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基于中国科技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一些国际大牌出版集团甚至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期刊主编。欧美知名出版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编辑组稿部门，清一色都是学术类的；其中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在中国已有编辑几十人，且学科分类齐全，作者资源强大。

2022年11月14～15日，G20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11月9～14日，是一年一度的雅加达国际书展。11月12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印尼火炬出版基金会在雅加达国际书展上举行了“印尼语版新书发布会暨‘全球发展倡议’与中印尼合作前景”出版论坛，签署了一批中印尼出版合作协议，向图书馆和书展现场读者赠送了大量的首发新书。由于疫情，本来预期影响不大的活动却收到意外的收获，也让我们有了一些思考。

这次发布的印尼文版《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人口大国的希望》《2050：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论大国农业转型》四本书都是学术专著，也是主题图书，且部头大、字数多。这些学术图书在国内市场份额就不大，为什么能在印尼得到读者和专家的关切和青睐？

“走出去”的学术之门

目前看来，文学作品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第一梯队，是通过市场走出去最多的门类。但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当代文学领域，麦家和莫言的作品已经是“走出去”的神话。麦家的《解密》2014年上市的第一天，就打破了中国当代作家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至今输出海外40多个语种的版本。麦家作品的英文版由英国和美国最顶级的企鹅和FSG出版社出版，但加起来的印数不超过10万册。莫言的作品在海外印数也大多只有几千册。当然，莫言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畅销书作家。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专门出版中国作家作品的出版社，更多是一些专业的“作坊”。如我们在捷克访问的一家专门出版莫言、余华作品的家庭作坊式出版社，设在一个居民小区内。

我们不确定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否存在文化影响力的障碍，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有《百年孤独》这样5000万册的世界级的超级文学畅销书，尽管陈忠实的《白鹿原》曾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中国学术出版对接的欧美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国际一线的知名品牌，牛津、剑桥、企鹅、爱斯唯尔、施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圣智，等等。这次社科文献社输出的四种学术图书，印尼语的出版机构也是一家有影响的出版品牌——印尼火炬出版基金会，不少输出“一带一路”国家的学术著作也基本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大众读物暂时还难以普遍进入欧美畅销书出版社和综合性大出版社的视野，那么，欧美的一线学术性出版社则非常需要中国的学术研究资源。

中国的崛起，使欧美的政府和学术界，对中国国情、中国发展的了解和研究的需求，上升到了刚需阶段。一些大牌的欧美出版社对中国学术类图书，只要质量尚可，有多少要多少。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已与国内几十家学术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学术专著，包括科技类和社科类学术专著，这些学术专著无不代表国际这一领域的前沿地位，并借助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全球发行渠道和电子书平台Springer⁃Link，进入主流书店和图书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目前已有100余种。这次输出印尼的四本学术著作，就是从“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中遴选的。

基于中国科技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一些国际大牌出版集团甚至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期刊主编。学术出版是公认的最稳定的、利润率最高的产业部门，是世界各大出版商竞争最激烈的板块。欧美知名出版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编辑组稿部门，清一色都是学术类的；其中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在中国已有编辑几十人，且学科分类齐全，作者资源强大。

在翻译层面，大众图书特别是文学和少儿图书，翻译难度是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非母语译者不可，而一些小语种的母语译者极为稀少。学术著作基本上可以由中国译者翻译，国外审校即可。学术语言特别是科技语言基本上没有国界，很少有文化障碍。阅读学术著作的大多数是研究人员，翻译以信为主，雅达为其次。随着这几年国内海归人员的不断增加，直接用英语创作的作者越来越多，这些作者基本上来自学术界，直接越过了翻译门坎。因此，从翻译层面讲，海外大众图书市场是一个比学术著作更难进入的市场。海外大众图书市场，特别是实用类图书的本土化倾向相当明显，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一带一路”的出版之路

历史的发展轨迹有时候会惊人地相似。三四十年前，最先来到中国安营扎寨、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的海外出版机构，无一不是学术和教育出版机构，如牛津、剑桥、麦格劳希尔、汤姆逊等世界出版的头部机构。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四十年过去后，不但欧美对中国学术资源“求贤若渴”，“一带一路”国家也逐步形成对中国学术著作的刚需。

