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人初，本名麦麦提敏·阿卜力孜，我一直叫他小麦，新疆文学界的朋友们也都这么称呼他。2012年初，我当时主编《西部》，有领导向我推荐小麦的诗歌，说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维吾尔族青年，他的“双语写作”值得关注。当时小麦是北京潞河中学新疆“内高班”的高三学生，已出版第一部汉文诗集《返回》。从新疆和田偏远乡村里怯生生的小男孩到“内高班”的成名诗人，从连一句汉语都说不流畅到娴熟掌握汉语并出版诗集，这是小麦人生的重要飞跃。

2012年，小麦考上江苏大学，在去江苏上学前，他到乌鲁木齐来看我，带着《返回》和一些新写的诗歌作品。他的汉语口语不是很好，但书写能力很强。之后我们一直有联系，他投给《西部》的组诗《石头里的天空》于2014年获得第三届西部文学奖。

2015年，小麦出版了第二部汉文诗集《终结的玫瑰》，“理工男”这一学子身份并未困扰他，没有影响他对诗艺的持续求进。2016年，小麦大学毕业后返疆，我和新疆作协阿拉提·阿斯木主席共同举荐他到作协工作。在作协期间，他负责微信公众号的运行，编辑《新疆作家》杂志，翻译出版诗集《无人》、长篇小说《潮》等，个人的诗歌写作也在进步，获得了《民族文学》年度诗歌奖。今年小麦的第三部汉文诗集《顶碗舞》出版，他希望我能为诗集写序，我便痛快答应下来。

乍看诗集名，还以为是一部“非遗”主题的诗集，其实不然，其中的《顶碗舞》一诗，也并不具有“非遗性”、风俗化的写作特征。“地球上的人，身体负重，/拖着沉重的眼睛，/看着瓷碗在女人的头上优雅地旋转——如同地球。”这样的开篇表达富有新意，一下有了时空的宏阔感。女性之舞，既轻盈如蝶，又沉重如山，在天与地、轻与重之间自如转换、更迭、起舞。在小麦诗中，“顶碗舞”是女性的“水之舞”“水之梦”，舞者与观者“身体里的水为死神解渴”。而写作本身、诗歌本身，何尝不是语言的“顶碗之舞”呢？

小麦在《顶碗舞》里塑造了轻盈而负重、具有爱之普遍性和泛灵色彩的女性形象，并不断演绎、变奏、强化这一主题。整部诗集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女性崇拜和母性崇拜，具有一种刚柔并济的“女性意识”，进而产生了一种由男性的“女性意识”所激发的“觉”与“悟”。“我在仰卧的女人身边/我们的言说像玫瑰的绽放/……/我用她替换我/而她用黑夜替换我。”这里的“替换”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交融”，是“我”与“她”、男与女、水与土、天与地的交融合一。如此，“我的灵魂仿佛一个吃到初乳的婴儿”，能够“支撑起整个黑夜”。在写给新婚妻子的《沉重的爱》中，女性是“有花之光”和“灵魂之光”，把我们从噩梦中拯救出来。

母亲和母性崇拜，是诗集中着墨最多、用力最深的话题。在《母亲的幻想》中，诗人对母亲有一种负罪感：“有罪于将我领到这一世界者，/有罪于让我听到自己的心声者。”只有将自己的爱和梦都变成幻想，离家的诗人才得以安心。而母亲是“在世界上唯一能够幻想/而无需恐惧于幻想的东西”，如此诗人才能深情地道出：“母亲，我爱你。”

站在性别的这一边，诗人说自己是“一个吃土长大的人”，脚下总有令人迷失的无限土路。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所以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土地的人”，“从降生到大地上/从地上搬到地下/他身上带着沉重的土地/带着天上降下来的土/带着脚下扬起的土”。“土”与“草”密切相关，小麦虽出生于南疆绿洲，但对“草原之草”相当熟识，“风吹哪棵草/都是身份的否定”“我们移动，我们迁徙/……而风吹哪棵草/都是意义的掏空”。在“身份否认”和“意义掏空”之后，诗人何为？我们的内心和“主体性”该如何重建？“诗性正义”又如何在时代诗篇中诞生、莅临？或许正如小麦在诗中写到的那样，需要借一杯“还魂酒”和“夏娃给予亚当的苹果”，与现实、历史和虚拟世界等交互、共融、并置。而在我看来，诗与诗人必须历经“爱”与“救赎”之路的崎岖颠簸，就像《诗的乌鸦》中的“乌鸦”，它是象征的、隐喻的、多义的、悖论的，直接对应人性的丰富多姿。我们必须经由复杂幽暗的人性，才能找到诗的“获救之舌头”。

“我充满了夜晚，而星星充满了我/我伸出手臂，环抱梦……树上结满了果实/来，把这些果实摘了去吧。”《来，把我摘了去吧》是一首短诗，这里的“果实”是“爱与救赎之果”，是生长和上升，是诗的果实累累、瓜熟蒂落，也呼应了诗集开篇的《爱的宣言》：“你/石头与鸡蛋的游戏/让灵魂得到救赎”。是的，《顶碗舞》总体可看作一份诗性饱满、情感炽烈的“爱的宣言”，语言如“石头撞击石头”，飞溅火花与碎屑。作为一名诗人，既要“把爱也精打细算/如同数钱。//如同数钱，/也数数命运的玩笑”，同时要把爱写在纸张的两面：“最优美的诗：生命/最完美的诗：死亡/这两首诗写在一张纸的两面/这张纸：爱”。诗歌要记取和书写的不是仇恨、冷漠和隔离，诗人的责任与使命是“创造爱”，还有梦想、祝福、祈祷。

《顶碗舞》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探索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诗集，“双语写作”所内涵的语言/命运“共同体”意识（小麦/阿人初/麦麦提敏本身也是一个“共同体”）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而诗歌作为以切片、分行方式呈现的内心真实和情感记录，也可以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的对象。《顶碗舞》的出版，对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双语写作”，也无疑是一个激励。诗集中也有一些不足，比如抒情惯性带来的直抒胸臆、脱口而出，显得急切了些；有些短诗缺少沉淀和推敲，单向度的表达难以抵达复调性的多义和纵深；有的作品有筋骨，但少了些血肉，不够饱满丰润。这些都需要小麦在今后的写作中加以琢磨改进，唯有上下求索、不断精进，才能抵达诗的至臻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