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虎凳是恶毒的，然而他们无所畏惧\辣椒水心怀叵测，然而浇不灭他们共产主义的信念\ \烧红的烙铁，只会让他们守口如瓶\……罪恶的子弹，可以穿透他们的血肉之躯\却无法摧折他们对祖国的爱\……在黑暗的年月，他们就是最亮的灯盏\在普遍缺钙的时代，他们就是最有效的巨能钙\……”。这是我在一首题为《地下党》的诗中的地下党形象。但当我阅读完刘平勇新著《风云激荡》，那些真正的“地下党”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一下子“活了”起来，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在眼前，与我诗中抽象、模糊的“地下党”判若天壤。

昭通作家刘平勇的云南革命历史长篇小说《风云激荡》，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二十三章，二十八万余字。作为云南省作协建党一百周年献礼作品，《风云激荡》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较为全面、立体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云南革命历程及地下党为了民族解放舍生忘死、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塑造了一批过目难忘的艺术形象。

小说叙述了1926年云南第一个党组织成立至1950年云南解放期间，从北京求学回来的金恪铭、唐竹、李坤师兄弟等地下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上矢志不渝，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潮中，发展壮大党组织，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推翻唐继尧的统治，相继策反了滇军海城起义、长春起义、卢汉起义，成功取得云南和平解放。作品讲述了革命者一个个可歌可泣、动人心弦的故事，以及走向革命的不同人生轨迹，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成长为一个个革命信仰坚定，经得起任何严酷考验的成熟的革命者的艰难历程，彰显了共产党员身上崇高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着力赞颂了云南儿女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作出的流血牺牲和巨大贡献。

通读全书，心潮澎湃，跟随作者饱含激情的笔触，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军阀混战、烽火连天、你死我活的斗争岁月。

长篇小说创作中，谋篇布局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好比起房架屋，须得事先设计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框架，高楼才立得起来，才会结实稳固，否则，楼房尚未完工，中途可能就倒塌了。孙犁先生曾说：“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他又说：“小说的结构是上层建筑，它的基础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人物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矛盾、斗争、演进中，出现小说的结构。”（孙犁《长篇小说的结构》）作家刘震云也认为“（长篇小说）最难的是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结构”。平勇应该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其小说作品《风云激荡》格外注重谋篇布局，在结构上打破了单一的时空线性叙事模式，采取明暗两条线交互推进的方式构建作品架构。一是中心人物金恪铭（后更名为李炳玉、李浩）、黄竹等人的革命经历和成长过程为“明线”，从几个主人公的不同视角展开叙事，全方位、立体式地展现惊心动魄的地下革命斗争，将地下革命者大智大勇、不畏艰难险阻努力获取和传递情报的情景描绘扣人心弦，云南地下革命惊心动魄的兴衰起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斗争的蓬勃开展以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由盛而衰，直至彻底失败，则采取虚写的方式，与地下工作的展开同步推进。使读者在了解云南地下革命全貌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斗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的疯狂反扑和最终彻底失败，也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

长篇小说涉及人物众多，各种线索交织缠绕，极有可能顾此失彼，哪里交代不清，就会导致脉络断裂，造成“肠梗阻”，最考验作者对人物的驾驭能力。对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走向，各条线索的布排、推进均要深谋远虑，超前谋划布局，否则就会造成“翻车”。孙犁先生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中指出：“写作长篇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中间枝蔓太多，前后衔接不紧，写到后来像漫步田野，没有归宿；或作重点结束，则很多人物下落不明；或强作高潮，许多小流难以收拢；或因生活不足，越写越给人以空洞散漫之感；或才思虚弱，结尾已成强弩之末，力不从心。甚至结尾平淡，无从回味；或见识卑下，流于庸俗。”纵观全书，我惊喜地发现，平勇兄机智而有效地避免了这些实际问题，整体把控比较到位，使作品脉络清晰，各条线索有序展开，故事情节的精彩推进扣人心弦，毫无杂乱感和违和感，体现了平勇长篇小说结构高超的驾驭水平。

