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乃至全球社会都遭遇了始料不及的诸多变化,“不确定性“后真相“后人类世“后疫情这类术语相继而生。与此同时,相生相对的概念也几乎同时问世,如“本土性“世界性“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常态化防疫等也适时地应用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如果“睁了眼看①,无须讳言,新世纪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可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②(钱理群语)的全球多变的大环境下。但无论如何变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变化中重建“确定性的精神世界的基点愈发成为人类的普遍性渴求,也愈发成为新世纪文学的迫切工作。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如何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探寻符合本民族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文化新秩序,应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题中之义。新世纪儿童文学亦无法超然物外。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家,不管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有多少差异,在承担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要义上都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在努力描写所理解的“如实的生活”③,都在努力地塑造他们所想象的儿童,都在努力地承担他们所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然而,不管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家如何尽力,囿于儿童文学创作观念和创作旨归等因素,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倾向于描写新世纪儿童生活与新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一隅。但也有思想者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不确定、无共名、碎片化的新世纪背景下,致力于探索如何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新世纪中国人的情感情绪进行总体性叙事。其中,近年来曹文轩创作的“曹文轩新小说以成长小说的样式探勘新世纪中国人的情感和情绪,由此,接受、改写了鲁迅所确立的少儿视角下的总体性叙事传统,且对新世纪儿童文学如何对中国社会的变化进行总体性叙事提供了一种启示。

一、何谓“曹文轩新小说”及其“总体性叙事”

“曹文轩新小说”是指曹文轩在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着手创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开放性的“小长篇”系列,迄今为止,已问世六部。它们是2017年5月出版的《穿堂风》、2017年8月出版的《蝙蝠香》、2018年3月出版的《萤王》、2019年5月出版的《草鞋湾》、2020年5月出版的《寻找一只鸟》、2021年5月出版的《没有街道的城市》。这六部“曹文轩新小说”,与以往曹文轩的故乡系列小说非常不同。它们不再选取苏北故乡题材,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题材:《穿堂风》选取孤儿题材,《蝙蝠香》选取留守儿童题材,《萤王》选取自然题材,《草鞋湾》选取侦探题材,《没有街道的城市》选取战争题材。但“曹文轩新小说”仅仅基于题材不同于以往的苏北故乡题材,还不足以构成“曹文轩新小说”之新,只有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才能够称得上“曹文轩新小说”之新。

那么,何谓“曹文轩新小说?在“曹文轩新小说首部《穿堂风》出版后,曹文轩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新小说’不只是指它们是我的新作,还有‘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新的气象’等其他含义。”④显然,“新作并非“新小说,题材新也只是“新小说的外表之新,理念新和气象新才是“新小说的标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曹文轩新小说是曹文轩告别“旧我”、探寻“新我”的再出发之作。这一点,如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所言:《穿堂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令人感动的自信和勇气———一个作家在登凌绝顶以后,还能不断拓宽自己潜藏的创造疆域,不惮做一个栉风沐雨的“探路者”。⑤但这一切对曹文轩来说自然而然,对于将写作视为生命的作家,写作本身带给他的价值和满足感恐怕远远大于获奖的欢愉。于是,我们看到了以《穿堂风》开启的一系列“新小说”。的确,对于一位思想者型的作家曹文轩来说,文学创作路途上的时时变化是常态,或者说,“曹文轩新小说”的种种变化,无论是对于曹文轩的创作历程而言,还是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一位作家,无论主体意识多么自觉,多么想创作出“新小说”,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整个小说的美学观念都会与时代语境产生谜一样的关联。曹文轩也不例外。尽管曹文轩是一位主体意识相当强大的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很少强调“儿童”至上而主张“文学”优先,但曹文轩越是忠实于主体创作理念和主体创作体验,就越是能够自觉地置身于他所相遇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⑥。这是因为一位主体意识强大的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固然坚持自己的美学原则,但也会容易敏锐地感知到、乃至预知到时代语境的变化所引发的美学观念的变化。而且,主体意识强大的作家曹文轩对引发美学观念变化的时代语境相当关切,只不过关切的方式是隐蔽的和文学的,而非显在的和社会学的。事实上,曹文轩所践行的古典美学原则始终处于“恒”与“变”的矛盾性运动过程中,一是因为“美学本身具有矛盾性”⑦,而不是自律性或自指性的概念,二是因为曹文轩的美学原则本身就应时运而不断变化。所以,“曹文轩新小说”不仅如新世纪优质儿童文学一样并不避开新世纪儿童生活和新世纪中国的内在关联而孑然独处,而且将新世纪儿童生活的多面性和新世纪中国的多变性联系在一起并进行总体性叙事。在此,“总体性叙事”的概念部分地参考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的概念,意指“曹文轩的新小说”的叙事方法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的分析方法在思维方法上有某种暗合。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首先推崇了古希腊的史诗时代,因为在那里主体与外部的对象世界是没有产生分离的,“对于心灵来说,就没有什么外部更没有什么他者”⑧。曹文轩在文学创作中首先坚持“永远的古典”,因为“古典形态的小说,企图成为人类黑夜中的温暖光亮”。⑨而且,在小说理论上,曹文轩的“永远的古典”与卢卡奇的分析方法有着相似之处:卢卡奇分析了从古希腊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灵与外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把主客体相统一的这种关系当作总体性原则,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10诸方法论的中心地位；曹文轩辨析了从古典形态小说到现代形态小说的美感与思想、小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并把这种关系的审美化、历史化的表现视为“至高无上的辩证法”,作为总体性叙事原则。这意味着“曹文轩新小说”的总体性叙事原则就是“永远的古典”的审美化和历史化,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视域下的文学观和历史观。

