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离家的年轻人——读余静如
寒冷除夕夜，卖火柴的小女孩光着脚，在洋溢着新年欢乐气氛的街道上，独自徘徊叫卖。路边橱窗里是华美的灯火与温馨的团圆，雪花落在她的发梢、身体与心上，她摸着口袋里没有卖出的火柴，想到与身上衣服一般破烂的家，父母在角落里为了贫困发愁，迎接她的又将是父亲的毒打。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在大雪倾覆间，点燃了火柴。
黑板上是一道填空题：
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了三根火柴，因为她，在点燃第一根火柴的时候，她看见了一只鲜美的烤火鸡；因为她，在点燃第二根火柴的时候，她看见了一棵挂满礼物的漂亮圣诞树；因为她，在点燃第三根火柴的时候，她看见了她已经过世的祖母，微笑着张开双臂向她走来。[1]
在青年作家余静如小说《丽花的悲伤》中，全班优等生都回答不出冯老师关于《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填空题，唯有丽花在层层叠叠的眼光中说了出来，“之所以会在幻觉中看见圣诞树，是因为她想要快乐，想要朋友”。丽花太能理解小女孩的想法了，因为她同样渴望快乐、渴望朋友，更渴望一个没有疯母亲的正常家庭。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除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外，没有人知道她在除夕夜擦燃火柴看到的一切美好东西。在余静如的小说里，除了丽花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这次回答，她获得的短暂生活有多么奢侈。“那真是丽花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接踵而至的又是各种优待，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还有那些个耀眼的人物，那些人都看着丽花了，好像那一天才认识这个人——林丽花。”她从来没有体验过老师的青睐、同学的示好，因为这次“被看见”带来接触理想生活的机会，就像是点燃火柴的瞬间，火光摇曳，迷乱了女孩的心。日常生活围绕着这次问答以及无数次关于这次问答的回忆，在小说乱序的叙事时间线上不断延展开来，丽花心中尘封着的形而上愿景，蠢蠢欲动，一切似乎已经朝着失序狂奔。
丽花的母亲和霁月村好些母亲一样，从遥远的国度被卖来为贫瘠的乡村繁衍后代，充当劳力，后来生了丽花，发了疯病，砍了村长的小舅子，举家连夜逃离家乡。丽花从小用尽一切手段，拒绝接受身边这个时而大喊大叫，时而望着自己傻笑的疯女人，竟然是自己的母亲。所有撇清母女关系的叛逆恶作剧，凝结成两次对母亲的残忍“驱逐”：第一次，丽花挨了父亲的打和女人一起睡在柴房里，女人对她像母兽舐犊一样，伸出鼻子来嗅她、舔她，炽热的情意从女人迷茫的眼睛里流露出，唤起了丽花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冲破了长久以来艰难筑起的理智防线。这种情感的萌芽让自己无法忍受，丽花以自残相逼，用柴火堵住母亲张大的嘴说：“滚，从我家里出去。”第二次，在丽花答对冯老师提问之后，也许是太贪恋自己的关注效应，害怕被同学知道母亲是疯子，她冷静而沉着地帮女人洗澡更衣打扮，带女人坐火车去混乱的龙坝车站，她说，“妈妈再见”。
丽花受到青睐的校园生活，随着时间魔力尽失，她夹在大队长和六芳之间的“友情”也让她感到无力。丽花在家从装病到真病，却等来了比死亡更可怕的六芳带冯老师前来家访，六芳急于戳破疯女人是丽花母亲的秘密，认为只有把丽花打回卑微原形，才能使自己唯一的朋友重新留在身边，不被优等生们抢走。疯女人为了自己的女儿，在冯老师面前竭力扮演出正常人的模样，让冯老师深受感动，大力宣传“丽花拥有伟大的母爱”。丽花重回学校时，原来已经消散的目光重新聚拢，这些“赞美”的目光扒光了丽花的衣裤，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从小到大因为母亲受到的欺负与屈辱，众目欣赏着“丽花的悲伤”——她最不能接受的事——母亲是疯子。
