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趋于时 按于思 质于文
王筱喻的长篇报告文学《天下大同》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新收获。若从“问题报告文学”的角度看，它具有无庸置疑的宏阔与厚重。这部作品既非书写一个单独的事件，也不是书写一两个或者几个人物，亦不同于为某一民生问题发声的作品。它面对的是一部两千年由儒学奠基的中华文化，以及这一文化道统今天由谁来承续及如何实现创新性转化。作品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趋于时、按于思、质于文”。
《天下大同》首先是“趋于时”的。诚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写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十周年之时，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的曲阜之行和重要讲话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著名学者、“尼山论坛”主席许嘉璐先生称习近平的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南巡谈话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当年“春天里的故事”里，邓小平提出并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姓“资”和姓“社”的新矛盾新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前行；习近平则在“习习儒风”中提出并解决了中华文化姓“马”和姓“孔”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并在2015年联合国会议上以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理念，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体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疆界，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而产生的安危与共、荣损相依、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总体意识。以中华文化画出“同心圆”，寻求文明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向世界不确定性中注入确定性，是对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纠偏。“一带一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报告文学作家应以敏锐的目光站在大历史的高度捕捉时代讯息。《天下大同》借此开题，对孔子思想、孔子学说两千年来的来龙去脉、底蕴内涵梳理思辩，这一选材既具当下性又有前瞻性。这种“趋于时”还表现出作者对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现状的焦虑。肇始于尧舜而由孔子定其型的中华道统——这一中华文化的灵魂和谱系在当下受到极大挑战，其在我国的地位甚至不如在东亚一些国家。接续中华道统，在继承中返本开新，实现儒学的“归魂”，讲出更加精彩的当代中国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大同》的作家履行了报告文学作家对社会的承诺，站到了时代的前沿。
《天下大同》的另一显著特色是“按于思”。如前所述，作品面对的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题材，要讲好这个中国故事，需要对中华文明史思想史的历史，从纵向和横向上进行梳理。作品以很大篇幅讲清辩明的是，儒学何以从春秋战国发韧到汉代“独尊儒术”，孔子的思想主张如何深刻影响着后世学术与思想的发展，更在代代传承中逐渐内化为中华文化与国民气质。然而，“尊孔”与“反孔”之辩始终未断。《天下大同》以此建构起它的思辩性。儒学到底是不是只属于封建社会，仅仅为帝王服务的？孔子的思想能不能贯穿到现在？怎样做才能实现“重光”？作品梳理了我国历代国君以“天下”为题，“以民为本”，对于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可。更从横的历史维度上历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言及“轴心时代”时特别把孔子置于首位，西方哲人伏尔泰，东亚各国，马克思，毛泽东，郭沫若，从钱学森到中国当代文史学者，他们是怎样评价孔子和儒学的，从中得出了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与孔子“天下大同”使用相近的思想素材，以及孙中山、毛泽东这些革命者对孔子采取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绝非一棍子打死。《天下大同》在认真反思“打倒孔家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时，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孔子及儒学作出切中肯綮的评判。在“尊孔”与“反孔”之辩中，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为孔子的“三辩”虽是一家之言却极具说服力。，也是作品中的华章。一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期以来这句话一直被认孔子主张严格的等级划分，强调君权与父权。实则，当时孔子处在“礼崩乐坏”“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特定背景下，强调君、臣、父、子应各守其道，方能实现治国之大治；二辩“惟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被认为是孔子轻视妇女。实则，西周春秋时“小人”一般指地位低下之人，与周初“小人难保”一致，孔子的“小人难养”是敬德保民之意；三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句更应是句读有误，应读为“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这里根本不存在孔子主张“愚弄民众”。“三辩”犹如三支利镞射出，澄清了对孔子的曲解。
《天下大同》又是“质于文”的。如孔子所说“言而无文，其行不远”。报告文学既不是历史书也不是抒情诗，它需要通过新闻性的事件，非虚构的人物从思想上启迪读者，情感上感染读者。它需要精心谋篇布局，需要写好人物，需要深遂的思辩……这一切都可视为“文”。《天下大同》能够高屋建瓴地在“道”和“器”两方面自如游走，取得创作自由。它“论道”有道却不是坐而论道。书中一个个奔走呼号的传习者，从“士人”群体到“滕州四君子”，山东大学的“山大学派”“儒门四大金刚”，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颜炳罡、张践、丁冠之-----他们以儒学精神办儒家事业：办起了尼山国际论坛，民间书院，乡村儒学这些“器”，让中华道统落在实处。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如丁冠之老师都具有殉道者的人格力量。《天下大同》第一次在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推出如此之众的学者形象。作者饱含激情为学者们站台、立传。这除了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的鼓舞，还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面临国家在新冠病毒肆虐、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情势，一个作家的社会担当在哪里？唯其紧紧把握住“世界大同”、“美美与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机会，倡导世界大同，天下为公，道法自然的东方文明，予人信心，予人欢喜，予人方便，予人希望的“天人合德”的儒家思想，方能以笔为助力，将世界从霸权逻辑切换到和平逻辑。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走在了人类文明的最前端，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普世性。《天下大同》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作为开头，以金、木、水、火、土段落划分，在结构布局上大胆地穿插跳跃，提要钩玄，探骊得珠，创新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形态，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作者对宏大主题和高难题材成功驾驭的功力。作者积数年之努力，涉猎文化史、哲学史、世界史----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大书，一部崭新的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