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之于人性隐秘的伦理叙事
一
追索“恶之根源”：
从鲁迅《弟兄》的善恶之思说起
众所周知，在19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当代文学的主流观念否定人性的普遍性，认为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代表的文艺观念，不足以诠释强调阶级性、政治性的社会主义文学之创作理念。而当代文学伦理叙事的一个较为鲜明的现象是，相较于1949-1976年文学对于人心的愈发简单化处理，相较于那些碎片式的人心隐秘的无意识折射，后四十年的文学对人心的复杂性进行了更深广的开掘和窥探。1980年代文学对于人性的探索已经比前一时期更为卓越，莫言在“红高粱”系列中凸现了来自乡野的生命力，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在深刻自省里，达成了某种有关家族史“罪感”的忏悔。1990年代文学整体对人心的窥探、发现显出更为细腻的特点，从贾平凹《废都》到王小波《黄金时代》，围绕着“性”与“权力”，人心的卑琐与明朗有所呈现，从王安忆《长恨歌》到陈忠实《白鹿原》，以个人化、家族化的历史为核心，人心伴随人世沧桑产生的变异也被突出表现。新世纪以来，文学在“向外转”的呼吁下①，通过多样化历史、现实叙事，对人性本根的复杂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和探索，例如苏童的《河岸》《黄雀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鲁敏的《金色河流》，明显有一种对人性善/恶根源的反思与重审。以往的研究对此现象曾以“罪感”“忏悔”意识加以描述②，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罪感”具有特殊的文化指涉，本属基督教精神的“原罪”理念，即人人生而负有对上帝的罪愆，也因此需要耶稣来救赎。纵观当代文学史，一方面，并不能认为基督教文化影响了大多数作家，毕竟中国社会有其“世俗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对于人性罪愆的挖掘，更多是探索其摇摆不定、一念善恶的一面，这种探索有“人间化”的倾向，与宗教的“命定”色彩距离较远。事实上，当代文学孜孜以求地“窥视”人性隐秘，与中国新文学之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应当注意的是，百年中国文学一直没有真正远离道德、生死、爱情、善恶这些永恒的文学母题，从其源头来看，对于人性隐秘的伦理探索即为新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通常被视为反映封建伦理之虚伪、体现鲁迅自身忏悔意识的《弟兄》，就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小说。对这部小说已有多种解读方式，或以鲁迅“兄弟失和”事件为切入点，或返归鲁迅“反封建”之思想本位，然以伦理叙事的视角切入《弟兄》这部小说，重探张沛君的精神世界，却能发现叙事者对人性之善/恶本源的深度挖掘。一个持重善良、与兄弟关系和睦的长兄，缘何心生恶念，并在转瞬间就想象了一种堪称恐怖的邪恶结局？这种“一念之间”的人性反转其实渗透着善恶转换所独具的流动不歇之特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对人心探秘之深。
当张沛君从中医白问山那里得知，弟弟靖甫真生了猩红热，杂乱的思绪就趁机而起：“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③以往研究多从自私的角度批判张沛君，但这种内心深处的念头急转，又绝非仅是自私可以涵盖的。张沛君思虑靖甫死去之后的家庭重担，本就是一种现实的考量，而顺着这种盘算思路，他开始计算孩子的数目和未来去学校读书所需的花费。但就在一刹那间，张沛君竟然就在一群孩子中做出了取舍，“自然”地选中了自己的康儿，而且还以聪明为由合理化了这一选择。以儒家伦理为尺度，张沛君对亲生子的爱护符合亲缘关系的“同心圆”结构，本来就与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伦理现象相吻合。而张沛君忧惧大家的风言风语，虽然在有些解读者眼中是虚伪的表现，但恰恰又符合传统伦理所要求的舆论约束，毕竟“家丑不可外扬”。自私和虚伪不能完全涵盖张沛君的“神思”，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兼爱”的乌托邦是较难实现之梦想，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友都不爱，又如何能证明他爱众人的心是真诚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爱自己的亲友且爱他人，那么他投诸亲友的爱也将更丰厚。
但不得不说，张沛君确实走入了“恶”的一面，只是这根源不是自私，而是将“自我”与“他者”割裂成两种“生物”。也即是说，正像那些“极端主义者”制造种族歧视的思维模式，张沛君自觉地将弟弟的孩子视为与亲生儿子争夺资源的“敌手”，而不是视为幼年丧父、孤苦无依的侄辈。汉娜·阿伦特在思考二战期间人类暴行时指出，“或许在这一切背后发生的正是：个体的人并未出于人的理由而杀死其他人，而是一次有组织的企图，企图根除‘人’的概念”。④与这一逻辑相似的是，张沛君不是在自私的意义上去否定弟弟遗孤的存在，而是想要去掉亲情所承载的道德责任。正是这种伦理划分方式，才会导致下文张沛君梦到自己，“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⑤
