这正是作家们海外交流的重要意义。
在很长时期内，英美等西方国家常用政治滤镜看待大陆当代文学，或期待在作品中看到神秘蛮愚的“东方景观”。然而，经过作家们多年的辛勤努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了认同，海外传播量和美誉度随之激增。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出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的统计，近年来，海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图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新时期”以来在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贾平凹、阿来、麦家、迟子建、刘慈欣等的主要作品在多个国家均有译介。事实表明，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宏伟事业中当仁不让的排头兵。
诚然，作家不会因为作品是否能在海外传播而刻意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然而，在全球流通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如何在“世界”语境中书写“中国经验”，却是一个作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新时期”初期的当代文学正是在寻求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获得“新生”的，朦胧诗、“现代派”小说、“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具有变革意义的写作莫不受惠于海外文学资源。莫言作品在海外获得巨大声誉，是因为他在书写地道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其中蕴含的人类的痛苦与欢乐同时引发了海外读者的“共情”。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如刘慈欣、郝景芳等先后获得“雨果奖”等国际大奖，不仅展现了中国作家创作的全新面貌，同时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某些领域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刘慈欣的《三体》在海外销量和评价都极高，是中国文学作品成功进入海外寻常百姓家的典型案例。《三体》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更在于其传播了一个与过去海外读者心目中那个“古老中国”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一个科技的、未来的、充满想象性和创造力的“现代中国”的形象。应该看到，这既是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着的科技进步给予作家的馈赠，同时也是人类在面对地球、星空和未来命运时的共同想象。刘慈欣、郝景芳在海外获奖极大地提升了科幻文学在国内的地位，激发了更多科幻作者的创作信心和热情，引发了中国的“科幻文学热”，很好地证明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优秀作品往往同时具备普遍的“世界性”和鲜活的“中国性”。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天都在发生着新鲜的事情，她生气勃勃且蕴含着无限可能，对当代作家来说，这正是一个向世界读者讲述前所未有的“中国故事”的时代机遇。
在科技深刻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海外交流促进文学创作的另一个例证是网络文学。若从2004年起点中文网开始向海外出售网络小说版权算起，中国的网络文学“出海”不到20年，却一路高歌猛进，使《盗墓笔记》《诛仙》等网络小说红遍东南亚等地。中国网络文学的“野蛮生长”刺激了海外市场的迅速发展，海外诞生了一批如wuxiaworld这样的专门翻译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站，“起点国际”也把国内起点中文网的成功模式移植到了海外，把中国网络文学的受众群体迅速扩展到海外读者中。丰厚的利润刺激着国内更多的网文作者涌现，鼓励着他们以高质量的创作捕获海外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起点国际”上还出现了数千名海外作者，“中国模式”的成功输出促发了海外网络文学的形成。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将来，中国网络文学是否会作为牵头者在世界范围内联动中外文学，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外作家和中外读者平等交流的“世界文学”网络，不妨给予期待。
在新时代，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已大为增强，如何不负时代创作出更多好作品，在世界读者面前表现中国文学独特的魅力，把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最美好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当代作家们仍需不懈努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