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237部作品，是近4年来相关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展现出散文杂文艺术的多样、多元风貌，为当代文学星空增添了新的光芒。

系统梳理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作家们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和社会，就是在山水田园的抒情和描写中，也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发胸中之郁结，表文采于后世。二是时代性、人民性与现实性的彰显。作家们普遍从一己悲欢出发走向时代、人民和现实深处，敏锐捕捉时代的跫音，书写生活的喜怒哀乐，发掘现实中的真善美。三是文学性、文体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增强。作家们更加着意于散文的文学性，汲取中国古典散文和西方近代随笔的营养，在语言锤炼、结构艺术、形象塑造、意境营构、叙述策略、价值选择等方面苦心孤诣地努力，同时也尝试打破现代散文的文体疆界和固态话语，大胆化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类的艺术要素，拓展了当代散文的写作空间。

文明的碰撞与乡关何处的追问

随着现代性的纵深播撒，原来那个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乡土中国”，逐渐变成二元结构和体制并存的“城乡中国”，作为农耕文明表现形态的传统乡村及其生活方式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由此带来乡土写作和返乡书写的繁荣。

江子的《回乡记》，用一个个故事连缀起作家的故乡记忆，其间充满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语境下国人“日暮乡关何处是”的精神、文化与情感乡愁。在作家笔下，故乡一方面宛如一个自卑、敏感的乡村少年，面对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现代工业产品和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往往陷入手足无措的紧张和不安；另一方面故乡又“仿佛一名性情乖戾却不失慈蔼的母亲，不管经历多少岁月，总会对她在外久久不归的游子，怀着永恒的守望之心”。此种复杂和纠缠，也形塑了他作为“故乡的逆子”的怕与爱。

陈仓的《月光不是光》写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以及由此引发的城乡之间的深层次差异和冲突，幽默中夹杂着苦涩。对于农家子弟出身的作家来说，蜷缩在现代性工程角落中的那个远村，与其说是他写作和心灵的根据地，不如说是一座终生都要在其间修行、焚香的庙宇，由此赋予思乡以神圣性。因此，尽管作家在理性上深知全球化时代任何地理空间都无法逃脱现代化大潮的碾压，也意识到构建理想城乡关系的难度，但在感情和心理上仍然没有放下这样的执念：“只要炊烟不灭，就证明这片土地还活着，证明这个偏僻的小镇还活着，证明我的故乡还是富有生机的。”

庞余亮的《小先生》写他自己与学生教学相长的故事，以及从学生和学校这个窗口目睹到的种种社会之怪现状，在内容上与王小妮的《上课记》、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风格上要温婉、裕如、节制得多。这种差异，既与年龄和成熟度有关，也是作家本人的性情和经历使然。

“逃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叙事母题。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嬗变。在此意义上，未来散文写作中仍会有不少“归去来”的乡土叙事景观，仍会交织着异乡感与故乡情的纠葛、漂泊冲动与回乡渴望的张力。

自然文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百姓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也日益加剧，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内各大文学报刊纷纷设立“自然文学”散文专栏，催生了自然文学写作和研究的热潮。

沈念的《大湖消息》写他在洞庭湖边遇见的候鸟、麋鹿、鱼类、植物，看似是写自然风物和生态环境，其实是在书写作家对生活与生命的领悟。这种领悟既包含了生态意识烛照下的自我反思与成长，也是立此存照式的“洞庭湖志”书写，立意还是在接通人与湖的“消息”。

近年来书写自然的散文中，阿瑟穆·小七的《解忧牧场札记》和艾平的《隐于辽阔的时光》分别写了新疆阿勒泰草原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解读游牧民族的独特生存智慧，召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前景。王月鹏的《海上书》则以“海”为主题，通过书写海洋文化的变迁演进，展现人类文明与海洋伦理的辩证。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富裕、舒适、便利，与农业文明包含的稳定、宁静和自足，构成了深刻的文化悖论，作家们无法置身这种悖论之外思考和写作。在现代性批判的意义上，如何看待、书写自然，是每一位当代中国作家都要面对并作出选择的难题，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集中体现着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文化散文与中国“文章”传统的激活

20世纪90年代，一批学者打破“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藩篱，把文化关怀与个人感受、感性体验、理性思考融合起来，形成文化散文的创作潮流。

近年来，散文领域出现了一种解构文化散文写作立场和话语策略的创作形态，不再让山水和文化负载时代的兴衰、国族的沉浮、知识分子的命运等宏大而沉重的主题，而是强调民间的立场、历史的细节，追求文史哲汇通、文体自由无碍，可以称之为“新文化散文”。

李舫的《大春秋》就属于此列。作家把对名士、名山、名川、名文的寻觅、追索与致敬，落实在一个个带有日常性的故事铺陈之中，避免了文化散文写作常见的情感夸张和造作、因文史知识密集而导致的文体凝滞，同时因其诗文并茂的叙述方式，使得她的新文化散文既有文化的洞察又有历史的诗意。

此外，这些年来面世的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会饮记》、穆涛的《先前的风气》、祝勇的《文渊阁》《故宫的隐秘角落》等散文集，也是新文化散文的一些重要收获。这些作家立足自身独特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散文观，主张回到古代的“文章”传统，寻找散文变革的资源和力量，以突破散文文体美文化、小品文化、纯文学化的逼仄格局，重建现代中国的文章体制，使其能与现代生活的复杂经验更加相称。

在文化自信和自媒体时代全民写作的背景下，如何重识散文的变与不变、真实与虚构、自由与规范、个人性与时代性等命题，突破散文的文体边界和固有体式，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章的风骨与“为时而著”的精神，从而完成散文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是未来散文创作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