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甫跃辉是这些年来越来越以其创作实绩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恰如有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惊喜地发现和注目于一座岛屿的感觉，当然在目前，这还只是一座小小的年轻的岛屿。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以海量的网络文学和赛博文学、AI写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学形态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既往的文学版图，在体量方面使传统的文学写作相形见绌，更是在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方面冲击和挑战着既往的“文学性”。这一段时间，我经常会读到一些研究和推崇网络文学人士的观点，要求将网络文学所突出具有的可读性、产业性及所谓的“爽点”“网生性”等指标纳入文学评价的基本标准，而将我们以往对文学语言和审美性的强调大幅度降低。目前的网络文学波涛汹涌，“大神”频现，AI写作也异军突起，频频吸睛。但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中，作为一位“80后”作家，甫跃辉却很坚定地固守着传统的文学写作与创作道路，不仅与上述的一切迥然不同，保持着距离，甚至从其文学起步之初，就迥异于当时作为热点性现象与时潮的“80后”青春写作，执着于其所选定的传统性的纯文学道路，因此还被其同一代的批评家称为是“‘80后’传统作家”（金理）。我注意到，在谈到甫跃辉的选择和坚持时，项静也曾经说，“与出版、媒体、影视一体化的市场运作方式不同，甫跃辉的被关注是文学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薪火相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技艺的研习”。但是现在看来，随着文学生态的巨大变化，甫跃辉的选择与坚持却显示出更加重要的文学意义，那就是对我们既有的文学性的坚持，这样一座年轻的海上小岛以及与其一样坚持传统的文学写作与道路的作家们坚守与捍卫的，实际上却是饱受挑战与冲击的传统的“文学性”。在我们的文学文化与文学场域中，两种文学性，目前正处于激烈的博弈与冲撞之中，于此两间，甫跃辉的选择与坚持，便显得尤其可贵。

在我们这个各方面都面临着变局的转型时代，处身两间，似乎成了我们的历史宿命。但于两间之中常作取舍，常有彼此的参照、往返、对话、相望甚至批判性的驳难与审视，在甫跃辉这里，似乎有着更加特别的内容。甫跃辉是云南施甸人，生长于乡间，后来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作家协会工作。这样的人生经历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因素，使得甫跃辉的文学世界在题材内容上明显可以划分为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两个方面，人们对甫跃辉的讨论，也常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新近创作的主要收集在其《万重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一书中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对此有所体现。像其中的“孩子们”“父辈们”等辑中的几篇小说，就是属于乡村题材，写的是其青少年时代的乡村记忆与成长经验，此间情怀，经常使我有所触动。但我在这里更想重点讨论的，却是《万重山》“现实种种”一辑中以李生为主要人物形象的《云变》《断篇》《隐我》和《血鸽》等中、短篇小说。我们知道，在甫跃辉以往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人物形象，即《动物园》《丢失者》《晚宴》等小说中的顾零洲。顾零洲这个人物形象，不仅体现着甫跃辉个人，同时也体现着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与精神处境，具有特别的典型性，因此，甫跃辉的这些作品也被评价为是在“为顾零洲这一代青年立传”（黄平），颇受好评。实际上，在甫跃辉的其他作品中，比如李生和陈昭晖等人物形象，也都是类似于顾零洲的“这一代青年”，所以在小说集《每一间房舍都是一座烛台》（2015）出版时，甫跃辉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干脆将收录其中的三部小说的有关人物全部改名为“顾零洲”。对此，甫跃辉在该书的“后记”中曾经这么说过：“本书收录的三部小说，都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写于不同时期，男人的名字本不相同，这次出版，有朋友建议我把他们改为同一个名字，我给改成了‘顾零洲’。他们确实就该共同使用这名字——我不禁恍悟，原来李生也好，陈昭晖也罢，这些名字不同的人，本质上却是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正走向中年的、虚弱虚伪虚无而又有所固守的男人。这几年，我写了好几篇关于‘顾零洲’的小说。顾零洲不是我，他是一盏灯，指引我去‘解开’他，也指引我走向‘我’，看见‘我’，让我和‘我’纠缠，彼此讨伐和安慰”。