所有同情的目光交织着惨淡的记忆与破败的现实，合力促使着丽花划亮了第三根火柴。“在旁人的目光下生活了半个多月，丽花在一个温暖的午后走上了黑土路边的小石桥，在桥的中心一跃而起，以一个轻巧的姿势跳进了小河里。”她的母亲如同一只硕大的母蜘蛛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也坠入水中，在丽花身后激起巨大的水花，水花泛起的泡沫，围绕在一往无前、离家远去的丽花周围。丽花在霁月村生活了八年，在曹犁县生活了三年，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龙坝市。她要想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被爱她的祖母接走，去那个有火鸡有圣诞树的地方一样”。她奋力向远方游去，一直向前游，游过霁月村，游过他贡，游过龙坝市，一直游到大海，把梦魇般的家庭和学校抛在脑后，沉入水底，无论是与疯母亲彻底告别离家远走，或是和疯母亲一同死去。“妈妈再见。”这也许都是她最后一次说。
《丽花的悲伤》收录于余静如首部短篇小说集《安娜表哥》，与其它五篇小说一同展现了当代青年生存境遇与精神走向的暗流涌动。余静如常常以平淡、平静乃至冷酷的语气，与她的书写对象保持距离，制造间离的陌生感，却擅长以精巧的匠心、敏锐的眼光，精准捕捉平凡生活里发生化学反应的故事核，描摹人物焦躁炙热的内心，刻画分崩离析的瞬间。一件小事、一个想法、一个举动、一句话……如同蝴蝶扇动翅膀、花瓣落在天秤的一端、雪球越滚越大，这些在小城镇底层缝隙里生活的青年人，在无意识的冲动中，感应着血液奔涌出一声一声渐强的嘶吼，扑打着水花，从泥土里挣扎着想要爬出来。他们在狂飙年代只想点燃火柴，点亮心底幽暗的角落里，那些似乎永远无法触碰的愿景，离家出走，然后，随心所欲成为自己。于是，“无家可归”往往成为这些青年人命运的原罪与生命未知路途的已知结局。
在小说《安娜表哥》中，少女梅林被同学安娜与众不同的气质所吸引，接触到她背后的精神病家族：安娜的妈妈、表哥、舅舅、外婆，他们美丽纤弱纯粹的外表掩盖着怪异的秘密，压抑着躁动不安的意识。在梅林十五岁的夏天，她第一次想象出“爱情”的样貌，重叠成安娜表哥的轮廓，与安娜表哥的交往，就如同一场盛夏里压缩着所有白衣飘飘少年时代的梦境，与安娜家族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最美好的日子。当安娜家搬走之后，梅林回归到原来平庸的生活轨道，她漫无目的地在迷宫似的小镇里穿梭，开始思考何为“理想”，却发现想象的终点就是安娜。在安娜与母亲搬走之后，安娜表哥成为梅林与安娜世界最后的连接，如何获得“真正生活”超越了世俗观念的强烈欲望，如黑洞一般吸引着梅林，她点燃了心中的火柴。
安娜表哥纯净、美好、不谙世事，因为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梅林也纯净、美好、不谙世事，因为梅林拒绝了解这个世界。或者可以说，梅林拒绝平常人眼中的那个世界。梅林羡慕安娜表哥的轻松自在，这是天赋，梅林没有，她向往那个世界。安娜表哥就像那世界里的一个使者，他来到梅林身边，向梅林伸出手，要把梅林接了去。[2]
梅林不顾父母的劝阻，最终也选择离开自己的家庭，搬到安娜外婆家的小房子，真正走进了安娜表哥的世界。一个普通人怀着“命运也许破例”的信念，如飞蛾扑火般爱上了一个疯子，然后，投入安娜家族新一轮的命运轮回。
在小说《游戏》《不归人》《荒草地》《今日平安无事》中，余静如笔下因为种种原因无家可归、有家难回或主动离家的年轻人，“经历这个年纪该经历的一切，但这一切又注定与任何一个他者都不同。”他凶残纯朴、勇敢脆弱，她一意孤行、义无反顾，他们爱而不得，压抑着自我觉醒的蓬勃冲动，善与恶在迷茫无助的一瞬之间交错，作品内外藏匿着幽幽的线索，他或她，想要摆脱自己的出处，获得新生，又却往往事与愿违，永远成为不了想要成为的人。终于，阿道每夜潜入陆奇家，渴望一个正常家庭的人生，直至放一把大火，使交换人生的尝试归零；周同离家远走，踏上与杀人犯父亲一样通往死亡的道路；暗恋依雯已久的方知道，在贫瘠生活的崩溃边缘杀害了父亲，在家掩埋了尸体，住进依雯家，成为周同孩子的父亲；汪薇不愿回到母亲和男朋友相处的家里，整日在荒草地游荡，为了占有母亲与家园的主权，她诱导男友教训未来继父导致悲剧发生，汪薇确诊躁郁症，长久地封闭在家里……年轻人的理想生活被残酷的现实超越，在崩溃失足的边缘，对彼此说的每一声“再见”，都是与青春自我绝望的告别与悼念。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何为真正生活》中讨论了今天做年轻人的意义与无意义：“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哲学家的唯一问题。还有，如果存在着败坏年轻人的行为，不是出于金钱、快感、权力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让年轻人明白有着比所有事物更好的东西：真正的生活。某种值得的东西，某种值得去过的生活，这种生活远胜于金钱、快感和权力。”[3]这也是余静如在小说创作中努力探索的方向，笔下那些离家的年轻人在某种生存边界时，会奋力不顾一切追寻高远而浩渺的愿景，抓住那些试图改变他们平庸人生的机会，渴望能够勇敢地摘下他人的有色眼镜，直视眼镜后蔑视的双眼。他们发现自己具有某些从未注意过的力量和内心疯狂追求“真正生活”的冲动。正如她在创作谈《去那永恒的平庸之地》里所说：