社科文献出版社举办的活动在雅加达国际书展形成热点，印尼读者渴望了解中国是重要的原因。活动论坛上集中反映的问题是，两国民众、两国出版界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严重不足。论坛嘉宾，印尼著名媒体人、前国营企业部长Dahlan Iskan（余世甘）以邻国马来西亚为对照，拿水果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社会对印尼了解和交流的不足。他说中国人民熟知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却不知印尼也盛产各种优质水果，其实印尼的热带优质水果更多。确实，中国人对印尼的了解远不如马来西亚人。余世甘对印尼语版《人口大国的希望》很感兴趣，他说，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面临的很多问题与中国相似。

印尼汉学基金会秘书长、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王小明（Novi Basuki）在论坛中说，由于两国之前文化交流不足，还有部分人民对两国社会情况有所误解，比如认为中国还处在贫困与落后的阶段，印尼还有排华情况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双方必须加强出版合作，通过出版互通，来改进社会的偏见。他把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比喻成一位智慧老人，认为印尼必须善用中国经验，少走弯路。

近年来在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尼，在对中国影视网络作品大量翻译引进的同时，翻译出版学术著作也不断见诸媒体报道。马来西亚的大学出版社就引进了不少中国的学术著作。马来西亚大学出版社协会会长表示，非常希望与中国开展以学术互译为基础的长期合作。据了解，马来西亚某一家出版社，前些年就把中学科学、数理化教材的编写出版全部交给了浙江教育出版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成为东南亚华文化圈的明显趋势。远在非洲的马里作家协会主席、撒哈拉出版社社长也曾提及：文化教育长期习惯于欧洲传统的非洲，现在该到向中国学习的时候了！

展望未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的学术和教育图书将会成为“一带一路”国家出版合作交流的重要板块，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急需补齐的木桶的短边。而且这种合作和交流是双向的，就如我国正在推动的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只有交流，才能互通。比如印尼作家安德里亚·希拉塔的小说《天虹战队小学》，已被译成30多个语种，在50多个国家发行500万册，可能大多数中国读者还不知道。前些年，出版界引进了一些新兴国家的国家治理与发展经验的学术图书，比如《新加坡良治之道》《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崛起的印度》《印度与世界》，但还是远远不够。中国引进东南亚国家的图书，目前主要还是作家作品，应该更加关注研究他们有关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学术著作。

在这次书展活动中，印尼火炬出版基金与中国出版界的合作又向前走了一步，签约了一批新合作项目：社科文献出版社与印尼火炬出版基金会关于推进学术经典著作互译、并在北京和雅加达互建学术图书翻译出版编辑室的战略合作协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印尼火炬出版基金会关于合作出版印尼文版《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协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印尼火炬出版基金关于合作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印尼文版的协议；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印尼火炬出版基金合作出版《良渚文明丛书》《中国文化万花筒》等图书印尼文版的协议。

重视宣传传播效果

放眼大大小小的国际书展，中国参展代表团的推广活动往往限于场地、资源、资金等客观条件，规模较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体内“循环”，自娱自乐。一场活动二三十个观众是常规表现，而且前面两排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自己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里三层、外三层，几百人的场面，基本只能在德国馆才能看到。当然，不是说参与活动的人少就质量不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数是宣传效果的主要指标之一。

这次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雅加达书展活动，发布的是主题社科图书，不是文学畅销书，但前来参加的读者达三百多人，而且都是印尼读者。我们分析，达到这样的传播效果，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主办单位不同。在活动组织上我方基本上不参与，完全交给印尼主办方火炬出版基金会，根据印尼的习惯组织议程和活动。通过火炬出版基金会的读者俱乐部征求参会读者，承诺前来参加的读者赠送一册首发新书，这就保证了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潜在的目标读者人群。

二是司仪选择。会议和活动司仪邀请了当地著名的SCTV电视台名主播，制造明星效应，提高了活动规格和影响。司仪的明星效应极大地加强了读者与嘉宾的互动，调节了会议气氛和节奏。

三是嘉宾邀请。主办方邀请了印尼重量级的对话嘉宾。印尼前国营企业部长Dahlan Iskan（余世甘），印尼汉学论坛基金会秘书长、印尼汉学家Novi Basuki（王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印尼问题专家许利平，《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作者周天勇，印尼出版商公会主席Arys Hilman Nugraha（阿尔雅斯），印尼火炬出版基金会主席Kartini Nurdin（卡地妮），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庚，印尼科学院中国问题专家鲁道夫等重量级嘉宾，出席论坛并发言。