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谋篇布局，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至关重要。人物形象刻画是否鲜活丰满，是否具有典型性，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成色。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阿Q之所以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历久弥新，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鲁迅先生善于将人物置于典型环境之中进行刻画和塑造，使之附着了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意义。《风云激荡》书写的不仅仅是革命者个人的成长史及其心路历程，也是一群人的革命群像。该书将人物置于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进行刻画，集中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一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历史画卷，生动再现了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取代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必然历史命运。小说融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于一体，将重大主题与生动的人物、丰富的故事巧妙融合。通过一群出生贫苦，有着坚定革命信仰的，立志为解放天下受苦百姓，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极具代表性的共产党员，在危机四伏、波诡云谲的艰苦环境中，创建地方党组织、发展壮大党员队伍，机智果敢地与敌人展开地下革命斗争，想方设法搜集、传递重要情报，为我党正面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大支持等种种革命行为的描写，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感召力和领导力。

“人性和社会问题往往需要极端环境的刺激才能得以呈现（刘诗宇）”。“谍战”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人时刻潜伏在身边，或身边的同志会突然叛变成为暗藏的敌人，凶险万分。平勇有意将这些人物其置于严酷的环境中进行刻画和塑造，那些革命者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矢志不渝，坚定如铁；当党组织因叛徒出卖被彻底破坏时，他们有过悲观，也有过迷茫，但他们总能在最后时刻拨开悲观迷茫的迷雾，坚定信心，继续勇往直前，有效避免了人物脸谱化、“单面化”窠臼，而显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譬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革命意志坚如磐石的金恪铭，当美女同学突然出现，并呼喊他的原名时，内心感到慌乱紧张，因为担心因此而暴露身份，对组织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美女同学的爱情诱惑，他有过心醉神迷和对爱情的心动与向往，但最终还是理性地克制住了自己。这些情节、细节的描写显得真实可信，使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鲜活丰满。悬念的制造加深了氛围的紧张感，让读者跟着“揪心”并充满阅读期待。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小说善于多角度从不同侧面刻画人物。比如在第九章中，对于王德三这个人物，平勇就从战友的视角，从王德三出众的才华、贫苦的身世、革命经历、对革命的执着追求等方面加以刻画，使得王德三这个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也为他后期不畏强暴、英勇牺牲埋下伏笔。对主人公金恪铭的刻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作者先后让其被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然后又是种种威逼利诱，美色诱惑，战争洗礼，甚至用太阳暴晒让皮肤变黑，赤足奔跑，超出身体极限地干各种苦活累活，将“外貌彻底工农化”，打进矿山卧底开展工作，可谓九死一生，最终成长为一位久经考验、理想信念坚定，成熟冷静，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和地下党组织领导者。

金恪铭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些“非人”的血与火折磨好和考验，是为了“三迤大地千千万万父老乡亲”不再受苦受难。

看得出，《风云激荡》人物塑造力求多元而真实，生动而感人。不论是一次次与敌人面对面的激烈交锋，还是沉着坚定，在隐蔽战线上奋战不息，舍小家为国家奉献鲜血和生命的共产党人的形象，都在共同传承中国人独有的、历久弥新的民族之“魂”。随着地下革命者们在长期斗争中的不断成长、成熟，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失败和牺牲逐渐减少，成功策动了一次又一次起义，国民党反动派也因自身的腐朽以及共产党地上和地下的双重打击，一天天走向失败和覆灭。