一个人应该如何活着，怎样才能活得“更好”，本质上这都属于追求意义的一部分，无论是向往更丰富的财富，权力、地位、名望，抑或是独辟蹊径，从精神的道路上去求索。都是因为人除了物质以外的需求，还有着对“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但多数人的一生，是无法满足其精神需求的。有些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有着这样的需求，他们疯狂追逐着某种切实的东西，并不知道那只是自己欲望的投射。历史上无数伟大的成就或是骇人的犯罪，总是和这样一种追求有关，如果人类拥有灵魂的话，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灵魂。它导致人们做出种种看似偏离常规的行为，但又确实拥有着合理的内在逻辑。[4]
余静如的故事们看起来诡异又合理，事件发生往往带有荒谬残酷的色彩，但是从情感维度上看，又是再现实不过的逻辑流向。余静如在不同的媒介上曾多次阐释自己的创作观，她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只要写作者愿意，便可以在里面发现许许多多的戏剧性和珍贵的细节。没有人的经历是简单的，哪怕我们这一代。生活一点儿也不简单，人一点儿也不简单。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生活简单，很可能是处于巨大的复杂中而不自知。小说《404的客人》以悬疑笔法讲述了一个都市女孩的租房故事，夸张而尖锐地再造自己与房东家庭、与男友家庭、与亲戚家庭，三种不同亲密度的社会关系，切入现代社会人与人的距离问题。漂泊都市的青年人不仅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留有自我保护的安全距离，同时还渴望志同道合的伙伴，被他人期待的情感需要，进而确立自我在新世界中的位置。
余静如笔下的残酷青春，直指社会现实，无家可归的青年人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多年前澳大利亚针对无家可归青少年状况的调查报告分析原因时，归结为三点：“一是家庭破裂导致年轻人离家出走，二是政府所能提供的廉租房太少，三是租房和买房的价格持续攀升导致许多失业或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无力为自己找到安身之地。”那些寄居在车站、桥洞、隧道、天桥、商店门口、肯德基、麦当劳的青年身影，折射着时代剧变的不同面向：硬币两面的城乡发展，虚拟身份的流转，暴雷的租房市场，挤压的就业机会……大量乡镇青年的都市梦境破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实却是有梦没有家”。青年人不得不从真空的精神泡泡中脱身，继续寻找肉身的栖息地。
于是，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决定重回故乡。小说《鹳草洲葬礼》是余静如不断探索创作风格的尝试，作者平静沉缓的第一人称叙述，却蕴含着使人久久无法平静的能量，后劲十足。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碰撞，以一种极为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方式纠结在一起，使小说如梦中造梦，笼罩着一种荒诞又惆怅的氛围。当记忆中的故乡经过各式各样的数字化媒介，改头换貌出现在漂泊者的眼前时，会不由自主地唤醒脉搏熟悉的应和。离开故乡的青年重返故乡，在重拾家庭记忆的过程中寻找自我，探索出走的青年能否回乡的可能性。
回乡之旅连接起鹳草洲三次葬礼，打捞起故乡故土故人的前世今生。祖父祖母过世已多年，故乡的老房子与花果园以肆意生长的蓬勃生命力，迎接它寂寞的小主人，虽然“我”并未计划要住多久，也不知自己是归人还是旅人。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故乡”已成为一个抽象的诗意符号，是一个凝结了懵懂童年、焦躁青春与血脉家族的记忆场，是都市青年遭受社会暴击之后的避风港，是养精蓄锐的凄美地，是曲终人散的望断天涯。