因为有了规模和规格，特别是名主持和名嘉宾，书展主办方主动把这场活动升格为组委会的活动，将我们的主讲嘉宾和主持人放到书展大会广告招贴以及门票上。

在东南亚国家，图书定价相对较低，赠送图书是出版推广活动的一个好方法，既能吸引读者、聚集人气，又让学术图书有一个针对性的渠道发送。学术图书毕竟是小众产品，通过图书俱乐部和图书馆配送，是学术图书的销售推广主渠道。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印度尼西亚大学图书馆、雅加达大学图书馆等一批重点图书馆都接受了出版社的赠书。

在媒体报道方面，主办方邀请的都是当地的主流媒体。主要媒体有印尼最大的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Antara）；共和国报（Republika），是目前印尼最主要的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发行的报纸，对华态度友好；以及Merah Putih、Sindo、Beritasatu、Vivanews、vivanews、Okezone、Detik等印尼主流的报纸、电视台、门户网站等。据初步统计，活动后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转发消息评论达一百多条。

这场活动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出版“走出去”、包括出版本土化研究，如从海外独资、合资、兼并收购到联合编辑室等，研究关注者众；但中国出版的海外推广和传播的本土化问题却很少有人着力研究。

中国文化对印尼的历史影响

印尼与中国的国情相对比较接近。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是20国集团成员。19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2.7亿人口，由17508个岛屿组成，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有数百个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的华人比在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更能融入当地人群。关于印尼的华人数量有不同的说法，有说2000万，也有说1200万，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官网发布的是近1000万，其中90%以上已经加入印尼籍。根据印尼官方人口普查，目前承认华族身份的印尼华人约有280万。所以，有文献也说印尼华人为280万。同时，在历史上，印尼曾经是中国文化传播和融入最深厚的东南亚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印尼研究专家许利平研究员强调，由于各种原因，当前中印尼两国的文化交流与两国的地位不相匹配，两国的出版交流急需加强。中印尼的文化交流现在处于一种苏醒和复发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其实还有很多。

中印尼在古代和近代史上的图书互译规模远远超过现在。据有关文献记载，历史上，即一两百年前，中印尼图书翻译出版曾经出现过辉煌的阶段，印尼引进中国图书是东南亚最多的，中国图书翻译成印尼文，即通俗马来文的著作达3000多种，比翻译自西方的作品多好几倍。根据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的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印尼华人翻译家用华人马来语翻译的中国作品达759部，而同时期译自西方的马来文译本只有233部。

1887～1910年，印尼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其中泗水的钱仁贵翻译了不少于14部，包括4655页的三国故事。1924～1942年，是印尼翻译中国作品的高峰期，译作多达320种，译者100余人。翻译家李云英1910～1912年翻译的《三国演义》，共65册，5308页。1911～1923年翻译的中国小说约有80种。这些翻译语种都是当地印地流行的通俗马来文。中国传统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对印尼文学的转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让印尼文学实现了向现代文学的转型发展。二战以后的20世纪50～80年代，印尼掀起中国武侠小说热，其中梁羽生的小说译成印尼语的达20余部，金庸的10多部，印数可达10000～15000本。大量的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写作，提高和普及了印尼人使用的通俗马来语水平，使印尼马来语从一种混杂的语言变成文学语言，为现代印尼语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研究，二战以后，在1949年到1965年，是新中国与印尼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印尼图书发行公司订购中文版图书都以万册计。《红旗谱》《林海雪原》等每次的订购都超过万册；《十万个为什么》一次订购超2万册。印尼共产党的出版社革新社翻译了几十种毛泽东著作；1963年，印尼的中国图书发行达350万册。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印尼的出版交流戛然而止。

学术出版的数字海外征程

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模式的快速迭代，也在历史性改变传统的出版生态。

学术出版已经是整个出版链条中与数字出版结合最紧密的出版种类。目前，多家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宣称其数字出版的收益已超过传统出版。这也预示着，在数字化的模式下，学术图书“走出去”尚存在巨大的空间；在未来几年，学术图书通过数字化，将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进程中担当着先锋。

（作者高靖为社科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