进一步说,“曹文轩新小说”虽然从表面上看并未直接叙述新世纪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也并未正面具体描写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但它们中的人物塑造和氛围描写又无不与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儿童成长问题、时代风尚问题、时代变迁问题乃至全球背景下的诸多突发性问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隐微关系。为什么这么说?概而言之,比较曹文轩以往的古典诗性写作,“曹文轩新小说”着力于从现代哲性层面思考如下问题: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如何探勘新世纪中国儿童的情感和情绪?如何以理解、指导、解放新世纪中国儿童的方式参与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进程?如何以儿童文学的样式对新世纪现代人所置身的现代性困境进行回应,并提供某种治愈性的图景?……如果按照已有的儿童文学观念来看待“曹文轩新小说”,显然,“曹文轩新小说”对这些问题的哲性思考逸出了一般性的儿童文学创作范畴,但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孑然独处而对关乎儿童成长的社会历史问题和全球人类困境问题视而不见。如果新世纪儿童文学界能够有作家从以往的无能为力的自律性或自指性的概念中突围出来,不再单向度地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再让儿童文学成为“一块孤立的飞地”11,那就意味着新世纪儿童文学日渐由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分化期进”入到新时代背景下的“再生期”。何谓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再生期?如果说“再生”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在脱落、损坏或截除后又重新生长,那么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再生”则是指新世纪儿童文学的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经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震荡、调整、重组,在脱落、损坏或截除后又重新生长。在叙事方式上,再生期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由对新世纪中国儿童生活的局部性叙述转向总体性叙事。在此意义上,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再生期主要意指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意欲以告别的方式来承继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传统并深化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儿童文学创作而进入重新生长的创作时期。进入这一阶段,不管曹文轩是否意识到,“曹文轩新小说”对于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再生期创作具有示范性的引领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曹文轩新小说”以形而上的哲性目光,采用以虚写实,以“恒”写“变”的叙事方式,聚焦新世纪中国儿童与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多变,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回应新世纪中国儿童所置身的新世纪的现代性困境,由此探索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性叙事。

二、以成长小说的样式表现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

客观地说,“曹文轩新小说”基于“小长篇”的体量的限制,并不适宜于追求史诗性小说的繁复结构,也不适宜于承担史诗性小说的巨大容量。不过,适宜于史诗小说创作是一回事,不选择史诗小说创作是另一回事。曹文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没有角的牛》12起,经九十年代初期创作的《山羊不吃天堂草》、九十年代末期创作的长篇代表作《草房子》《红瓦》《根鸟》,至新世纪创作的《细米》《青铜葵花》《天瓢》《大王书》第一部和第二部、《蜻蜓眼》《火印》等,都坚持以古典诗化的语词、句法、结构来创作小说,以此尽力修复被现代主义的语词、观念所追求的虚无主义破坏了的失衡的文学生态和心灵生态。所以,在叙事方法上,曹文轩在“曹文轩新小说”中并未采用史诗性小说的巨型叙事方法,而是照旧采用了他所心仪的卡尔维诺的“轻逸”叙事方法。但是,“曹文轩新小说”并未回避对多变的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关注,不只是从少年成长的角度来关切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的变化,因为在曹文轩看来,“对正面的有效书写,恰恰需要从侧面或背面加以观察”。13

那么,如何理解“曹文轩新小说中的现实呢?虽然“曹文轩新小说创作并出版于2017年迄今,但它们叠合了新世纪中国“两个十年的现实种种。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曹文轩体察到新世纪文学所置身的现实环境是一个“怀疑一切、推翻一切、唾弃一切,日益成为时尚……”的混乱时代14。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他,唯有怨毒”。15但正因如此,曹文轩在《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一文中明确主张,“文学可以有大恨,但不可以有这样一种绵延不断的、四处游荡却又不能堂而皇之的小恨。/并且文学必须有爱——大爱。文学从它被人们喜爱的那一天开始,就把‘爱’赫然醒目地书写在自己的大旗上”。16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雾霾与雾霾治理、疫情与“后疫情”等如过山车一样起伏跌宕。但也正因如此,曹文轩在创作“曹文轩新小说”时,凭借着一位思想者的内省目光,通过对成长中的少男少女“被抛”之后的压抑、孤单、苦闷、焦躁、妒忌、怨尤等心理描写,对应于新世纪现代人的非稳定、非常态的精神情状,并让二者在形而上层面形成同构关系,进而将儿童成长叙事作为观察和体察新世纪中国的一种方法。不仅如此,“曹文轩新小说”在表现儿童成长的各种焦虑的同时,依旧将爱与美作为小说人物的生命信念,寄寓了新世纪现代人对重建新秩序的渴望。因此,“曹文轩新小说”通过对儿童成长故事的讲述,提供了一位古典主义者所追求的启蒙主义儿童文学功用———“疗愈”,以此承继并区别于“五四”启蒙主义儿童文学和新时期启蒙主义儿童文学的文学功用———“疗救”。基于“曹文轩新小说”所内含的一位思想者型作家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思想者型作家“我”和新世纪的中国儿童和中国人的情感和情绪,这套“新小说”可谓是“我”和新世纪中国儿童和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同频共振的精神图谱。如果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所讲述的小儿女故事“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17,那么“曹文轩新小说”何尝不是以成长小说的样式表现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由此,以告别的方式延续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并迎向新世纪文学,这或许就是“曹文轩新小说”的新意蕴和新气象。