更需关注的是，张沛君在善恶神思中体现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即他所恐惧的是“大家的批评”，即使在梦中，他也想象着荷生“后面还跟着一群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知道他们是都来攻击他的”。这里他的反应显得有些卑劣（但事实上张沛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恶人），如果张沛君并不辩解他人的指责，反倒在某种程度上显出几分“真诚”，但他辩称“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这只能说明，所谓良心、道德在张沛君那里，只是为了让众人悦纳的工具，只是从属于自我的社会生存需要。康德认为，“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为一谈的倾向（即使这可能是以善的意图并在善的准则之下发生的），即不纯正”。换言之，即使是混着道德之外目的——如名誉——来做慈善，仍然不能称得上是道德上的纯正。至于张沛君的“想象”则是彰显了人性的弱点：“人心的恶劣（vitiositas, pravitas），或者宁可说，人心的败坏（corruptio），是任性对各种准则的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置于其它（非道德的）动机之后。这种恶劣或者败坏也可以叫作人心的颠倒（perversitas），因为它就一种自由任性的动机而言，把道德次序弄颠倒了，而且即使如此也总还是可以有律法上善的（合法的）行动，但思维方式却毕竟由此而从其根本上（就道德意念而言）败坏了，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作是恶的”。⑥思维上不起眼的转变，就能造成不可估量的现实后果，精神意念的略微怠慢与错置，就会在“德性”的坦途上走入歧路却不自知。张沛君由一个常人眼中的谦谦君子、持重长兄，在一念之间就转变为恶的潜在实行者，这一切都与“个体”的精神品质和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联。阳光之下，最不能直视的正是“人心”，鲁迅并非树立一个恶人的“靶子”供人批判，而是深入挖掘“个体”的精神隐秘，追索恶念诞生的源头，为新文学的伦理叙事树立起一种无法忽视的叙事伦理范式，成为探索当前文学伦理叙事表征人性隐秘的贡献所不能回避的叙事传统与思想资源。
如果说在鲁迅的《弟兄》里，人性的“恶之根源”主要表征为蔑视“他者”作为人的珍贵，颠倒了道德动机应处的位置，这内在的思维转变和精神异化或许可以用“自我的越界”来加以概括。人类的“本性就是只爱自己并且只考虑自己”，以此为根基而生成“自我”的意志力量，然而“自我”须遵照道德尺度，在“两种相反罪恶的平衡”中去涵养德行，“就像我们在两股相反的飓风中维持着直立那样”。⑦当那令人感到如临深渊的“生死”界限被跨越，人性之恶便会如影随形，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肆意滋长。鲁迅小说及至当代文学伦理叙事的价值便在于重现了人心的隐秘，追索“恶的诞生”之精神旅程，以实践文学的伦理批判价值。诚然，同样值得追问的是，当前文学伦理叙事在哪些层面反思了人性，又与当代社会之文化、历史有着何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他者”的降格：
祁同伟式“仇恨”的内在逻辑
当新世纪文学走过第二个十年，距离鲁迅写作《弟兄》已近百年时光，全球化浪潮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击下，甚至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保守主义”思潮强势归来，大量矛盾与冲突不仅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甚至还可以个体化到人与人之间，“自我”与“他者”成为时代文学不能回避的主题。也正是在这日益割裂的当代文化的幽影中，文学叙事者以敏锐的思想触角窥探到了人心深处“恶”的滋长。正如迟子建所言，“如果人类存在着犯罪的渊薮，那它一定是从心灵世界开始的。”⑧“身份政治”越演越烈的当代文化中，叙事者冷眼旁观，发现了祁同伟（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穆有衡（鲁敏《金色河流》）这类人物内心向恶转变的轨迹，他们贬低“他者”生命的价值，抬高自身感性经验的重要层次，这种转变的共同起因则在于某种源自灵魂的“嫉妒”与“仇恨”。
