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意象到时间诗学——论骆一禾的“圆性时间”及其创作实践
对骆一禾诗歌的研究开始于他离世之后。但真正有所推进是在最近10年，随着相关日记、书信等史料的公开，研究者围绕诗歌“共时体”（2）和“博大生命”（3）等命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在此基础上，骆一禾的诗歌图谱也逐步得到梳理。
再次细读骆一禾的诗歌，可以发现他的诗中存在着独特的时间意象，这些时间意象构成了骆一禾别具一格的诗学时间观，即“圆性时间”。这个“圆性时间”的诗学观之所以重要，是因其与诗人鲜明的气质关联在一起，不同于他的好友海子是以天赋和才情进行“随性”的创作，骆一禾从一开始就有着清晰的以“时间意识”结构起来的诗学观念，当然诗人也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着这一独特的时间观念，二者相互影响，贯穿了其创作的始终。
更为重要的是，骆一禾这一“圆性时间”以及诗歌创作并不仅仅局限在其诗歌的内部，他很明显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与时代语境的影响，并自觉地以诗歌的方式回应乃至参与到历史的发展之中。
一、“世界的血”：从时间意象到时间观
“血”是骆一禾诗歌中的核心意象，从最初的《致后人》（1981）至未完成的《大海》（1989），在《骆一禾诗全编》所收录的200余首诗歌中，“血”出现了近300次，纵贯了诗人整个创作生涯。从意象上看，“血”所具有的意义保持着高度统一，在拟人的、历史的、精神的层级上，呈现出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轨迹。
在拟人的层级上，“血”从人体血液形态引申到广义的生命力，这是“血”的基本含义，即“血”的循环表征着个体生命的持存，“血”的流失则意味着生命力的衰弱，甚至死亡。基于这层含义，诗人运用联想、拟人等修辞手法，譬如将地球拟人化，产生大地“冒着黝深的血色”（4）的想象，使得“血”的意象群包含了颜色与形态上的相似者。“大朵大朵流血的云”（5）“这黄昏……/流着太阳的血”，（6）通过黄昏时天空中血红色的景象自然过渡到“太阳”与“血”的联想；“那焰与蜜包容着的巨流”（7）“故我在不问生死的烈火之畔/故我的血流穿了世界”，（8）则将“太阳”与“血”的关联扩展到“火”，不断丰富“血”的意象群。
拟人化的“世界的血”，彰显了诗人的生命诗学，同时也表明了一种鲜明的时间意识。“血”成为生存的一个本质化特征，被注入个体生命运动的短暂周期之中，以小见大地反映“太阳”乃至宇宙运动的漫长周期。“血”“鲜红地流动”，（9）为生命提供原初动力，不论对于个体生命还是世界生命，“血”都是生存的基本要素，“血”的运动周期等同于“世界”的脉动时间。（10）此外，由于诗人有意识地将“血”与“太阳”通过自然景象的纽带紧密联系起来，“世界的血”还具有了“黄昏”与“朝霞”的寓意。“太阳”从黄昏到朝霞的运动和“世界的血”所象征的生命运动，保持着相同的频率，黄昏对应于死亡，朝霞对应于新生，“血”就代表着世界变迁的基本时间单元。
在拟人的基础之上，“血”进入历史的层级。基于对人体血液与相似形态的语义建构，诗人将“血”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溶解性和沉积性，引申到绵延、融聚及层累等观念上，从而把“血”从基本形态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时间意象，用来表征超越个体生命的人类历史。追溯“血”的代际流动，就抵达了“固有的血液”或“固有之血”：
从黄金海岸，从阳光多变的安第斯
从亚述和塞留息德：固有的血液
世代相失
世代无辜，谁能饶恕我，谁与我相遇（11）
只有我，在你们死于精粹的时候
保存和滋养了固有之血（12）
骆一禾从鲁迅“弗失固有之血脉”（13）的表述中借来了“固有之血”这个意象，用以描绘骨血绵延的历史。根据“固有之血”所具有的同源性，从“血”的相互溶解就可联想到血脉之间的融聚特征，即“血血相连”，（14）进而构成了从个体到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谱系关联。于是“世界的血”不仅象征个体生命或拟人化世界生命的基本时间单元，而且通过绵延与融聚的漫长过程，逐渐具有了以千年为尺度的历史形态。
代际之间的“血”呈现层累的特性，使“固有之血”得以保存。骆一禾将历史喻作层层堆叠的塔楼，（15）而“血红”则占据这塔楼意象的中心，层层塔楼意味着层层的“血”，（16）于是“血”本身就包含了诸多代际的生存历史。
在拟人和历史两个层级的论述基础之上，“血”抵达了更高的精神层级。这三个层级共同指向了诗人的时间观。围绕时间观的建构与表达，“血”的意义逐渐变得丰富和复杂起来。在这一时间观下，“血”超越了个人范畴，进入了历史范畴，进而最终达到精神范畴的高度。
如果将个体生命的“血”与“世界的血”进行比较，从时间维度加以理解的话，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后者一方面是前者的综合，另一方面则是对前者的扬弃，正是在不同代际个体生命的生死轮回中，世界历史才得以延续。“血”不再是“时间大树的一叶”，（17）而是作为整体的时间。诗人将“肉”与“血”并置，以表达个体与整体在时间维度上的辩证统一：
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
原野蔚蓝
春天洁白如玉
残酷的肉，以及世界的血（18）