“曹文轩新小说”中的首部长篇小说《穿堂风》就传递出了以成长小说的样式、总体性叙事来关切新世纪变化的新意蕴和新气象。在故事层面上,《穿堂风》仍然选择了他最熟稔的成长故事的叙事模式,但在思想意蕴上却内含了一位思想者型的作家所体察到的处于变化中的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并提供了以守望的方式应对变化并“疗愈”伤痛的可能性路径。《穿堂风》中的少年主人公橡树不再如以往曹文轩的“油麻地”系列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那样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而是成长在一个“盗贼”“赌徒”之父、早逝之母的不幸家庭,并由此宿命地带有心灵的“暗影”。而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可知、不确定、不可掌控的不安全感和无奈感,固然可以理解为曹文轩小说中的一以贯之的命运要素,但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变的新世纪人类社会带给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的危机。这样,表面上看,《穿堂风》的故事内容与曹文轩以往的成长小说很是相似,但仔细体察,便会发现其意蕴和气象都有所不同:如果说曹文轩以往的成长小说意在展现儿童性的“光亮”,那么,《穿堂风》则重点表现儿童性的“暗影”。特别是,《穿堂风》中的一个动词———“狂奔”意味深长:小说围绕少年橡树在月夜下狂奔来描写人物的情感、情绪和风景场景的氛围,颇具隐喻意味,很似沈从文四十年代实验小说《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水云》中的现代主义写法,奠定了“曹文轩新小说”的“从心理深处描写”新世纪现代人的各种情感和情绪的“一种带有实验性的现代主义风格”,或者说开启了“曹文轩新小说”的“从深处描写”的实验性现实主义风格18。更确切地说,《穿堂风》通过对儿童心理的“暗影”的深度凝视来同步表现新世纪现代人的各种情感和情绪。所以,小说中少年主人公橡树的伤痛性成长过程既是作家对儿童性的“暗影”深度凝视的过程,也是对“曹文轩新小说”所置身的“新世纪理性”体察的过程。例如,小说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作为赌徒和盗贼之子的橡树无法在精神心理上克服自己的偷盗习惯:“再后来,橡树的手也开始痒痒了。他先是偷瓜、偷枣,接下来,开始偷同学的笔呀,本子呀什么的。他甚至偷了人家一只羊。但那只羊在半路上跑掉了。”19这段描写准确地把握住了少年橡树难以克服的心理暗影,但又何止于少年橡树?新世纪现代人不也存在如橡树一样难以战胜欲望的心理状况吗?再如“小船像一只锅盖,下面是很闷人的。橡树已浑身是汗”20；“在这滚滚的热浪中,世界万物好像都在膨胀,躺在小船阴影里的橡树却觉得自己在缩小、变薄”21,这两段风景和场景的燠热氛围描写也让人联想到新世纪现代人在情感和情绪上的压抑感和焦灼感。当然,《穿堂风》虽然借助于现代主义手法和思想者的现代目光洞察了新世纪现代人被欲望支配的情感和情绪,但曹文轩作为一位古典主义美学的信奉者,始终相信爱与美对现代人的“疗愈”作用。