陌生女人忽如其来造访，她说：“我丈夫死了，我要人帮忙”，天外来客的一句话牵着“我”走出老房子。随着女人和孩子给亡夫奔丧的路，也是“我”给祖父奔丧，向祖母道别的路。路从儿时生活的中心点通向了没有边界的扩张世界，路上的我不断被记忆绊倒，得以重识小小的鹳草洲，那些以为永远遗忘了的故乡故事开始浮想联翩。余静如流动的视觉落在大量富有节奏感的排比句式上，让回忆如浪潮席卷而来，不停变换的空间背后有永不逝去的影子，空间与人事被作者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极富画面感：无论是园子门口因为种种原因找祖父母的客人，各家各户大开房门的每一个人，许多陌生熟悉的面孔一并涌现，祖父、祖母、阮家女孩、卞家雪梅、孃孃……现已随着时间的流转、现代的膨胀、传统的失落，散落在天涯。
在焚尸炉旁，长时间等待的焦躁与一路上叠加的不安情绪，让“我”的意识超出了限度，产生了意外。“我”看到陌生女人的亡夫睁开了眼睛，就像是一个刚刚睡醒的人，看着“我”和眼前的一切，既然他像活人一样，为什么不走出火葬场呢？然而，时辰一到，男人自己走上了焚尸炉的滑床钢板，调整好姿势，准备好迎接死亡。“我突然发现，那对母子已经回到了焚尸炉前，他们就站在我的对面。我们三人面无表情地看着钢板滑动起来，把那个男人缓缓送进炉子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想，也许这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急着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去。”我再次回到鹳草洲，诗意的故乡已褪去了梦幻的色彩，只剩下颓唐老旧的躯壳，记忆中的老家已经再也回不去，“而我带回来的那个行李包，则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扇歪倒的篱笆门外。”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里谈到世俗的无家可归是无法避免的日常状态，“有家，就是变得脆弱，不仅指面对其他人的攻击，对我们自己彻底击败孤离感而言亦是如此：我们发起的一场场离开与归去的运动，都会变成仅仅是为了发泄的冒险。”[5]
“从2017年到跨2020年，罗大佑进行了一次生涯最完整的巡迴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以‘离家’‘回家’为核心概念，用他职业音乐人近40年的历练，鼓励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勇敢追梦，也不要忘记回家。”罗大佑感叹：“家跟梦想之间的联系是在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永远是无限大。年轻人从离开家到找到新家，来来去去，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在《家Ⅰ》里他这样唱到：
谁能给我更温暖的阳光/谁能给我更温柔的梦想/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原谅我/还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谁能给我更孤独的门窗/遮盖着内外风雨的门窗/谁能在最后终于矛盾地摆摆手/还祝福我那未知的去向/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我的家庭真可爱）/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整洁美满又安康）/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兄弟姐妹很和祥）/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父母亲都慈祥）
注释
[1][2]余静如：《安娜表哥》，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47页。
[3][法]阿兰·巴迪欧：《何为真正生活》，蓝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页。
[4]余静如：《去那永恒的平庸之地》，《十月》2021第6期。
[5][英]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