“洁白如玉”描绘出海棠花、玉兰花盛开的景象，它们与“绿色的树叶”、“蔚蓝”的“原野”共同象征着“春天”里生命的新生，这种新生所包含的意义，一方面指向“残酷的肉”所刻画的死亡场景，另一方面则通过“世界的血”来象征人类精神的不朽。精神的新生孕育于肉体的死亡之中，在“祭”的仪式里被后人所记住。上述引诗的前三行最早出现在另一首诗《春之祭》（19）中，其标题就揭示了“世界的血”精神层面的意义。与“残酷的肉”的对比并置，不仅意味着“世界的血”从人类生存史向精神史的过渡，而且体现了诗人逐渐成熟的时间观，如同“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时间”（20）这句诗所表达的那样，“世界的血”正是作为一种时间观被抛掷在我们面前。
通过以上针对“血”的意象分析，从拟人的、历史的、精神的层面，逐步还原了骆一禾运用“血”来建构时间观的过程。尽管“血”在骆一禾诗歌中占据重要且独特的位置，但这一时间观不仅指向“血”，而且关乎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因此需要对时间观的根源和内容做进一步梳理。
二、骆一禾诗学时间观的探源与“圆性时间”的提出
“世界的血”作为时间意象，在从个体生命到生存史，再到精神史的升华中，体现了骆一禾独特的诗学时间观。诗人对于时间的理解，乃至其整个创作思想，以往的研究者通常认为其根源来自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特别是斯宾格勒关于文化形态学的论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1）
关于骆一禾创作思想的根源，目前主要有三种解读。一是历史哲学说，即骆一禾主要受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影响；（22）二是存在主义说，这种观点一方面肯定了骆一禾创作思想中的历史哲学因素，另一方面则重点发掘相对不显著的存在主义因素，（23）将理论资源从20世纪初的历史哲学延伸到了同一时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包括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思想；三是浪漫主义说，这种观点将上述两种说法所依赖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哲学与存在主义思想，回溯至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精神。（24）
三种解读的演进呈现不断向历史深入的特点，浪漫主义说将存在主义说上溯了近百年。（25）于坚在纪念骆一禾逝世30周年的文章里说他“走的是浪漫主义一路”，“想加入到屈原、尼采、荷尔德林、特拉克尔一路去”。（26）最近一篇从语言哲学的研究进路阐释诗歌“元语言”（27）的文章中，同样谈到了19世纪初荷尔德林文学思想对于骆一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从存在主义到浪漫主义这条朝向历史的路径上，研究已经追溯到了荷尔德林。但另一条路径，即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历史哲学路径却是可疑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丹尼列夫斯基是施本格勒（即斯宾格勒——引者注）的前驱，他表述了与施本格勒十分近似的思想。”（28）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或文化历史哲学可以追溯至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家丹尼列夫斯基，后者正是在发表于1869年的《俄罗斯与欧洲》中首先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化历史模式”的理论，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早了近半个世纪。
由此可见，历史哲学说对骆一禾创作思想的溯源仍是不彻底的，其并没有找到真正根源。这条回溯路径还可以继续向历史深入，来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观念论时期。在探寻上述根源之前，我们首先找到了“世界的血”这一意象的起源，兰波写给巴黎的诗篇（29）给了骆一禾以“血”的灵感。“世界的血”从浪漫主义诗人笔下走来已过百年。这种时间观进入骆一禾的诗歌观念之初，诗人对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是持一种批判式的接纳态度。可见，骆一禾的这一时间观乃至创作思想的根源至迟不晚于兰波和丹尼列夫斯基，因此必定早于斯宾格勒。
丹尼列夫斯基经斯拉夫主义者、别林斯基，以及恰达耶夫的中介，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观念论者那里汲取了养分，此外，斯宾格勒从丹尼列夫斯基那里因袭而来的“有机性思想”，也来自德国观念论者，这里主要指谢林。在前述从存在主义至浪漫主义的追溯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对于骆一禾的影响，而这一思想的哲学理论恰恰由谢林完成。（30）因此，历史哲学的路径抵达了谢林，存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路径则抵达了荷尔德林，从谢林与荷尔德林思想的同源性来看，三条路径可谓殊途同归。于是，影响了斯宾格勒与海德格尔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体系，成为骆一禾创作思想的根源。