《穿堂风》之后,“曹文轩新小说”的其他几部小说继续在不同程度上以隐喻的方式,与新世纪的变化过程形成对话关系。《蝙蝠香》作为“曹文轩新小说”的第二部小说,在故事内容上主要讲述乡村男孩儿村哥儿在三年里对进城打工的母亲的极致思念和持久等待。“如果就‘题材’而言,这是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小说,但它打破了我们对留守儿童题材的刻板印象。小说略去种种可想而知的不幸,把深切的目光凝聚在留守儿童所承受的情感打击,集中、细致、深刻地呈现人的精神图景,它的核心不是故事,而是意绪、是情感———思念与等待。”22这段评论话语准确地把握住了“曹文轩新小说”的创作旨归的新变:与其说是为了实写少年成长过程,不如说是为了“虚写”少年成长的“意绪”和“情感”。值得玩味的是,《蝙蝠香》中的“意绪”和“情感”所要表达的“不仅仅鸭鸣村村哥儿父子的情感,更是他自己的,以及更多人的。”23换言之,《蝙蝠香》中的“意绪”和“情感”,固然属于小说中少年主人公村哥儿的情感和情绪,但更属于新世纪现代人在新世纪人类社会变化中的情感和情绪,因为《蝙蝠香》除了是一部成长小说,还是一部语境之作和心境之作。正因如此,它尽量淡化、抽离“留守儿童”“打工潮”“城市化”进程这种标签性的时尚背景,而在隐喻的叙述世界中反复深描少年主人公村哥儿的“梦游”体验:“村庄还在熟睡中。/村哥儿起床了。他没有点灯,借着从窗口照射进来的月光,穿好衣服,穿上鞋,打开门,轻飘飘地走进了浸泡在月光中的世界。”24“妈妈的声音像月光洒在幽幽的林子里,让台下安静得像一条没有一丝风的河。”25“天上,月亮在走。星星看上去不走,只是在眨眼睛。”26只是这一次次被深描的“梦游”,确是这部小说的一种现代叙事方式,同时也是新世纪现代人在寻找心灵居所过程中的情感和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新世纪现代人在面对各种变化时,大概会有一种“梦游”感；反过来说,“梦游”是新世纪现代人确证自身生命存活的一种实有方式。

《萤王》作为“曹文轩新小说”的第三部小说,以儿童追忆的视角,讲述时年八岁的“爷爷”屈宝根因好奇的儿童天性而忘情地追赶“豆娘”并在芦苇荡迷路,饥渴至极时被五只萤火虫“忽前忽后,忽熄忽灭地亮在爷爷的前头”27带路获救的过程。此后,获救的爷爷用一生守护着萤火虫。从故事内容来看,《萤王》是一个古典意境和现代意蕴相融合的小说世界,“它营造了美不胜收的意象,呈现出东方的古典的精致的情调,同时,它又拥有现代性的主题,并不避讳人的内心幽暗的一面”。28不止于此,《萤王》中的高度抽象的故事背景又与作家创作《萤王》时的特定境遇以及作家“我”所体察到的新世纪的文学处境饶有关联。这种关联,虽然作家本人未置一词,但却有迹可求。从作家本人的写作境遇而言,自2016年4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以后,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观、女性观成为了争议的对象。对此,曹文轩几乎没有作出直接的正面回应,或者说,他回应这些“争议”的方式便是他的作品,特别是“曹文轩新小说。在《萤王》中,屈宝根在追求“美”的路途上承受了孤寂和困苦,以及诸多无常,但屈宝根仍然一辈子视“美”为生命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屈宝根的形象塑造寄寓了曹文轩对于近年来“争议”的回应。从作家“我”对新世纪文学处境的体察来看,自2016年4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以后,曹文轩从对“混乱的时代”的批判转向对文学本土化道路的深思,认为“中国文学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它其实已经走向世界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学正在被世界越来越广泛地注意和重视”。29当然,曹文轩所主张的本土化写作始终具有世界性面向,因此自觉警惕一种新保守主义的本土化写作立场,认为:“我们要努力发现那些可以与另样文化情景中的人沟通的因素。”30“我们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已使中国在过去丧失了许多次与国际先进潮流对话、融会的机会,并使这个文明古国一度急剧衰败,这一惨痛的教训刻骨铭心”。31至此,“曹文轩新小说”的总体性叙事又可以理解为曹文轩的新世纪文学创作观念: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朝向未来。