小说《人民的名义》中，在劫难逃的祁同伟于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自己的“荣耀之地”——孤鹰岭，反思自己何以至此。他认为高小琴的出现是最关键的因素。祁同伟不无伤感地怀念自己的“爱情”，并无后悔之意，然而最终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但当爱情与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悲剧。”诚然，爱情的可贵在于其纯粹性，一旦牵扯上功利的因素，就会造成情感本身价值的消解乃至异化，祁同伟与高小琴“官商勾结”式的“爱情”不得不说是恶的一种体现。但是，祁同伟与梁璐的联合何以与今日之悲剧无关？祁同伟向梁璐求婚，目的也不纯粹，但这种婚姻却让祁同伟走上“正路”，显然，在小说所呈现的叙事逻辑中，感情的纯粹与否并不能决定“恶”的产生。以祁同伟的人生脉络为线索，更明显的转折并非他与高小琴的相遇，反倒是他违心地追求梁璐，构成了前后人格的分界线。当品学兼优、相貌英俊的祁同伟拒绝大他十岁的梁璐时，倒真正是从“人”的平等角度来看待后者，当他被分到无名乡镇司法所，坚定逃离之心，“返回头热烈地追求梁璐”时，却根本不是把后者当成真正的“人”，而是将之视为“平步青云”的台阶。祁同伟没认识到自己的思维转变，他只是将自己对妻子的性无能理解为没有爱欲，他认为“欲望总是与成功联系在一起，既然他历尽艰辛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这个地位，为啥还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呢？”⑨然而欲望只是恶的最终体现，在这“一念之间”的放纵中，潜藏的却是“复仇”的快感，如此多年的隐忍，终于翻身成功，为此“欲望”也不必再受拘谨。显然有一个作为对立面的“群体”，在任意地放纵欲望，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将“他者”视为晋升的阶梯，并最终加入这一“群体”，是祁同伟对“成功”念念不忘的思想根由，在这个意义上，祁同伟与赵德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祁同伟的“一念善恶”远没有其蓬勃的“翻身愿景”引人瞩目，而穆有衡那连篇累牍的内心独白，则能清晰地体现一个人如何说服自己背信弃义的隐秘心思。何吉祥有出众的商业才干，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风口，迅速成长为优秀的企业家，然而重情重义的他却识人不明，自以为将全部身家托付好兄弟穆有衡，便能让自己未出生的孩子生活有所依仗。可惜穆有衡却昧着良心私吞了何吉祥的大笔财产，继承了他的人脉关系，开始在商场上勇猛精进，终成响当当的“运输魔王”。穆有衡究竟如何在“一念之间”背信弃义，从他对何吉祥原配及情人的心态上可略见一斑。对于何吉祥的妻子，穆有衡认为给何吉祥戴绿帽子的“她天生就是个薄情寡义的背叛者，何吉祥所交代给我的私房钱，确实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掌握和执行”。当恶念诞生之时，“他者”的身份已不再具有与“自我”平视的资本，欲望的目光只会竭尽所能地挖掘“他者”身上的道德缺陷，从不思考“他者”未有功劳、仍有苦劳的艰难。如果说原配仍有不可忽视的道德缺陷，那么怀有“遗腹子”的情人沈红莲又何罪之有？在穆有衡眼里，沈红莲仍是他占据“私房钱”的最大障碍，于是穆有衡偷偷地观察沈红莲，琢磨她的“肚子”，最后得出已经“做掉了”的结论……显然，并不是因为沈红莲没有留下孩子，而是穆有衡企图掠夺兄弟遗产，就臆想她的劣迹。并非“他者”的道德败坏，而是“自我”在诞生恶念时，用些莫须有的罪名降格“他者”作为人的身份。有一些瞬间，穆有衡也能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绪：“我从来都压不过何吉祥，他总是强上我一头。大概只有这一次，我能翻身。他都死了呀，我还做小弟吗？”⑩“翻身”是穆有衡的人生愿景之一，“向上爬”最终成功也是祁同伟的人生追求，身份等级的概念深入人物的心灵，“嫉妒”与“仇恨”也就滋长在这人心的隐秘角落，并经由对“他者”身份的降格浇灌出触目惊心的“恶之花”。穆有衡“一念成魔”，让河山一生都丧失真正的母爱，让善良的有情之人沈红莲身陷泥沼、再难挣脱。祁同伟虽有枭雄末路的悲情色彩，却也撞伤了老同学陈海，选择梁璐也摧毁了两个人各自的可能性。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3年第2期
注释：
①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②例如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徐威：《当代小说的“罪感意识”与“救赎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③鲁迅：《弟兄》，《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④引自[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
⑤鲁迅：《弟兄》，《鲁迅全集》第2卷，第143页。
⑥[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25页。
⑦[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7页、180页。
⑧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9页。
⑨周梅森：《人民的名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47页、216页。
⑩鲁敏：《金色河流》，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152页、274页、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