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过南帆、陈晓明、郜元宝、王干、孟繁华、李洁非、张新颖、旷新年、洪治纲、王彬彬、张柠、程文超、吴俊、戴锦华、罗岗、施战军、杨扬、葛红兵、何向阳等上百位批评家，几乎涵盖了当下最豪华的文学批评者队伍，功劳不可谓不大。近两年，中国作家网将该栏目文章重新结集推出，在每期展示的“编者按”中都有强调，“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其言也善，其心也真，道出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理想互动关系。韦勒克认为，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大块，它们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补充。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本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整个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学生态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和效用。

然而，当下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之声却屡见报端。不仅有学人指出文学批评既缺“骨”（对真理的追求）也少“血”（对文学的忠诚）的现象，[1]也有人担忧庸俗化的人情批评现象日益严重的趋势，并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了文学批评的圈子化现象，认为当下文学评论自我满足，陷入熟悉的话语小圈子，却少了对公共议题和大众文化的体认洞察。言之殷殷，情之切切。在大众文化、视听艺术形式冲击下，文学的边缘化已让不少作家“倍感孤独”。作为与文学创作互动相生的文学批评，理应承担起引导创作精品、提高审美风尚之责任，以避免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境地。

文学批评到底如何才能更加有效？有学者曾总结涵盖文学在内的文艺批评的主要功用，在于“对作品进行分析阐释，探讨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指出作家的创作得失，帮助作家提升创作水平；指引或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鉴赏，不断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和审美情趣；总结文艺创作规律，推动文艺理论丰富发展；剖析文艺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文化的健康进步等”[2]。可见，文学批评不仅仅只是评论者对作品进行单向解读和阐释的个体私欲化行为。完整的文学批评除了需要关注作品外，还要求批评者与作家、读者互动，在更广阔的领域关注文艺规律、文化思潮及社会进步等公共性话题。简而言之，有效的文学批评除了批评者自身获得满足感之外，还必须为获得作家、读者及广大社会公众的最大程度认可而努力。尤其是后者的认同与接受，会使文学批评由一种个人主观行动增值变为公共性文学表达。寻求或走向公共性，应该是文学批评有效性抵达应追求的目标，也是批评者主体及公众共同期待的美好愿景。

客观地说，那种针对作家新作集体捧场，没有建设性意见表达，寄生于作品营销的人情批评圈确应被摒弃。鲁迅先生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3]而当下这种广为人所诟病的捧场式批评，好处自然会说好，但碍于人情或场面，坏处却不一定会说坏。这种跟作家点赞、为作品营销的批评现象，因为站在一种互有关联的小圈子立场，而并非着眼于作家作品是否真正关注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国家命运，抑或在语言表达、形象塑造、故事讲述、流派思潮形成等方面助推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等公共性命题，所以这种人情批评小圈子往往视野狭隘，以捧场为主，难容尖锐意见。文学批评正因为陷入人情小圈子，缺少了公共性品格，而逐渐丧失了基本功能和效用，并对整个文学生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回顾百年新文学传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代文学的同人化现象，还是当代文学批评圈的形成，只要批评家最大程度地拥抱并走向公共性，承担起文化或社会公共议题设置，通过评论者及其批评圈的审美表达，力求最大程度达成文化或社会共识，就有助于文学及其批评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用与意义；相反，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公共性衰减，就会使文学批评应备的思想文化功能减弱，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文学的边缘化处境及其恶性循环。所以文学批评的信用及有效性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与同人化、圈子化形式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看批评家主体及其形成的同人圈、批评圈在多大程度上走向了公共性。切实让文学及其批评参与并走向公众生活，让批评成果能转化并构成大众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才是体现批评效用的关键因素。

我们为何一直怀念五四新文学？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五四先贤们，本身就是一群关怀公共精神的批评行动者，以他们为代表构成了一个批评精神张扬的时代。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阀门。他们共同倡导的“兴白话，废文言”“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使他们在新文学史上结成了最早的具有共同志趣倾向的同人群体；以他们为代表还在早期《新青年》中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安徽文人圈，但谁又能否认这样的同人群体和文人圈子，在推动早期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过程中所曾起到过的突出作用呢？五四新文学同人化现象最为典型的还体现在《新青年》杂志编辑群体的变化上。《新青年》（最初创刊名为《青年杂志》）杂志在办刊之初，原属陈独秀一人主办的刊物，撰稿、组稿及发稿均由陈独秀根据其拟定的办刊志向个人决断。陈独秀在创刊号上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就是抵制腐朽文明的批判书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充分表达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尽管《敬告青年》一文及陈独秀后来撰写的系列文章引起过不小反响，但其实在陈独秀独立办刊时期的《新青年》，还算不上一个有较大反响的全国性刊物，因为《新青年》最初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只印千本，发行六号之后，甚至停刊半年。陈独秀也曾指出：“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4]但后来陈独秀因受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杂志由上海迁移至北京后，《新青年》亦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由陈独秀和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李大钊等集体参与的同人编辑制度。《新青年》的八大同人编辑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不仅是拥有共同学术旨趣的同人群体，还各展所长，以杂志为主要载体和阵地，将新生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影响广泛，促使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思想解放运动。在《新青年》同人编辑群体周围，周作人1918年12月15日在《新青年》还发表评论文章《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口号自此代表了“五四”的时代精神，亦上升为中国新文学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周作人之外，鲁迅从立足改造国民精神的新文学创作，逐渐走向直面社会的评论性杂文之转变，也成为五四知识分子公共关怀的典范形态。我们之所以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愿意继承先辈批评家们的遗产，主要就在于无论他们以个体抑或同人圈子形态存在，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都彰显出了强烈的公共性批评精神。