骆一禾曾引述谢林关于“造型艺术与自然”（31）的观点，强调了内在精神对于艺术创造的“振奋”作用，可见谢林美学思想对于骆一禾的诗学建构亦有贡献。骆一禾的诗句“与一切而至万灵”，（32）不仅呼应谢林的“与闻于世界之创造”，（33）而且令人联想到荷尔德林的“万物为一”与“无限的统一”，（34）歌德的“一切的峰顶”，（35）席勒的“人类的一切创造”“世界之轴心”“至高无上者”。（36）它从修辞及形式上可媲美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诗风，它在内容上则体现了骆一禾继承自德国观念论体系的哲学思想。
最终，在此前研究者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将骆一禾创作思想的根源追溯到了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完成者（37）谢林。谢林在《世界时代》中提出一种全新的时间观，即“一个时间之所以在自身内是完整的，因为它同时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38）谢林不仅提出这种时间观，而且开创了一门“时间谱系学”，（39）即“圆圈”式的“时间体系”。（40）这就是骆一禾通过“世界的血”等意象建构的时间观，即“朝霞”始于“黄昏”的时间观，或者称之为“圆性时间”的诗学观。
三、“新生”：“圆性时间”的诗歌实践及其意义
经由“血”意象所包含的时间意识，骆一禾的“圆性时间”这一独特的诗学时间观逐渐形成。需要强调的是，它不仅指向“血”这一时间意象，还构成了涵盖骆一禾整个创作生涯的基本诗学观，并且从整体上与其诗歌创作保持了一致性。“圆性时间”的诗学观，为我们更加系统地考察骆一禾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骆一禾正是从基本意象如“血”开始，在不断探索与创造过程中，进入更为开阔的诗歌创作天地，并将诗歌“复兴”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
从《河的传说》（1983）开始，“新生”作为核心意象就已出现，纵观骆一禾的创作生涯，“新生”书写与“复兴”理想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全过程。骆一禾正是遵循着“圆性时间”的诗学观，亲身践行自己的创作理念，即以“新生”书写追寻“复兴”理想。“复兴”在骆一禾诗歌中有着和“新生”相同的文化内涵：“复”意味着回到历史与过去，“兴”代表着新生。这就是“圆性时间”的意义，它表征着“复”与“兴”在时间上的遇合，“兴”的终点就孕育在“复”的开端之内。“圆性时间”意义上的“新生”，不仅是骆一禾个人意义上的诗歌实践方向，而且展现了诗人在更高层级上经由当代诗歌“复兴”向民族文化“复兴”探索的努力与可能。
“新生”书写作为实现“复兴”理想的途径，在《修远》《先锋》《长征》中体现得最为深刻。《修远》是诗人向古典诗歌传统致敬和取经之作，它的创作本身体现了诗人对于“新生”的向往和决心；《先锋》中的诗歌主体位于“修远”之路的终点，象征着“新生”的开始；《长征》更是舍弃复杂意象对于“新生”这一核心词的中介，直抵意义的核心，将追寻“先锋”的“修远”之路映射到历史现实中存在的道路上去，从而完成对于“新生”的行动诗学表达。这3首诗跨越了长达7年时间，几乎覆盖了骆一禾的整个创作生涯，构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
《修远》一诗的标题以及中心意象“修远”，毫无疑问来自《离骚》。一般认为骆一禾是直接引用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的“修远”。按照朱熹的注释，（41）此句中“修”指长，因此“修远”可视作一个单纯词，意指路途遥远；《离骚》中“又重之以修能”“恐修名之不立”等处的“修”，则有“修洁”“贤能”等象征美与善的含义，另一较新版本便将这两处“修”解释为“美好”。（42）《汉语大字典》中“修”确实具有“美好”的释义。也就是说，骆一禾于《离骚》中的灵感来源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修”和“远”作为两个独立的字进入《修远》。
骆一禾借“修”来表达道德修洁之人，尤其是历史上那些值得人们铭记的先贤或先锋。《离骚》中“路曼曼其修远”所刻画的正是追寻远方美好高洁之人的意象。因此“修远”在此表征与“我”进行对话的人格主体，即遥远的“修”者。在骆一禾诗歌中，“我”始终是一个站在“修”者对面的人。正如他在《桨，有一个圣者》（43）中所作的比喻那样，“我”仅仅是“他手中的船桨”，在“他”的引导下，“我认识并且启示海洋”，也即“我”是作为被引导者和追寻者的身份进入这一类二元结构之中的。
《修远》的对话结构体现在骆一禾自创的词语“圣诉”（44）之中。这个词颇具宗教色彩，表示教徒对上帝进行祷告过程中，在内心所感知到的神圣启示。这就构成一个特殊的对话空间，一方只诉说，另一方只倾听，倾听方的语言以特殊的启示形式抵达诉说方的心中。“天人的圣诉”中，诉说的那一方“哑着嗓子”从“火热”走到了“积雪”。（45）《修远》中“这两个圣诉”也是对于上述对话空间的刻画。正如巴赫金用对话理论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那样，“认为思想只有与他人发生对话时，才能开始自己的存在与成形，同时寻找新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思想”。（46）
通过“圣诉”这种特殊的对话结构，骆一禾表明“我”在追寻远方“修”者的路上，自身的思想不断被“修”者斫正，即“两代钢叉”的交锋，（47）从而领悟新的思想，思想在脑海里的诞生就像血孕育生命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会带来“痛疼”，但作为思想者的“我”那一双行走的“金足”，正是在这样的磨砺中才变得越来越“锐利”。因此，求索“修远”之路也是诗人思想脱胎换骨的自我革新之路。这条路乃是“一个诗人/变成一个（修洁、完满的）人”（48）的过程。
