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种观念视角的意义
赵霞作品封面
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历史读作发展史或进步史，但事实可能并非这么简单。就像沃戈斯特所说的那样，当儿童文学从它所属的那个更广大的文学世界里独立出来时，它失去了某些文学的东西。所以，到了20世纪，有了对儿童文学的文学维度与文学转向的强调。儿童文学（包括儿童）作为一种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内在的矛盾。
我是从2008年前后开始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的。当时我获得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研究资助，在那里做了三个月的短期研究。通过阅读馆里收藏的大量文献和刊物，我第一次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史有了概貌式的了解。2015年，我出版了《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一书，对近40余年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给予了自己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我对这一领域当时某种发展态势的忧虑。在随后的研究中，令我吃惊和着迷的是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如何不断突破自我，持续深入发展，拓展着我们对儿童、童年和儿童文学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成为我正在目前从事的研究课题，也是我后来到剑桥访学的原因之一。
总体视角下的儿童文学批评史线索
“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是一个被构想出来的总体概念。我用这个概念，特指以英语世界为主导的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这或许不完全简洁准确，而且在当今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谈论一个一般性的总体概念，也不无危险。我以为，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使用这样一种观念性的视角，或者一种总体性的观念，才是合理的——首先，假设通过采用这一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某些重要的发现；其次，我们时刻认识到这一总体观念内在的复杂性。
在我看来，有两条线索可以用来理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整体发展。一条线索是儿童观念，另一条线索是方法论。
先说第一条线索。不论是谈论儿童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研究，我们都会从儿童观念的问题开始。可以说，现代儿童观念的发明带来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发明，这一观念的变迁也带动着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发展。根据我的观察，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沿着从“可知的儿童”向“不可知的儿童”的观念线索发展。我把它的起点设定在莎拉·特里默身上。在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早期历史阶段，莎拉·特里默是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之一。当她在19世纪初的《教育卫士》杂志上写下那些童书评论的时候，尽管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评论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实际上开启了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进程。从那时起，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批评家们继承了特里默就儿童观念持有的基本态度，即视儿童为一类“可知”的对象，有待我们去理解。认为通过研究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文学，我们就能获知关于儿童的一切，这是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在其早期阶段就持有的一种儿童观念。
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演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是从这个“可知的儿童”的观念出发，不断探寻着另一个“不可知的儿童”。从后一种观念出发，人们认为，真正的儿童并不那么简单，即便有大量儿童研究的文献，关于儿童、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仍然有一些地方是“不可知”的。在我看来，1980年代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界最先驱的批评家即致力于指出儿童观念的这种“不可知性”。准确地说，他们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强调“儿童”一词的复杂性。
第二条线索，更多地是关于方法论的。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拓展。这里面不只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但我认为方法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西方儿童文学界努力将儿童文学从过去的教育学和图书馆学主场拓展至文学批评场域，努力使其成为文学研究中得到公认的领域或学科。这对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非常重要。其次，它又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进一步走向文化批评。我认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抓住了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其时正值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学研究中盛兴之时，儿童文学研究投身其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资源。借助这一途径，不论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能力、水平还是它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状貌，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总体视角下的历史细节及其意味
