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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蝉》的小说以北魏（386年～534年）统一北方之战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开头序章就已点名关键的时间起点：大魏国偷袭燕国龙城。龙城为北燕都城，延和元年（432年），世祖拓跋焘攻克北燕龙城。文本叙事在遵循大历史的发展框架的同时，利用北魏佛教、儒学、道教之争为外在脉络，“子贵母死“的祖宗之法为内在脉络，在历史的缝隙中，衍化出一段亦真亦假、惊心动魄、层环叠绕的宫廷秘事。

其中的大多人物在历史中皆有其原型，如常鹤兰的原型即文成帝的乳母昭太后常氏，本是一个在历史中一笔带过的人物，但杜安隐赋予其作为母亲特有的坚韧品格，历经世事沧桑的人生智慧，把握稍瞬即逝时机的生存技巧，将历史上“纸片式”的形象充实为具有立体血肉感，在乱世中无法把握自身、飘零已久但仍能坚持本心的女性塑像。“子贵母死“的祖宗之法自北魏道武帝始：“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可见“子贵母死”意在维护皇权的稳定性，保证王朝的统治权力不会旁落外族。此制的第一个牺牲品是北魏王朝的第二代君王明元帝拓跋嗣的嫡母刘氏，但随着北魏政权的稳定，“子贵母死“逐渐失去其创始之初的作用，而被当做后宫权力斗争的工具，如文成帝的乳母昭太后常氏就曾借此制度赐死其嫡母郁久闾氏。文中常鹤兰自被选为金成帝（原型为文成帝）的乳母之后，经受过险象环生的权谋斗争之路，最终利用“子贵母死”的祖制逼死恭太后吕金瓶一情节就来源于此史实。

小说中的金世祖原型为北魏世祖拓跋焘，文本精准地还原了在其执政中期实行的灭佛政策，甚至灭佛的“原由“也充分利用了史料，如东郡公任伯渊自称看到和尚在佛教圣地窝藏兵器、私下酿酒、与美貌女子鬼混，以此说服金世祖下达全国灭佛指令。

在北魏立国初期，佛教得到尊崇（为笼络以僧朗为首的僧团），据《魏书》记载：“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掘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也延续着太祖的亲佛政策：“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但在北魏世祖消灭北凉之后，“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原本在永嘉之乱以后，中原文化转移保存至凉州一带，因而在河西地区被纳入北魏版图之后，中原的传统文化（其中以儒学为主导）及经济政治体况对北魏尊佛风气有较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佛教势力在太祖及世祖早期逐渐膨胀。众多成因之下，拓跋焘一度实行灭佛政策。这与天师道寇谦之（365-448）、北方士族清河崔浩（381-450）两人为代表的道教与儒学势力的扩张不无关系。

始光元年（424年），天师道道人寇谦之经过平城，觐见拓跋焘无果，值崔浩于431年迁司马，受到重用，在其鼓动下，拓跋焘封寇谦之为国师。拓跋焘重视儒学与道教实际上是努力融入中原文化的尝试。

太平真君六年（445），拓跋焘西征杏城（陕西黄陵县），见闻长安沙门种麦子、牧马于寺庙之内，且“大有弓矢矛盾••••••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在当时，太子拓跋晃（小说中的太子金曜星）一向尊崇佛法，一再奏请阻止毁佛政策，拓跋焘不许。而在文成帝即位之后，又诏令恢复佛教的地位，此次毁佛运动告一段落，实际上不仅是儒释道三家的信仰之争，更是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书中的“鹿野浮图”意指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在位五年就让位于孝文帝，迁至崇光宫居住：“宫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与禅僧居之。”所谓“鹿野”即佛陀初转法论之圣地，在此表示对佛教的崇尚。

可见小说中叙述的“灭佛-兴佛”的叙事线索在历史中确有其事，但区别在于小说并未完全按照历史叙事照着模样描摹下来，而是将原本在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分歧严重的“灭佛扶持儒道或继续尊崇佛教”斗争现象凝缩至东郡公任伯渊劝谏金世祖灭佛，并与太子起冲突这一情节中去。

这一历史虚构移植的手法，不仅使得小说叙事更为顺畅、减少枝节的干扰，并且在极具浓缩性的情节单元中，再现出东郡公任伯渊的历史原型——清河崔浩联合天师道道人寇谦之打压佛教势力，以弘扬中原儒道文化的历史场景。

更为关键的是，贯穿通篇小说的阴险毒暴的角色——中常侍万盛的原型就是北魏历史上连弑两任帝王的中常侍宗爱，正平二年（452年），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所杀，宗爱矫借皇后指令，拥戴吴王拓跋余为帝，后又弑杀拓跋余，同年十月，殿中尚书源贺拥立皇孙拓跋濬，此为文成帝。小说中将其两面三刀、欺上瞒下以及阴狠毒辣的枭雄品质刻画到入木三分，不时在情节中流露出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思考，为文本平添了几分哲理意味，也表明作者在试图塑造人物的多面性。

杜安隐在根据扎实的史料构筑独特的后宫悲情叙事的同时，更富有特色的是其对“对位法“的运用。“对位法“原指在音乐创作中，构筑出几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最终熔铸为融洽的整体式旋律，这是复调式音乐的主要创作手法。在《鹿野蝉》这一小说文本中，巧妙地借用这一手法，在同一叙事情节线中，创设出多个不同的虚拟视角，从多个人物自身的思量与感受出发，在保持多个音部相互独立的而同时，彼此之间却发生和谐的“化学反应“，最终在“对位法“的营造下，整个“复调“呈示人间万象，小说文本因而富有细节且具浑融感。如在叙述重九会宴之时，通过中常侍万盛、皇后赫连雪云、安昭仪、菊夫人左昭仪、吴王金耀明等人的视角构筑出权力争夺、合纵连横及身处权力场中而不得不陷入“孤岛“的丰富图景。

杜安隐在小说中呈示出的精道笔力、渊博的佛教经学思想、众多带有隐喻性质的花语才识以及时隐时现的带有“宿命论“因素的魔幻色彩为小说增添着愈加耐读的属性，并为现今越来越贫乏无味的历史小说领域开拓出更具阐释力的复合型新框架。

魏巍，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第七期中青年文艺骨干研修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36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40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重庆市作家协会第5届全委会委员，红岩文学奖第7届终评委员。出版文学评论专著3部，其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获第七届重庆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沈从文与老舍比较研究——以民族文学为视角》获第九届重庆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专著《文化•心理与政治——多维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杜安隐，成都人，现居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鲁迅文学院，已出版作品：现实题材小说《幸福落地》《别时容易》；历史虚构小说《大梵宫》《贺兰阙》《鹿野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