这时候的甫跃辉似乎才“恍悟”到，他所塑造的顾零洲形象，已经具有为这一代青年立传的意义，也为我们的文学形象谱系增加了一个新的典型。所以《万重山》所收小说中的李生形象，正如我们前引所说的，其与顾零洲，“本质上却是一个”，“李生”只是“顾零洲”的另一个化名。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正可以通过这几篇作品来考察一下作家对此一类型人物形象塑造的最新变化。

《万重山》中《云变》诸篇里的李生，仍然与甫跃辉之前很有影响的一篇小说《巨象》中的李生及顾零洲们一样，有着基本一致的身份形象和精神性格，是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正走向中年的、虚弱虚伪虚无而又有所固守的男人”。在社会身份上，李生是一个借由高考升学才从乡村来到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就学或就业的年轻人。其虽落脚于上海，却又很难真正地融入上海，成了相对于“京漂”而言的一枚“海漂”。一方面，李生竭力地想融入上海，经常想通过婚姻的方式真正切实地进入上海，从而被上海接纳，因此，生长于上海本地的女友“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巨象》），他与这些女友（如《云变》和《断篇》中的“小文”）的交往中，也总显得唯唯诺诺，委曲求全，盼遂所愿；但是在另一方面，李生对上海努力融入的过程，又不断经受着诸多挫折、诸多伤害与失败。不仅是在恋爱与婚姻中，就是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外地人”，李生也曾遭受到歧视，因此还与人产生过冲突（《断篇》）。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李生会时常想望着家乡，会用美好的乡村世界来抵御、弥合或逃避着都市所带给他的创伤。恰如其在《断篇》中，当他局促不安地站在女友小文家的客厅时，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老家，想起“老家那些玉米林，烈日底下，宽大的叶片闪耀着光芒。光芒自由自在，他在玉米林里，光着脚丫跑啊跑，也一样自由自在”。这些境况，形成了李生自卑、敏感和复杂的性格。正是通过对李生的“海漂”经历与其性格的挖掘和书写，甫跃辉的小说从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视角批判着城市、审问着城市。

但是在实际上，李生与城市的龃龉和李生的精神性格，并不只具有社会学内涵。像在《巨象》中，小说的基本主题更多的还是偏重于道德与伦理学方面。作品中的李生在与城市女友婚恋失败后，转而通过对小彦的感情戏弄与侵害来获得某种补偿性的满足和优越感，在此过程中，李生的关于“好人”的自我道德拷问和包括梦境在内的动荡不安的心理剖示，使得《巨象》明显具有巴赫金所指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那样的复调性与对话性。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巨象》中的李生，就是小一号的拉什柯尼科夫。

而到了《万重山》中的《云变》等近作中，李生的形象在包含着城/乡冲突的社会内涵及道德内涵外，又被甫跃辉明显强化了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哲学心理内涵，无疑是对其以往顾零洲/李生这一类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超越。这些作品中的李生，都是一个很难真正地融入群体和社会的孤独个体，是一个零余、羸弱、无能的赤裸生命。他要么就像在《云变》那样，不仅惊恐不安地深怀隐痛，独自面对现实生活（“花仙子”、小文之母）、个体记忆（杨老师）和自己想象中的死亡，还会不时地“对自己生出几分厌恶”，一遍又一遍地体验着虚无；要么就像在《断篇》和《隐我》中那样，近乎荒诞和绝望地追索着失忆（“断篇”）的自我或可能的自我；或者，甚至像在《血鸽》中那样，从生存的悲剧中一走了之……至此，我们能很清楚地感觉到甫跃辉对顾零洲/李生这一人物形象系列的塑造，已经不仅是在“为顾零洲这一代青年立传”，而是更加具有超越性的哲学人类学意义，是对存在的某种勘探，是我们如前所引的他自己所曾说过的对于人物的某种“解开”，以及这种“解开”的过程中与“我”自身的“纠缠”，以及这种“纠缠”中的彼此对话，“彼此讨伐和安慰”。这样的掘进与超越，无疑是文学史上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们的基本经验，循此进路，虽显“传统”，虽多艰难，但一定会在我们人物塑造已不太受重视、精神重力也难得一见的时显浮泛的文学海洋中，取得真正扎实的成就。在此意义上，在目前的文学海洋中，甫跃辉不仅是一座年轻的岛，还是一座坚定的岛、保有深度与重力的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