上述总括性的视角，也为我们观察、深入西方儿童文学批评史的某些细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比如，谈论近五十年来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大家都会说到杰奎琳·罗斯那部有争议的著作——《彼得·潘案例，或论儿童虚构文学的不可能性》。这本书出版于1984年，当时振聋发聩。还记得2008年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心情。随着我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深入了解，我发现，某种程度上，罗斯的这本书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必不可少之物。它最终出现在罗斯手里——如果不是罗斯，一定也会有其他人。一旦我们透过更广泛的语境和更普遍的历史来看待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再读罗斯在她的著作中就儿童小说所做的令人震动的诊断，我们就会知道，这些思想和观念是有来处和去向的。
为什么要使用一种总体观念的视角来考察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正如前面提到，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最初是从教育研究模式转向文学研究模式。这个转向发生在20世纪初，那时候出版了一些著作，也有不少评论家站出来强调儿童文学不仅是出于教育目的而存在的一种文学，更重要的是，它有文学自身的目的，它的文学身份应该是它的首要身份。随后就有了著名的“教育—娱乐”二分法。我们由此听到了呼唤、肯定儿童文学的娱乐功能的声音。作为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我读到了比如哈维·达顿的《英格兰童书》、保尔·阿扎尔的《书、儿童和成人》以及后来李利安·史密斯的《欢欣岁月》等著作。这些批评家尝试探讨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本质、内涵与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向。
当我把目光转向德国儿童文学，发现了不同文化之间有趣的对位和比较。相近时期，德国儿童文学批评界也致力于推动儿童文学批评从教育主义向着文学批评方向的转折。1896年，德国先锋儿童文学评论家海因里希·沃戈斯特出版了一部在德国儿童文学界很有影响的著作，书名叫《我们儿童文学的不幸》。沃戈斯特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这个论点与稍后达顿、阿扎尔、史密斯等评论家的观点构成了呼应，即儿童文学应该关注文学的艺术内核与自由精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对儿童文学独立身份的呼吁，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儿童文学自由精神的张扬。儿童文学的价值是什么？是一种享受，一种内在的艺术愉悦。我发现，沃戈斯特也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而且就此对过去的儿童文学作品和观念提出了批评；不同的是，他并不强调儿童文学的娱乐功能，相反，他批评这种娱乐功能。他提出，自从启蒙时代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别的文类诞生、独立以来，人们开始为儿童出版各种各样的图书，其目的则只是为了娱乐儿童，这种观念和这个现实，导致了大量以儿童文学为名的垃圾出版。人们没有意识到，儿童文学究其根本，应该是文学。
这里头有着鲜明的矛盾，很有意思。在我看来，沃戈斯特和达顿、阿扎尔、史密斯谈论的既是同一个娱乐性，又不是同一种娱乐性。那么，儿童文学的娱乐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样思考、理解这种娱乐性？从历史的细节读进去，这一切都十分有趣。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历史读作发展史或进步史，但事实可能并非这么简单。就像沃戈斯特所说的那样，当儿童文学从它所属的那个更广大的文学世界里独立出来时，它失去了某些文学的东西。所以，到了20世纪，有了对儿童文学的文学维度与文学转向的强调。儿童文学（包括儿童）作为一种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内在的矛盾。
关于中西儿童文学批评差异的思索
作为一名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我考察和研究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站位，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中国站位。我想这是一个我不能否认也不应否认的站位。
这一点也很有意思。我对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在研究它的时候，又总在想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并且难免会在两者之间展开比较。这两者的比较并不简单，因为它们分属如此不同的系统。例如，我谈到了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我认为这个转向非常重要，对于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极具意义，而且成果丰硕。它鼓舞了整个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近年来，一部分西方学术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包括凯伦教授的《镜子与永无岛》。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对于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这一趋向也在日益了解。然而，尽管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成为了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新趋向之一，它却没有演进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压倒性的针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解读，而是主要将儿童文学同时看作一种儿童文化意义上的研究对象。
从总体性的视角考察当代中国和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或许可以说，当代西方批评格外看重的文化批判元素，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相对更重视的审美欣赏，实际上构成了儿童文学批评的两个基本要素。儿童文学既是文学，也是文化，两者都不应该在批评中缺席。
总体视角的意义与裂缝
为什么要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进行观念的概括？可以说，每当我尝试对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进行某种概括时，几乎总能找到与我的概括相悖的内容。那么，这种概括到底有什么价值？或者说，归纳与观念的用途是什么？我想说的是，理论概括的目的并不在于将对象简化为一般性的规则或观念，而是从一种可能的总体视点来看待、考察、理解其中的每一个部分。我在这里尝试借用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借助总体的视角，更好地获知对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理论概括最大的乐趣绝不在于简化；它是用来帮助我们更完整透彻地理解某些对象，并且在这样的理解中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文化都充满了裂缝。这些裂缝也是我们思考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