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人类群体生活、文化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语言是人类知识创造、思想情感和信息交流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工具性载体。语言的产生和词汇的复杂化、书写文字的发展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今天人们的生活、工作与思想创造都由各种文字记述下来，影像和音乐也以相应的符号得以传播。概而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语言文字的发展密切相关，今天的人们已无法设想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语言文字的世界。

在族群或民族的自我说明中，很多都把语言作为与群体同生共死的本质特征，造成语言稳定、独立的印象。但是在当代社会科学知识中，族群分化和聚合是人类社会组织演化的一个面向，分分合合是长时段观察中看到的常态，民族是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建构的结果，而语言和记录语言的文字始终与社会一起变化，因此需要在社会的发展演变中认识语言的性质。在人类社会，各群体使用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是本群体在科技生产力方面的发展水准、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抽象思维的演绎层级以及各类知识体系的积累。

从社会运行与发展视角来看，语言从自身性质和功能而言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族际交流工具的双重功能。其一，各群体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发展出独特的语言文字，记载着本群体的历史及所有领域的知识与文化积累，是群体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载体，作为文化象征寄托着全体成员对本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和群体聚合力。其二，语言可被视为纯粹是群内、群际信息交流的工具，其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被淡化，人们选择学习或舍弃哪种语言，只是实践应用中的理性选择，追求的是通过该语言工具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完全不含感情色彩。

把人们划分为不同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就是语言。在多族群国家内部，族群相互竞争的场域之一就是语言的使用，通常会表现为各自语言使用人群规模的增减。语言使用模式及变迁都可以作为衡量族群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之一。与此同时，语言互动情况也反映出族群互动在文化层面的基本发展态势。不同语言之间在词汇与表达方式等方面彼此借鉴与吸收情况，反映的是族群间交流与融合的程度。因此，语言使用和相互学习的程度成为族群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有人提出“语言共同体”概念并赋予其特定的政治意涵，即把“共同语言”作为“民族识别”的主要标准。语言与民族构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在多族群国家的族群关系研究中，语言使用及其演变始终是一个核心研究主题。在多族群国家内部的族际互动过程中，语言始终是牵涉族群身份和族际互动的敏感议题，时常成为群体间文化博弈乃至政治博弈的焦点。现实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词汇借用、多语混用等）是多种多样并不断变化的，“语言共同体”概念的绝对化通常带有政治运作的意涵。在族际交往交融的社会大潮中，学者们通常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语言使用行为的各种变化及其社会意义，把语言视为族际学习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不是群体区隔的固定边界。

现代语言的基本发展态势与民族融合、混合过程和经济集中与政治集中的过程同步，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统一的民族语言”。这一过程也可被视为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同步的语言政治化与标准化。

出于行政管理、司法运行、经贸活动、文化教育和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那些拥有庞大人口规模、多族群结构政治实体的中央政府必然努力推行一种可供大多数国民使用、适合接受现代知识体系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使讲各族母语或地区性方言的全体国民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掌握“国家通用语”。这符合全国整体性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将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基础。

“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国家成了一个行政和领土有序化的统一体，这在以前还未曾出现过。这个统一体不可能纯粹是行政性的，因为它所包含的协调活动预设了文化同质性的因素……共享通用的语言和通用的象征历史性是达致‘观念共同体’的最彻底的方法。”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追求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同质”必然会成为巩固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世界上现在大约有2000多个族群和5000多种语言，分属于234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这些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分布，最低的布隆迪是240美元，最高的卢森堡是109602美元，中国是10582美元。从简单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现代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各国、各族民众的文化传统包括使用的语言密切相关。

世界上人类发明的每一种文字都有各自的特点。汉语是历史悠久的语言文字，自商代甲骨文开始，无论是发音、字形等都经历了多次演变。所以，虽然中国人没有用汉字发展出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但是汉字确实具有丰富的应用性功能。甲午战败后，中国人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学习日本的维新经验，通过日文出版物系统地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正是日本的翻译成果帮助中国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换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语言革新。“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大，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可以逃脱这种情况——起初是被迫接受技术革新、经济革命和文化变革，最后就不得不接受语言革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大潮中，如果一个群体语言的工具性在吸收现代科技和学术词汇方面呈现明显弱势，但这个群体坚持只使用本族语言而不是积极学习已在竞争中呈明显优势的另一种语言，这种保守心态甚至可能成为这个群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现代化和国际竞争的态势下，有些民族曾一度被动挨打，居于劣势，如果它们能够及时认清形势，放下架子，在语言文化和知识体系方面克服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感，转而以谦逊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其他发展较快民族的语言文字，以此为工具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财富和科技成果，积极改造就业结构并投入国际经济贸易的大市场，那么在语言和思想方面持开放态度的这些民族将会迅速发展。一旦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域完整，发展壮大了经济实力，回过头来更有条件保护与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在这一点上，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和日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最后的发展效果上，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有些少数群体在对外交往中感觉到自己传统的语言体系因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削弱，转而主张“保护母语”。一个封闭和排外的群体，必然在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并逐步没落。所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语言的双重性中有两方面的权重在发生变化。对于语言的感情层面的考量有下降的趋势，而对语言的功利方面的考量则显著上升。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学习掌握先进科技和引领经济发展群体的语言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选择使用哪种语言学习，这是群体的权利，所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限制黑人使用英语学习的权利时，曾经遭到黑人的反抗。同时，这也是个体的权利，甚至本族群的精英们也没有权利干预本族青少年在语言学习方面的个人选择。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会不会最终危及少数族群母语的生存？这是每个关心本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人十分关心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当政者的语言观和相关政策。在一个统一的多族群国家，始终存在着一个维护政治统一的“一体”与保护少数群体文化传统的“多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在二者之间的平衡上拿捏好分寸，兼顾共同性和差异性，这是对执政者政治智慧的考验。

各个族群的语言都是在其特有的传统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本族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肉关联，因此也是表述和理解相关族群文化传统及历史社会形态的最佳工具。就这个意义而言，少数族群语言文字具有特殊和不可替代的信息载体功能和文化价值。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非常重视少数族群语言和文献的研究，将其视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足迹和文化基因库。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少数族群语言文字和相关历史文献，维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责任。我们需要一个五彩缤纷而不是单一色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