长篇小说因其体量巨大，好读与否，常常考验着读者的耐性和阅读欲。好读，当然囊括着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情节的或生动有趣，或惊险刺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语言的文学特性等等。尤其语言，既是故事的载体，又是内容本身（没有语言，何谈内容）。作者组织和运用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作品的成败。毛姆说：“文字应力求简洁，让一般教育程度的人可以轻易阅读；文体应符合题材，就像剪裁合度的鞋子符合形状优美的脚一般。”（毛姆《我心目中的好小说》）。普通小说的语言灵活性强，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大，而对于比较严肃的革命题材类小说，则较难把控，要么可能成为一本正经的“史志体”，要么就是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在阅读《风云激荡》的过程中，我格外关注了该书的语言，我发现平勇能动地采取“双轨制”的方式组织语言，即志书特征的语言和具有文学特色的语言相互交织。在叙述史实时，作者就采用较为规范、严肃的语言，当回到“小说”时，则是“文学化”的语言。就像一条铁轨旁，流淌着一条灵动的河流。“志书体”严肃、严谨、准确，“文学体”则笔调轻松灵活，具有表现力，有的地方富有诗化特色，极具诗意。如第七章57页“一吨亮闪闪的金矿，几堆白森森的人骨。砂丁的汗水和白骨，是资本家无穷无尽的贪婪和钞票”；67页反映旷工悲惨生活的歌词“肩头背上拉脱皮，一心要想歇个气，欀头老板不给歇，老板看到皮柴打，欀头看见用脚踢，老板好似催命鬼，欀头好似阎王爷”等。两种叙事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戴着脚镣跳舞”，平勇如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作者可以天马行空，任意发挥，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则受史实等条件限制，必须做到“大事不虚”，尽可能忠实于史实。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是由社会、时代以及个人经历所共同形成的。小说中，都是以历史事件和真实生活为基础，作品内容也以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基本特征。因此，创作此类题材的小说格外费劲。创作之前，必须查阅大量相关历史资料，记录大量的阅读笔记，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还要花费大量心思和精力进行艺术构思。在充分掌握、吸收、消化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然后才能着手进行艺术化创作，通过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的一系列活动，将一个个历史事件有机串联，融为一体。平勇说，他在查阅和处理相关资料上就花费了半年时间，创作又花了大半年时间。这说明收集资料，消化资料，转化成小说的骨架和血肉，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比写一般性小说难读更大，弄不好就是夹生饭，就会消化不良，作品成为“残次品”。但事实证明，《风云激荡》是成功的，平勇兄戴着“脚镣”的这次“舞蹈”是颇为精彩的，一定程度做到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的有机统一。

“小说的美往往体现在关系的描写中。有人说，长篇小说写的就是关系，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关系美是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关系产生了和谐，也是关系产生了矛盾和斗争，产生了故事以及故事的开始、发生、发展、高潮与结束，没有关系便什么也没有（蒋九贞《以美的原则再现生活》）。《风云激荡》中，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有的是同乡，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师徒，有的是旧友，有的是宿敌等等，有的人物贯穿作品始终，是作品的主角和灵魂人物，有的出现不久便遽然而逝（牺牲了或叛徒被组织处决了），有的则如流星一闪，存在时间极为短暂，但他们无不在作品中发挥了正面作用或反面作用，以他们独特的行为推动着故事的发生、发展。

有人说，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总是因为过于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显得高高在上、不近人情。读完平勇的《风云激荡》我却无这种感觉，反而觉得很“亲民”，或许是因为书中出现的人物要么是世人皆知的历史名人，要么都是云南和昭通的“老乡”，也或许是因为平勇高超的艺术化处理，有效消弭了这种“隔膜”，而让人亲近、爱读。

可以说《风云激荡》是一部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革命史诗，又是一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历史长篇小说，具有较高的文本价值和美学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填补了云南地下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为云南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朵绚丽而芬芳的艺术之花。

最后，我想说云南人民是幸运的。因为正是像书中那些地下革命者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取了云南的和平解放，云南大地因此未像其他地区的人民饱受战火摧残、生灵涂炭。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始终对那些英年早逝的革命者心怀感恩和崇敬之情，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如今这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和平美好的国度自由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