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刊物、社团及围绕于此的创作与批评群体多以同人形式存在，他们为实现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及推动文学与民众结合，文学与进步社会思潮联姻，文学与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走向公共性的过程中实现了批评效用的有效抵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文学及其批评同人化形式成为了一种历史现象，有研究者称，“同人刊物的消失也预示着现代以来充满独立意识、个性张扬、崇尚自由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隐退”[5]。随着当代文学生产体制化进程的推进，文学批评以阐释当代文学制度的核心价值为出发点，开始介入文学生产与传播、衍生的全过程。尽管文学批评进入当代历程以来，评论者从一开始就是以“批评家”的体制身份高位介入文学生产过程，但也有学者清醒认识到，“能否形成中国化的批评理论和如何确立关怀现实的方式，是决定当代文学批评转型成功的关键”[6]。这种认识可谓一语中的。当代文学批评如果不介入公共性现实关怀，不能对当代生活做出独特而深刻的观察与描述，不能提出值得重视的思想或精神命题，终究还是会沦入边缘化的窘境。

重返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现场，也可发现批评家的作用的确不容忽视。正如程光炜在《当代文学中的“批评圈子”》一文中所述，“1950—1970年代的‘解放区批评圈’、198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批评圈’、19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批评圈’、1990年代的‘学院派批评圈’，构成了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的主要话语谱系和历史脉络，其成就和缺失值得批评界反思和总结”[7]。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圈子化现象历来就存在，但只要批评者怀揣公共精神，在纵向的历史视野和横向的世界目光中，把当代作家作品置于流派、思潮中进行“坐标式”定位，尤其要置于相应的社会公共生活中进行考察，坚守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比原作品站得更高更远，就能起到文学批评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否则，失去公共性品格的文学批评只会沦为文学表扬或文学迎合而为人所诟病。

晚近三十年来当代文学发生过两次公开运用理性并达成公共性批评的典型案例。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商业市场文化淹没伦理道德而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是上个世纪末上海文学批评圈发起，进而辐射全国学院派批评圈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与重建运动，就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生活趣味粗劣、思维方式机械、文学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等展开讨论，其余波至今仍有回响。二是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倡导与批评，这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圈和知识界讨论之余续及衍生的话语模式，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后十余年间唯一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论争，意义重大，“底层文学”也已成为新世纪以来非常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并非体制倡导和政府行为，均属高度公共性问题，能从一个地域性的批评圈辐射成为全国性、全社会的文化批评与检讨运动，并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先锋。评论者及其批评圈并不仅仅关注私人领域，而是依托自身审美修养和独立思考，对公共性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拷问批判，是当代文学批评有效性得以实现的有效路径。

文学批评历来是一种有一定深度的阐释行为，并不同于普通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是否有效，往往与其是同人化或圈子化形式与否并不必然关联。从百年中国文学批评优秀传统来看，有效的文学批评现象，往往是从公共性论域出发，且从同人化或批评圈开始起步，其批评成果最终会指向一种公众话语，成为一种引领或重建社会认识的观念和共识，并能够在公众和社会层面广泛传播。所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到底如何抵达，关键要看批评家或其批评圈能否主动拥抱并走向公共性论域。将个人（或圈子）批评意见以公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将个人（或圈子）批评话语转变为公共批评话语，这样的批评才有力量和穿透力，才能成为引领一个时代文学或文化风尚的利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8]。这充分说明，文学批评应该摒弃人情小圈子，敢于讲真话、讲道理、讲正气。文学批评更是一种社会性行动，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担负时代使命，有效参与公共生活，追求批评的公共性品格，把脉文学现象，反哺文学创作，引领文化与社会风尚，确保文学批评有效性顺利抵达。

注释：

[1]丁帆：《缺“骨”少“血”的中国文学批评》，《文学报》2012年7月19日。

[2]丁国旗：《寻找公共性——文学批评的意图》，《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4]周月峰：《〈新青年〉通信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5]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143页。

[6]王尧、林建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导言〉》，《文艺理论与研究》2010年第5期。

[7]程光炜：《当代文学中的“批评圈子”》，《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