《修远》中的“修”者，在骆一禾早期代表作《先锋》（49）中亦有闪现：“凤凰”是“先锋”的精神象征，“先锋”为理想献身，像“凤凰”一样复生于后人的精神之中。在这首诗最后，诗人通过“大树的常青”“长空下最后一场雪”“夏日的雨声”等环境描写，营造了一场精神的“祭祀”。活着的后人“向光荣者说到光荣”，不断唤醒对于“先锋”历史的记忆，也就是持续地朝向历史追寻。只有在这样的追寻里，“先锋”才得以借助于“凤凰”涅槃一般的复生，向后人启示未来的方向，这便是“修远”之路的意义。
骆一禾的“修远”之路，在《长征》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首诗写于1987年7月，构思可能早于1986年下半年。（50）经姜红伟考证，骆一禾1985年4月曾应云南省作协邀请到德宏参加“孔雀笔会”。（51）这件事也被于坚记录下来：“我们前往云南西部的傣族地区参加一个笔会。我刚大学毕业，一禾已经在《十月》当着编辑，被派到云南来组稿。”（52）北京到德宏路途遥远，途经云贵川，而这里正是长征路的一段。另据云南作家黄尧回忆：“1986年夏天，……我们走了德宏（怒江以西）绕行，在保山施甸的大山上俯瞰惠通桥，我只寥寥提及抗战时的惨烈战役，……一禾突然沉默，坐在一棵树下不走了，很静，只有风。”（53）第二次云南行，途经“九叶”诗人杜运燮在《滇缅公路》中所描绘的那一条“不平凡的路”。（54）
云南行给了骆一禾十分丰富的诗歌素材，长征路、滇缅公路……先锋们走过的路，成为他笔下“血”一般鲜活的书写对象，令他体会到“新生”精神的可贵。这些感悟化作他献给云南的抒情短诗《遥忆彩云南》：（55）
云块举着亚洲的红土
这是一条义人的道路
当脚步证实心脏的时候
这是一种心声
一条博大的道路
这首小诗后来以更加简洁的形式出现在《长征》中，同时也以“中国文艺复兴”的题目汇入《汉诗一束》，从题目到内容的衔接恰可看出诗人对于“复兴”理想与“新生”书写在结构形式上的精心安排，这种安排放在诗人的一生中来看，意味着开端与结束的最终遇合，在“圆性时间”之内，就是“复兴”理想的实现：
当脚掌证实心脏的时候
那是一条伟大的道路
一种新生（56）
“心声”表述当年两赴云南远行的感受，长征路、滇缅公路的历史在诗人心中持存，鼓舞他以更坚定的决心投身“新生”书写的实践之中，因此“心声”已经包含对“新生”的肯定与确证；将“心声”改成同音词“新生”，抛弃意象直言词语本身，极大地彰显了思想冲击力。
“修远”“先锋”与“长征”构成意义的统一体，共同撑起了“新生”精神的实体。在“圆性时间”之内，“新生”与“复兴”是密不可分的：在这条诗歌之路上，“新生”所依凭的是“复”的方式，而“复兴”必然孕育在“新生”的创造之中。“新生”是朝向历史的，同时也朝向未来：历史不是虚无缥缈，而是开创了未来的方向；未来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包含了历史的希望。正是在“圆性时间”里，“新生”才具有了“复兴”的语义，这也是骆一禾终其一生的创作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结 语
骆一禾的诗学时间观并非简单的线性时间观，他构筑了自己的“圆性时间”诗学观，由此形成了其诗中“新生”的核心主题。通过对《修远》《先锋》《长征》等诗歌的阐释，这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的“修远”之路便渐渐从驳杂变得清晰，这是骆一禾在诗学与诗歌实践上的独特价值。
考察骆一禾的诗歌道路，我们不仅可以发掘出这条在“圆性时间”诗学观下的诗歌实践路径，还可以发现在骆一禾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有待进一步阐释的空间，这包括他的典型意象“建造石窟”所蕴含的“文化复兴”精神、“世界之中国”这一意象体系的建构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更全面地去理解骆一禾诗歌体系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许我们能够更加完整、生动地看待这位80年代的诗人，看他的诗歌中那种开阔的格局与视野。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视野与胸怀，其诗歌便不局限在一己的小天地之内，诗人以个性化的探索，思考甚至参与了历史与时代的演进，在诗歌与历史所构成的复杂张力中践行着“复兴”的可能与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80年以来诗歌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1BZW139）研究成果〕
注释：
（1）骆一禾从谢林哲学中吸收了“圆性时间”概念，即在诗论《美神》中“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所定义的一种诗学时间观。见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83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张桃洲：《构建汉语诗歌“共时体”——关于新世纪中国诗歌一个向度的断想》，《诗探索》2019年第3期。
（3）西渡：《博大生命：骆一禾与1980年代诗歌》，《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6期。
