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光耀八十载 返本开新文艺魂
80年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如一盏明灯，始终照耀着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而《讲话》本身，也经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成为了一部“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80年来，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大发展的进程中，不断继承和发扬着《讲话》的精神内涵，创造性地将《讲话》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结合。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到江泽民同志倡导“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化”和“以人为本”的文艺观，再从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文艺为人民提供精神能源，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地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指明方向、提供理论指南和政策保障。可以说，《讲话》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创造性发展，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航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在战争环境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高成果；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情势、尤其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
一、《讲话》的“有经有权”与永恒的“人民性”
胡乔木同志晚年在《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写道：“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毛主席说，这道理是对的。他说的时候很高兴。”我理解，所谓“经常的道理”即普遍的真理，具有永恒性；所谓“权宜之计”即针对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而须坚持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前者亦如胡乔木同志所说，关于《讲话》本身的文艺理论问题，集中在“一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问题上，《讲话》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讲话》指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其他都是流，作家艺术家必须无条件地深入到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生活中去；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作家艺术家必须把立足点真正转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这些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具有永恒性。至于后者，如《讲话》阐述文艺与政冶的关系，就是针对当时具体的抗日战争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局面，为发挥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战斗作用，强调“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是国际国内紧迫的抗日斗争形势所需，具有历史的真理性与合理性。《讲话》之后，我国的文艺统一战线空前团结，为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作家艺术家创作热情高涨，优秀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种谷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还有秧歌剧《兄妹开荒》，民族新歌剧《白毛女》，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不少还成为了传世经典。无论是从巩固文艺统一战线，发挥文艺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方面，还是从提升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方面，《讲话》中的真知灼见都被实践充分证明了其永恒的真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
而《讲话》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精辟论述和深刻阐述，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深远影响，更体现了其永恒的“人民性”真理。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立场鲜明地说到了文艺要为四种人服务，分别是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坚定的人民的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是《讲话》永放光芒的亮点。80年来，坚持《讲话》中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坚持“人民性”，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一以贯之的精髓，也是我们党在具体的文艺方针、政策上从未动摇的根本路线和基本思想。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一切进步的文艺创作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再到习近平同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所有这些，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都是对《讲话》精神中永恒的“人民性”立场的继承与发扬。我们一定要学习、领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与新时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不移地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一定能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持续繁荣。
二、《讲话》作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灯塔
80年来，我国文艺事业风起云涌，而《讲话》的精神高度与文化内涵犹如一座灯塔，始终指引着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工作的航程。面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错误倾向，面对市场化、功利化、泛娱乐化的创作思潮冲击，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遍遍学习《讲话》，激浊扬清，拨乱反正，一次次返回人民性之“本”，开拓文艺创作与批评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在文艺创作上，《讲话》中关于“必须到群众中去” “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的精辟论述，今天重温，依旧振聋发聩，启人心智。而对其继承创新并与之遥相呼应的，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多次强调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80年来，《讲话》所深刻阐明的文艺创作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引领广大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立脚点真正转到人民大众一边来，直面现实、反映现实，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把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开辟了现实主义创作不断深化的广阔道路，创作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讲话》精神，发展《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地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要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还突出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彰显中华审美风范，从审美创作的运作思维上要托物言志、寓理于情，从审美创作的语言结构上要言简意赅、凝练节制，从审美创作的宗旨上要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总之，要追求知、情、意、行的统一。所有这些，都丰富深化了《讲话》的理论内涵和美学意蕴。在人物形象典型塑造上，《讲话》既强调塑造英雄典型和反面人物形象，也强调文艺创作“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这些论述，对于新时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的健康持续繁荣，都极具引领意义。今天，从电影《守岛人》《长津湖》到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跨过鸭绿江》《人世间》《装台》等一批优秀作品，就既塑造出一批引领人们前行的英雄典型和警示人生的反面人物形象，给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正能量；也为更多的“中间人物”谱写了人生心灵轨迹，让人们从中获取思想启示。尤为可贵的是，从哲学层面的审美创作思维上看，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自觉摒弃过去那种二元对立、是此非彼、非黑即白、好走极端的倾向，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关注中间、兼容整合、辩证取舍的和谐思维，去审美地完整把握生活，从而推动创作真正百花齐放、健康繁荣。
