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五个着力点
【核心观点】
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有传播力并不一定产生影响力，只有国外受众接触、理解和接受了的中华文化，才有可能产生传播力。
数字时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要通过“人文+科技”双赋能来实现，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又要发挥市场驱动力和文化产业活力。要广泛团结海外青年尤其是Z世代人群，扩大“朋友圈”。
中华文明蕴含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和中国特色，为世界提供了和合共生的新文明模式。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厘清“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关系
当前中华文明迎来了国际传播的时代机遇。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特点，文化基因上没有基于一神教文明的“零和结构”思维，对世界多元文明不持排他性。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逻辑秉持“和合理念”，对西方的“丛林法则”和“霸权逻辑”并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等理念既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也是基于中国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所产生的。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体系中，中华创世神话、诸子百家文化典籍和民俗节日文化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智慧。当前，一大批“中国风”“国潮”等流行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新风向，并在国际舞台产生了现象级传播效应。
中华文明也面临着海外认同与传播瓶颈。这些挑战包括语言差异、道路差异、价值观差异、跨文化差异、习俗差异、产业发展模式差异等。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误读误解、刻意歪曲的声音。部分西方人士以“他者”思维“猎奇中华文化奇观”，却没有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体系。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中华文化所弘扬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有时会产生冲突，中华传统美德“忠”“孝”“悌”等观念有时也难以被外国受众理解。这些都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带来了挑战。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厘清“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关系。国际传播中的传播力，是指政府、媒体、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向国外传递信息、或让他人能共享信息的能力。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是指中国的思想和行动能够影响国际社会不同主体的能力。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有传播力并不一定产生影响力，只有国外受众接触、理解和接受了的中华文化，才有可能产生传播力。而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则可以将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此外，文化的国际传播可能产生强影响力，也可能产生弱影响力，甚至在局部地区会产生文化冲突。对此要以辩证思维处理好两者关系，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传播路径和方法，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具体可以通过五个着力点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一是构建战略传播体系，加快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一种以战略目标为导向，为配合国家战略实施而采取的精准化传播形式。战略传播是一种顶层设计，讲究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强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统筹协调，以此实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机构联动。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要从战略传播理念、体制机制、效果评估等方面推进，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共通情感为基础，探索中华文明与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加强文明典籍的跨媒介叙事和传播
二是增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播力影响力。从16世纪末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开始被译介到国外，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近代以来，辜鸿铭、林语堂、初大告、许渊冲等一大批学者推动中华文化典籍走向世界。以经史子集等诸子百家作品为代表的文化典籍，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时代，要以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思维，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符号，利用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等载体，通过节选版、成人版、少儿版等等形式开展针对不同受众的精准传播。要加强文明典籍的跨媒介叙事和传播，“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与此同时，也要关注国际社会的反馈，通过对国外购书网站、书评网站、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以及国外受众的调查，提取具有影响力的典籍书目、典籍中的文明理念、译者与版本等，总结中华文化典籍在国外传播扩散的规律，了解国外读者的认知和理解，甄别文化误读和文化折扣现象，并进一步优化传播效果。
采用新科技、融入新时尚和潮流元素
三是增强中华当代流行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流行文化将文化经典与通俗元素融合，有助于弥合国外受众与中国受众在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青年流行文化反映了青年人精神风貌、兴趣偏好，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要鼓励那些能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价值的流行文化，采用新科技、融入新时尚和潮流元素，借助网络文学、影视剧、游戏、短视频、游戏和音乐等多种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广泛团结海外青年尤其是Z世代人群，扩大“朋友圈”，培养知华友华力量。数字时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要通过“人文+科技”双赋能来实现，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又要发挥市场驱动力和文化产业活力，并且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VR技术、5G技术等新技术的结合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吸收世界各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互鉴
四是吸收世界各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性地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分析他们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配套机制、经济扶持、法律保障等方面如何推动文化走出去。比如，研究美国如何从政策、经济、法律等层面扶持文化产业，通过好莱坞、迪斯尼、奈飞等全球品牌向世界传播美国价值观；研究英国如何采取“一臂之距”的管理理念，并最早提出创意经济，将伦敦发展为创意之都；研究法国如何坚持“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理念，保护本土文化不受他国文化冲击；研究印度如何推动宝莱坞发展，推动印度文化走出去；研究日本如何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文化产业建设，以“酷日本”战略为引领走上特色发展之路；研究韩国如何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出“文化立国”战略，打造了影响世界的“韩流”。要选择吸收世界各国经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案例库建设
五是推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案例库建设。中华文明蕴含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和中国特色，为世界提供了和合共生的新文明模式。开展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案例库建设，就是要不断积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分析中华文明传播所面临的障碍和瓶颈。可以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层面展开，通过搭建多语种、多模态的案例库来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比如，在物质文明方面，包括社会生活、科技发展类形象标识；在政治文明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与道路类词汇的标识；在精神文明方面，包括传统文化典籍、神话与英雄类作品和人物标识；在社会文明方面，包括赛事活动、节日仪式等标识；在生态文明方面，包括环保理念、生态景区、珍稀动植物等标识。通过中华文明标识提炼和国际传播案例库建设，加强科学研究，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