《穿堂风》《蝙蝠香》《萤王》之后,“曹文轩新小说”通过成长小说的样式来表现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曹文轩新小说”的第四部《草鞋湾》和第五部《寻找一只鸟》分叉至一条轻松、愉悦、悬疑、神秘的叙述之路。《草鞋湾》“是当代儿童文学鲜有涉及的题材,是一部推理和侦探题材的儿童小说,曹文轩试图用新的可能性带动或探索儿童文学的可读性,唤起儿童阅读的兴趣,寻找儿童文学创新的新道路。”32《寻找一只鸟》是一部带有神秘的梦幻色彩的寻找“鸟人”父亲的成长故事,但在这部小说中,需要成长的不再只是孩子,还有妈妈、外婆、父亲和书中的每个人物,深化了成长小说的哲学意蕴。而且,这两部看似通俗类小说的形式仍未改变曹文轩对文学性的追求,也仍未搁置“曹文轩新小说”以总体性叙事对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的深思,或者说,曹文轩在这两部小说中对“文学性”的追求旨在表明:“曹文轩新小说”于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在场”,因为曹文轩的“文学性”的根本意义在于提升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存质量。当然,“文学性”在曹文轩的文学词典中虽然被视为恒定的文学追求,但又与历史性和时代性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曹文轩的文学词典中的“文学性”又是曹文轩小说的总体性叙事的别名。这样,在“曹文轩新小说”的第六部《没有街道的城市》中,以“文学性”的追求通过成长小说的样式,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关切“后疫情”“后人类世”背景下的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精神和心理,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关于这一点,有论者这样论述:“曹文轩新作《没有街道的城市》完成于2021年的春天。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带有‘后疫情’色彩的小说,虽然这未必出自作者的自觉。因为,在这个背景极度虚化的故事中,从始至终贯穿着两个‘关键词’:隔绝与关爱。这是两个并不明确被点出但却又无处不在的主题,它们共同营造着曹文轩小说多年不变的悲凉与温暖。今天看来,这两个关键词正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人类最重要的两种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距离当下的现实,既是最远的,也是最近的；它的话题,既是最传统的,又是最前沿的。”33而且,在全球视野下来看,“后疫情看似突发性事件,实则是“后人类世的一个新常态事件。可以说,“后人类世”作为不确定的人类社会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不得不学会与精神“病毒和身体“病毒长期共存。因此,不管曹文轩在创作《没有街道的城市》时是否有意识到,这部小说在故事层面上固然是一部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依旧带有曹文轩式的古典唯美风格的成长小说,但在形而上层面上则是一部适宜于成人阅读、依旧带有曹文轩式的现代哲思品格的“后疫情”寓言和“后人类世”寓言。进一步说,《没有街道的城市》不再如曹文轩以往小说《草房子》《红瓦》《根鸟》等那样满足于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背景下对中国人如何高贵地活着进行哲学思考,而是试图在“后疫情”和“后人类世”背景下以文学的哲学形式省思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所在,并探寻如何以某种“恒常性”应对“不确定性”。也只有在“后疫情”和“后人类世”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切地体味出这部小说中由瓦砾、废墟、空城所构成的战争题材的隐喻性和现实性,也才能体悟到这部小说中的这位“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乌亮乌亮,眨巴眨巴,好像会说话”34的小女孩儿橘花为何对“囚室”中的江洋大盗金叔具有神奇的召唤力量,使得江洋大盗金叔虽身处囚笼之中,却能与橘花互为依靠,帮助橘花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直至战争告一段落,橘花即将和家人团聚……

说到底,“曹文轩新小说”的创作旨归是与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曹文轩新小说”并非以现实的具象为表现对象,而是以现实的抽象为表现对象,进而达到哲学的综合性叙事。然而,人们通常只是观念地而不是体悟地解读文本,难以顾及到“曹文轩新小说”和新世纪人类社会之间的隐微关系。事实上,置身于新世纪的曹文轩小说,面对现代社会愈加复杂、多变和分裂,已由“思想紧跟美感改变为“美感紧跟思想”。因此,“曹文轩新小说”的基调或如雨后的三伏天一般燠热,或如暮色苍茫时分的小号声一般寂寥。但与此同时,“曹文轩新小说”愈加表现惟有“爱”与“美”才能“疗愈”新世纪人类社会的“恶”与“丑”。而且,自新世纪之后,“曹文轩新小说”除了一如既往地关注儿童成长问题,还修订了以往的儿童文学观,且更加关切新世纪现代人的人性基础问题。对此,在2017年年初由伊春市委宣传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主办,伊春市文广新局协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第五代学者论坛上,曹文轩在题为《我的儿童文学观念史》一文中如是阐明了他的新世纪儿童文学观:“本世纪初,我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这里所说的好的人性基础至少含有:道义感、审美意义、悲悯情怀。”35在2018年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交流时所作的主旨演讲中,曹文轩再次阐明他的新世纪儿童文学观:“我以为,儿童文学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绵绵不断的传播力量,正是因为它在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作用,而这些基本人性,是全人类———不分国家、民族,也不分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希望具备的共同的、理想的基本人性。”36由确信“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到“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不只是作家曹文轩对他以往的儿童文学观的修订,更是思想者曹文轩对新世纪现代人因遗忘人性的基础而导致的误解、冷漠、隔膜、敌对等现代性“病症所提供的一种“疗愈”,即新世纪的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所践行的是寻求对话、感动、理解、关爱、秩序等深具现实感的思想与情感交融的文学观念。

三、重回鲁迅所确立的少儿视角下的总体性叙事传统

自曹文轩在1970年开始以钟兴兵和曹阳的笔名在《盐城文艺》《朝霞》丛刊等刊物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紧弦》、第一个中篇小说《范小牛和他的小伙伴们》等,到创作“曹文轩新小说止,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历程已有五十年了。在五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变化历程早已渗入曹文轩小说的血管和流脉,影响或生成了他小说中的故事内容、主题意蕴、人物形象以及氛围、场景。曹文轩小说正因为参与了五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进程才得以问世、成长、壮大,且在新世纪后日益增长了世界性影响,并于2016年收获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国际安徒生奖”。而在五十年里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曹文轩不断反思旧有的儿童文学观念,进而选取与时代变化一道历时常新的儿童文学观念。只是曹文轩儿童文学观念的“历时常新”是有一个前提的,即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念始终遵从儿童文学的明了和理性的恒定基点——文学性。特别是在新世纪之后,曹文轩愈加将文学性视为他文学创作的永恒信念,以此“疗愈”新世纪社会的断裂、突变、不确定等特质带给人们的伤痛,并与古典主义的未来想象合为一体。这样,“曹文轩新小说”之“新不止在于叙事手法之新,更在于叙事观念之新,即它们是以总体性叙事的方式来建立儿童文学与新世纪的现实关联。那么,“曹文轩新小说”如何得以建立一种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总体性叙事?