在文艺批评上，《讲话》着重论述了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段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工作依然犹如耀眼灯塔，聚光启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批评的“方向盘”作用，强调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要求我们做到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从《讲话》的文艺批评标准，到新时代坚持文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相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完成了一个科学辩证的发展历程。如今，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任务，因为这样的提法弊多利少；但却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标准，这一点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批评，文艺工作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讲话》中强调的“政治标准”。因此，我们更需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全面地、辩证地把握文艺创作的方向，努力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相辅相成，互生共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三、《讲话》论述文艺“普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的当代价值
《讲话》在谈到如何去为人民大众服务时，特别提出了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问题。80年来，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讲话》中对这一关系问题的辩证论述，可谓历久弥新、精准之至。鉴于《讲话》发表的历史背景，当时延安等解放区的文艺事业基本上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普及与提高的对象主体也是工农兵。然而，在今天，随着改革开放及新时期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多元复杂起来；相应地，文艺普及与提高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多样。但《讲话》中关于处理“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辩证论述，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理论指南。《讲话》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要坚定不移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讲话》中还谈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这些论述，鞭辟入里，至今对我们仍有警示作用。譬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介入文艺创作后的负面作用，“以文化人”被某些人偷换成了“以文化钱”，打着“观众是上帝”的旗号，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一味消极顺应市场低级趣味，放弃文艺培根铸魂、引领提高的神圣职责，出现了确如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批评的种种怪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字字铿锵，语语中的！这雄辩地证明：谨防功利主义的侵蚀，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坚持培根铸魂、立德树人，在今天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要坚持把满足群众需求与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统一起来，文艺的普及勿以追求庸俗化、娱乐化为目的，更不能唯“票房”“收视率”“点击量”和“码洋”，即唯经济效益是从，切不可坠入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的“普及”泥潭。文艺的提高，也不是一味地求新、求变、求异而脱离实际、脱离最广大群众的鉴赏习惯和审美情趣而孤芳自赏，或生吞活剥地玩弄西方的新概念、新名词来误释中国人的审美实践和误导中国人的创作方向。须知，我们中华民族有过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影响、有过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影响、有过“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有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群体性的文艺鉴赏心理中虽然其主流是对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深情呼唤，但也必然存在着消极的、落后的、愚昩的东西。把一味地顺应这些东西当成了“普及”，那就势必会强化这些落后的东西；而一旦强化了这些东西，又反过来势必会刺激那些“以文化钱” “以艺养眼”的创作者创作思想品位更低下、美学情趣更卑劣的文化垃圾。果如是，国家和民族便会陷入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恶性循环即哲学上称为“二律背反”的困境。那是完全悖离《讲话》关于文艺的普及与提高辩证论述的理论指南的。这也是缺失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之一。
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我们要重视《讲话》精神，寻求新时代文艺事业的新普及与新提高。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同时，也要通过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实践路径，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持续繁荣。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离不开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也离不开懂得文艺规律的领导干部群体。在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们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文艺普及与提高的任务，特别是向年轻一代普及传统文艺经典，提高新时代青少年的文艺修养，搞好美育，这已经成为摆在现实面前必须跨越的鸿沟。80年前，《讲话》中谈到：“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80年后的今天，新时代又正面临着范围更为广阔的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工作，所以，我们仍需重温《讲话》，返本开新，运用新手段、新方法、新形式来服务广大人民，提升民族精神素质。要普及群众美育活动，提高人民美学精神。例如，我们要用好影视艺术这种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最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文艺形式，来做好全民文艺素养的普及与提高工作。像前文提到的《守岛人》《长津湖》《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装台》等作品以及电视综艺《中华诗词大会》《元宵奇妙夜》、民族歌剧《沂蒙山》《红船》、长篇小说《主角》《人世间》、戏曲《瞿秋白》《红头巾》《李大钊》《红军故事》、话剧《深海》《路遥》、交响套曲《我的祖国》《京城大运河》、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五星出东方》等作品那样，在对人民大众的文艺普及与提高上，在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修养、鉴赏能力和引领风尚上，多作贡献。只有真正做到以文化人(而非急功近利地一味以文化钱)、以艺养心(而非为感官刺激一味止于养眼)、以美塑像(而非以丑为美)、贵在自觉(而非文化盲目)、重在引领(而非消极迎合)、胜在自信(而非自卑)，那么，文艺创作与批评就一定能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四、《讲话》对新时代文艺统一战线的借鉴意义
80年前，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名单和参会请柬。何其芳、金紫光、钟敬之等文学艺术家收到请柬，都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以往他们参会收到的大多都是通知，而这次是很正式的请柬，且请柬上写的是“交换意见”，而不是“听报告”。这一细节，让文艺家们倍感亲切。这场历时21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本身，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文艺统一战线事业上的重要里程碑，而《讲话》的内容，更成为了长期指导我国文艺统一战线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讲话》为团结文艺界人士共同抗敌、制定有效的文艺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范本，从而为巩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基础。《讲话》中谈到“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讲话》对当时文艺界统一战线现状的反思与总结，在80年后的今天，对我们党持续扩大和巩固文艺统一战线事业，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4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2年后，习近平总书记邀请了72位文艺家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也强调在新时代新情势下文艺界要加强团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面对智能互联网时代层出不穷的新的文艺个人与团体，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讲话》中的文艺统一战线思想，强调要“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从而为巩固和扩大新时代的文艺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方针和遵循。无论是文艺创作、文艺批评，还是文艺传播，年轻人都是主要的生力军，新形势下对文艺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完善，要多给新生代文艺工作者机会，让他们有平台、有依靠、有志同道合的同志相携手，从而共同为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灯塔光耀八十载，返本开新文艺魂。80年来，《讲话》的理论价值与精神引领作用始终在推动着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从80年前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八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党通过不断传承、弘扬《讲话》的精神内涵、文艺标准、文化意蕴及美学追求，构筑起我国文艺事业的永照征程的耀眼灯塔。我们相信，通过坚持“人民性”的根本立场，坚持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坚持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做好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文艺统一战线，广大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定能如习近平同志所希望的那样：“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