（4）（5）（6）（7）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610、90、561、21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8）（9）（11）（12）（14）（15）（16）（17）（18）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611、826、563、565、567、709、791、13、46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0）“除去个体之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真正死去过”，阐明了个体时间之短暂与整体时间之漫长的辩证关系，联结个体生命与世界生命的纽带就是表征时间的“血”。见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83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20）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39、61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1）骆一禾在《美神》中说：“文化的历史活动，一如自然史的发展要创造出它的顶点一样，创造出历史的血肉之躯：不能代之而生、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这个顶点其一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实体构成，其二是时间性的，即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对斯宾格勒的观点做了阐释；它的后半部分，尤其是关于“时间性”观点的阐发，过去往往不加区分地认为这也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表述，但斯宾格勒并没有说过这番话。因此对于“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这种时间观的根源，目前尚无清晰的指认。见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83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2）西渡（陈国平）详细分析了斯宾格勒、汤因比历史哲学对骆一禾创作思想的影响。见陈国平：《诗歌共时体的构建——当代诗学视野下的骆一禾海子研究》，第47-49页，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23）“众多思想家在骆一禾诗学形成中发挥了作用，诸如斯宾格勒、荣格、汤因比。然而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影响却被忽略。”王东东：《“与闻于世界之创造”：骆一禾诗学建构的存在主义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24）“到了八十年代，海子、骆一禾等人才重新发掘浪漫主义这些被遗失的面向，突入到其形而上的、神话的维度，可谓浪漫主义迟到的‘复兴’。”李章斌：《“新浪漫主义”的短暂重现——简谈骆一禾、海子的浪漫主义诗学与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年第1期。
（25）“经由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中介，骆一禾其实接触到了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王东东：《“与闻于世界之创造”：骆一禾诗学建构的存在主义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26）陈东东编：《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第24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7）赵黎明：《海德格尔语言母题与当代汉诗的家园抒写》，《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28）〔俄罗斯〕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63页，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9）《世界的血》第六章《屋宇》中有“血是从巴黎流起的那些不朽的抗击者/原来他们也是……浪漫主义诗人”。诗人指兰波，他的《巴黎战歌》与《巴黎狂欢节》中均出现“血”的意象，如“血红的湖泊”“一头扭动身躯的红色野兽”等。见〔法〕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第74、85页，王以培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30）“严格说来应该称浪漫派是‘谢林主义哲学家’，而不应该反过来称谢林是‘浪漫主义哲学家’。”先刚：《谢林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吗？》，《世界哲学》2015年第2期。