“曹文轩新小说”得以建立一种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总体性叙事,首先是因为它们重回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流脉中去,特别是重回到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社戏》所确立的少儿视角下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化进行总体性叙事的传统中去。为什么这样说?姑且不说曹文轩的审美教育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儿童文学观皆深受鲁迅的启蒙主义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影响,单说“曹文轩新小说”的叙事方法就接受了鲁迅小说以少儿视角和成人视角相交织的方式,来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对近现代中国人精神心理的变化进行体察、透视的总体性叙事方法。

为此,我们需要重读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和《社戏》。论及这两个短篇小说,研究成果之丰硕足可以构成一部厚重的鲁迅《故乡》《社戏》阐释史。但以往鲁迅研究者在解读《故乡》《社戏》时,通常格外关注其中的乡土中国题材的浙东特色、故事模式的现代探索和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也通常重点关注少儿视角下回忆诗学的现代性以及小闰土、双喜等“人国”中的中国少年形象的原型特质,但少有人从少儿视角去解读鲁迅如何为中国儿童文学确立了一种总体性叙事的经典范式。其实,鲁迅的《故乡》《社戏》不仅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代代“后来者提供了中国乡土题材、“离去—归来—再离去”37的情节结构模式、回忆叙事诗学和中国现代儿童的原型形象,而且通过少儿视角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后来者”提供了从中国人的精神心理层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总体性叙事的经典范式。进一步说,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社戏》中的少儿视角与成人视角始终相互对照地内置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人的精神心理结构之中,而且通过风景描写、氛围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描写等多种表现手法来展现近现代中国人在历史循环中的奴隶一般的活法,但也由此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国”。例如:《故乡》《社戏》中的少儿视角下的“海边沙地”“河畔两岸风景”“我”与少年小伙伴们的游戏、看戏等心理和行为的描写表现了儿童的童真、自然、快乐,以及乡土中国醇厚的民风民俗；而成人视角下的成人肖像、心理描写和行为描写则表现了中年生命的麻木、艰辛和无望,以及民初新型社会中的新旧观念和新旧权势者的暗中勾连,两相对照,呈现了“少儿”和“成人”在精神心理上被毁灭的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由此形成了对近现代中国社会进行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总体性思想。事实上,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与他的“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观和启蒙主义文学观是一体关系。正因如此,鲁迅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将属于“未来意义上的“孩子”与“过去”和“现在”意义上的“成人”缠绕在一起。这样的语句在《狂人日记》如下:“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颜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38“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39“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40“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41可见,在鲁迅看来,“孩子”并不是一个与历史、现实绝缘的纯然的生命,而是一个被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共同孕育的幼小生命。此后,沈德鸿(茅盾)的儿童小说《书呆子》《寻快乐》和《大鼻子的故事》、郑振铎的童话《爱美与小羊》《小人国》、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冰心的通讯《寄小读者》、王统照的《雪后》《湖畔儿歌》、徐玉诺的儿童小说《在摇篮里》《到何处去》、赵景深的儿童小说《阿美》《红肿的手》、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巴金的童话《长生塔》《隐身珠》、老舍的短篇小说《小玲儿》和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陈伯吹的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们》等现代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何种题材、何种文类与何种手法,都在某种程度上如鲁迅的《故乡》《社戏》那样深具现实感和时代感,且以少儿视角来承担塑造新型中国儿童形象的文学任务,并承载了对中国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思想任务。

在总体创作思路上,“曹文轩新小说”与上述现代作家的上述作品亦承继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社戏》通过少儿视角对中国社会历史变化进行总体性叙事的大儿童文学叙事传统,以期通过新世纪中国儿童的成长历程来呈现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为此,“曹文轩新小说”如鲁迅的《故乡》《社戏》一样运用了少儿视角体察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也运用了氛围描写、风景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描写等多种表现手法来勘探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心理。毫不夸张地说,“曹文轩新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虽然看不确切究竟来自新世纪中国的哪座城、哪个乡,也不凸显人物隶属于哪个阶层,但这些少年和成人的情感和情绪、这些地方的风景和场景都给人一种心理冲击感和似曾相识感,因为“原罪“狂奔“孤寂”“守望”“美善”与“欲念”的纠缠等等构成“曹文轩新小说中”的核心词,不正是新世纪中国人、乃至新世纪现代人的情感样貌和精神情状?可以说,“曹文轩新小说”中的所有人、一切事,尽在新世纪中国的现实之中。这样,“曹文轩新小说”无论如何叙事、叙什么事,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叙事边界而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一种总体性叙事。例如:《穿堂风》开篇的“来势汹汹”的“夏天”和那个在烈日下“像一匹小马驹奔跑”的男孩儿橡树与新世纪之初的现实氛围和新世纪中国人的狂躁心理很是暗合。《蝙蝠香》不光从留守儿童生活题材这个侧面讲述新世纪中国特有的一种现实———新世纪中国人在不加辨析地追赶现代性列车的路途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且借助于“妈妈的声音”“月光”“河流”等声音和气味儿传递出新世纪中国人在情感迷失时如何获取情感慰藉。《萤王》通过“背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方式来省思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一个民族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坚信审美的力量?《没有街道的城市》虽然只讲述了两个人——女孩儿和一囚徒的故事,但却隐喻了新世纪中国和新世纪人类的欲念和美善之间的矛盾纠葛,表现了新世纪中国人倘若面对战争、离散、病苦、困苦等灾变后对美和善的向往,且以美和善重建自己的新世纪家园。