（31）陈东东编：《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第4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32）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64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3）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之“人的可能性”中引述了谢林的这句话，并阐释为“我们从事哲学思维活动，就在于唤醒我们的回忆，从而让我们返回本原”。雅斯贝尔斯对“与闻于世界之创造”的解读，与骆一禾在《美神》中所说的“（诗的语言）包含着超越旧有感性积淀，直达生命本原的努力”有着相近之意。见〔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第17-18页，王玖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4）〔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第4-5页，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5）〔德〕歌德等：《一切的峰顶》，第11页，梁宗岱译，何家炜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36）〔德〕席勒：《席勒诗选》，第44、63、261页，叶隽编选，王国维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20。
（37）〔德〕汉斯·费格尔：《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完成者的谢林》，翟欣译，邓晓芒校，《德国哲学》2017年下半年卷。
（38）（39）（40）〔德〕谢林：《世界时代》，第104、96、14页，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1）朱熹：《楚辞集注》，第1-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2）屈原：《楚辞》，第2-17页，吴广平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19。
（43）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11-1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4）骆一禾诗歌中出现过两处“圣诉”，一处是在《修远》，另一处是在《屋宇》，此外在纪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中，他再次用到这个词语：“用圣诉说，海子是得永生的人，以凡人的话说，海子的诗进入了可研究的行列。”见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484、626、86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5）（48）（49）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626、485、32-3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6）转引自钱中文：《行为构建、人的构形及其存在形式——在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之间》，《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47）巴赫金在分析陀氏复调小说中的对话时多次用到“交锋”一词。〔俄罗斯〕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43-362页，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0）骆一禾创作《长征》的灵感源自美国人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部作品于1986年5月在北京出版发行。索尔兹伯里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于1984年4月至6月来到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他将沿途采访到的素材结合早在1938年问世的《红星照耀中国》所载史料，经过叙述后编入该书。
（51）见姜红伟未公开的史料研究《〈滇池〉文学月刊是如何给予骆一禾巨大鼓励的？》。
（52）（53）于坚：《世界的血——怀骆一禾并谈论他》，黄尧：《澜沧江，一滴水——骆一禾与云南作家》。陈东东编：《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第240、255-25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54）杜运燮：《杜运燮六十年诗选》，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5）骆一禾：《遥忆彩云南》，《滇池》1988年第12期。
（56）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第29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