当然,“曹文轩新小说”在重回鲁迅所确立的少儿视角下对中国社会的变化进行总体性叙事的叙事传统之时,也在探索独属于他自己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因此,在“曹文轩新小说”中,曹文轩采用的虽是现实主义者的观察目光,但并未选择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而是一如既往地使用了古典美学风格的现代主义叙事方法。不过,“曹文轩新小说”中的古典美学风格也不再沿着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古典形态作家的诗化叙事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步入到一条哲思的叙事道路上。事实上,曹文轩自2005年的《天瓢》就已经基于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告别了表现“人性协调”42的古典诗化叙事了,而增加了现代主义表现“人性幽暗”的多种叙事路径了。《天瓢》之后,在长篇小说《大王书》第一、二卷中,曹文轩步入奇幻叙事之路,在长篇小说《蜻蜓眼》中步入诗史叙事之路,在长篇小说《樱桃小庄》中步入现代隐喻之路……而到了“曹文轩新小说”,则步入了哲思叙事之路。这样,如果说鲁迅所确立的少儿视角下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所作的总体性叙事采用的是写实主义手法和现代主义手法的融合,那么,“曹文轩新小说”中的总体性叙事则采用的是哲思手法和现代主义手法的融合。尤其,“曹文轩新小说”将鲁迅所确立的少儿视角下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水”诗学重写为新世纪中国的“水”哲学,以此安放新世纪中国人的情感和情绪。进一步说,鲁迅在《故乡》《社戏》中经由少儿视角所建立的“水”诗学,是以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背景的,既是知识者“我”所追忆童年时期的梦想世界,也是鲁迅所建立的回忆诗学,两相对照,表达了鲁迅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人奴性灵魂的审视,同时寄寓了鲁迅对未来“人国”的想象和未来“人国”之子的希望。而“曹文轩新小说”中的“水”哲学则固然是从美学风格的角度承继了鲁迅所确立,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所续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水”诗学的美学风格,但更是从哲学层面承继了鲁迅思想并对新世纪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提出了哲性追问:新世纪中国人和新世纪中国少年儿童如何“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43?更确切地说,曹文轩的“水”哲学旨在表明:在已被普遍接受的源自西方现代哲学的审美现代性之外,还存在源自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现代性。记得2002年曹文轩在为他指导的北京大学博士生布置必读书目时,针对其中一本必读书目即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反问道:现代性的面孔为什么是五副,而不是六副?显然,曹文轩并非否定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否则就不会将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博士生们了。但曹文轩的反问暗含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文学界倾向于单向度地缺少辨析地接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著作,倾向于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视为优等的理论资源。这个接受的标准和评价的等级制是如何建立的?是否需要反思?新世纪审美现代性的构成和边界是否需要重新考量?概言之,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界面对西方现代理论资源究竟应该如何承继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其实,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文版序》中,马泰·卡林内斯库分明意识到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道:“现代性可以有许多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一副面孔也没有。”44马泰·卡林内斯库还专门作了限制性的说明,这本书是从文学语境即从“文化上的(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与文学艺术”)45的视角,将审美现代性分为五个侧面———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这样的五副面孔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当然是合理的、自洽的,也是令人信服的。由此可见,现代主义的五副面孔不是“多”与“一”或“一”与“无”的关系,而是在现代文化和现代哲学的范畴内如何阐释其合理性和自洽性。这样,曹文轩的反问并非否认马泰·卡林内斯库对现代性“五副面孔”的阐释的合理性和自洽性,而是质疑现代主义的“五副面孔”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界为何一“家”独大,其潜在话语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界除了接受具有“五副面孔”的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之外,是否需要建立一种与其相对应或起到“均衡”作用的另外的审美现代性?事实上,自2005年《天瓢》的出版,曹文轩愈发自觉地以哲思的总体性叙事来建构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水”哲学。尽管现代“水”哲学在理论资源上缺少现成的思想资源可供曹文轩依靠,但曹文轩通过长篇小说《天瓢》《青铜葵花》《蜻蜓眼》《疯狗浪》《樱桃小庄》《贼船》等,以“文学的哲学”来探索现代“水”哲学,提供了现代性“五副面孔”之外的审美现代性。仅以“曹文轩新小说”来说,其中的“水哲学虽然与曹文轩以往小说一样,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作家的故乡之“水”出发,承继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下被重新复活的中国古典形态作家作品的“水”流脉,汇入了“九十年代”文化转型期日本、欧美等现代“水”系,经过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震荡和摇摆,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回返到中国古典“水”哲学的源头,并将古典和现代的“水”哲学转换为新世纪的现代“水”哲学。概言之,“曹文轩新小说”中的“水”哲学是新世纪的“水火既济”的哲学,即新世纪背景下古典之“水”与现代之“火”的新型相处之道——水火相交为用。客观地说,“曹文轩新小说”中的“水”哲学与我们所看到的新世纪的生活现实显然出入甚大,正如“曹文轩新小说”中的儿童文学观念也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儿童文学观念很是不同,这使得人们对持有这样的“水”哲学观念和“非典型”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创作虽然心怀期待,但又疑虑重重,甚至被诟病为唯美、虚幻、不切实际,但曹文轩依旧在他的“水边文字屋中建立他的“水”哲学,因为他的文学是负有使命的:在重新建立文化秩序的新世纪,以文学的形式来建构良好人性、创造美好生活。

由上所述,“曹文轩新小说”表现出一位思想者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总体性体察、省思、发现和预见,进而建立了一种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总体性叙事。而一位作家能否对他所意欲表现的世界持有总体性叙事的能力、影响,决定了他文学创作时的胸怀、目光和视野,也决定了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深刻性、丰富性和前瞻性。儿童文学作家也不例外。比较成人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创作的特质不在于它可以隔离自身与世界的整体性联系,而在于它以适度的方式与世界保持着总体性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虽然对挚友许寿裳说过“关于儿童观,我竟一无所知”46,鲁迅也的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家,但却因将少儿视角下对近现代中国的变化持有总体性叙事而创作出了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原典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曹文轩始终将自己定位为“非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为此他的小说多将少儿视角与成人视角相交织,且多采用从侧面或背面的角度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进行总体性观照,创作出了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优质之作。再回到“曹文轩新小说”:它们仍然多采用少儿视角和成人视角相交织的方式,且增加了现代哲思性,既承继了鲁迅所确立的少儿视角下对中国社会变化的总体性叙事,又探寻了符合他个人风格的、深具新世纪人类共通性情感表达的一种总体性叙事。而“曹文轩新小说”的一种总体性叙事,对于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特别是对于迎接第二个一百年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而言,都是富有使命感的探索。

注释：

1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7页。

2钱理群:《我最不安的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湃客:单读》2021年8月8日。

3[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

4曹文轩:《穿堂风·后记》,《穿堂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5殷健灵:《曹文轩:藉〈穿堂风〉,重做“探路者》,《中华读书报》2017年4月26日,第16版。

6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01页。

7[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8[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页。

9曹文轩:《红瓦·代后记》,《红瓦》,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

10[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第51页。

11[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第9页。

12曹文轩:《没有角的牛》,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

13曹文轩:《至高无上的辩证法》,《中华读书报》2021年10月13日,第13版。

14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粤海风》2006年第5期。

15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粤海风》2006年第5期。

16曹文轩:《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粤海风》2006年第5期。

17汪曾祺:《关于〈受戒〉》,李辉主编:《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18贺桂梅:《我更关注作为思想者的作家形象》,《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2021年12月2日。

19曹文轩:《穿堂风》,第25页。

20曹文轩:《穿堂风》,第26页。

21曹文轩:《穿堂风》,第18页。

22刘秀娟:《〈蝙蝠香〉:黑夜里那些明亮的希望》,《文学报》2017年9月28日,第9版。

23刘秀娟:《〈蝙蝠香〉:黑夜里那些明亮的希望》,《文学报》2017年9月28日,第9版。

24曹文轩:《蝙蝠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18年,第3页。

25曹文轩:《蝙蝠香》,第14页。

26曹文轩:《蝙蝠香》,第58页。

27曹文轩:《萤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28李东华:《〈萤王〉:美的悲壮守护者》,《中华读书报》2018年2月28日,第16版。

29曹文轩:《中国文学其实已经走向世界了———第九次全国作代会发言》,乔燕冰整理:《中国艺术报》2016年11月30日,第8版。

30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几点体会》，《文艺报》2016年4月13日第2版

31曹文轩:《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对未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的讲话〉》,《文艺报》2016年12月3日,第3版。

32孟繁华:《曹文轩“新小说”系列:古典美学和当代创造》,《文艺报》2019年6月17日,第6版。

33张洁宇:《〈没有街道的城市〉:爱的时空,生的囚笼》,《中华读书报》2021年7月

28日,第16版。

34曹文轩:《没有街道的城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21年,第33页。

35曹文轩:《我的儿童文学观念史》,《文艺报》2017年2月13日,第3版。

36曹文轩:《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主旨演讲》,《名作欣赏》2018年第

4期。

3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38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册,第423页。

39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册,第423页。

40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册,第431页。

41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册,第432页。

42沈从文:《论穆时英》,《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43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册,第130页。

44[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页。

4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花译,第7页。

46鲁迅:《290323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