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读王蒙的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不禁想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这首歌清新、浪漫，有少年怀春之感，亦融入了西北民歌“花儿”的旋律。这样的旋律想必也响彻在了王蒙曾生活过的新疆一带，他热爱这块土地，持续用写作为这片热土加冕。他曾说，“不能简单地把我去新疆说成是被流放。去新疆是一件好事，是我自愿的，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经验、见闻，以及对中国、对汉民族、对内地和边疆的了解，使我有可能从内地—边疆、城市—农村、汉民族—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较中，学到、悟到一些东西。”显然，这些“学到、悟到”的东西至今还在他的内心熊熊燃烧、焕发能量。

在人生的壮年（二十九岁到四十五岁），一个作家接受了来自命运的“馈赠”；在长达十余年的边疆生活中，王蒙的生命被更新了，他听到了“花儿”，也看到了“猴儿与少年”。诗人里尔克在《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中曾说，“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小说更是对经验的理解、提炼和再造，经验的丰富度和饱和度会直接决定一部小说的质感，没有饱和经验，小说就会流于苍白的虚构。从《青春万岁》开始，王蒙便用诗人般澎湃的情感、滚烫的生命力引吭高歌，但真正成就他的小说写作的，也许正是他那些生活半径远大于常人、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验。政治的机缘、时代的际遇、世相的纷繁、文化的重荷，使得诸多独异的经验在他身上聚合，他之后用自己敏锐、驳杂、多产、广受争议的一系列作品回应了这些经验。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十九岁的青年热情洋溢地抒写青春，与耄耋、鲐背之年的人怀想青春，自然是不同的。《猴儿与少年》开端就用大篇幅的心灵独白式的文字讨论了年龄、时间、记忆和生死这些宏大命题，这种充满雄辩、反诘和哲思的言说，亦可视为王蒙“意识流”写作的赓续。首尾论说式的结构，不独在《猴儿与少年》中出现，这种突破人物与情节限制、让思想和意识独立成篇的叙说方式，正是王蒙小说的美学特色之一，辨识度很强。《猴儿与少年》的故事讲述者、年逾九旬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在他的青春时代（一九五八年）“换一个活法、换一个身躯”，到乡下去。在时代巨变的隙缝中，他与大核桃树峪村的少年侯长友等人相遇，并结下了长达几十年的奇妙缘分。那些劳动岁月里，施炳炎记忆最深的是他身体力行的劳作以及与大核桃树峪村村民的交往：学习背篓子、学习骑马、一顿臭鸡蛋的温暖、可亲的猴儿“三少爷”、同事老杜留下的一把鲜枣、在积肥等劳动中得到的关心和鼓舞……在“奇异与遥远”的回想中，“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历经漫长岁月化成了大核桃树荫底下的点点光斑，迷离、晃眼、似幻亦真，让人百感交集。

《猴儿与少年》在叙事上有一种强烈的“对话性”。“我”——小说家王蒙，是故事忠实的倾听者、转述者。主人公施炳炎、王蒙、侯长友、甚至猴儿“三少爷”，在奇特的命运轨迹中仿佛身影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大核桃树峪村的那个少年到底是谁。这种在人物之间流动的对话性，创造出了岁月参差错落、虚实相间的艺术效果，使得人物命运不再只是个人经验，而成了一种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存在。小说写到戏剧大家、女才子吴素秋的仙逝，中年侯长友闹过不止一次精神病，被送回深山的猴儿“三少爷”不幸夭亡……青年施炳炎曾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得到过教益和安慰，只是最终时光荏苒人各殊途。就这样，借由穿越时空的对话，令人唏嘘的人物命运不再是旁观和听闻“他者”的声音，而是与内在的自我产生了“互文”的回响。

王蒙是难得的对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宽容、体恤之心的作家。他对官员、农民、知识分子、工人等各个阶层的人都报以理解之情，且能发现他们存在的意义。这不仅源于他宽广、深厚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智慧，更源于他内心一直住着那个从未停止“自唱自调”的少年。就像鲐背之年的施炳炎，即使在大核桃树峪村“换了一副身躯”，但他的心灵激情从未被磨灭。那些生命中的不幸、怅惘和痛苦，在“朴素，莫能与之争美”的土地上得到了安慰；那些不解、疑难与期待都接受了来自岁月的和解。“创作是一种燃烧”，至今依然笔耕不辍的王蒙，完全有资格大声说出这样的宣言。

《猴儿与少年》中“王氏风格”的语言仍然醒目。“老爷子有干货，小伙子晒激情。干货十五元一克，激情一块钱一立方”“老鸹落到猪身上，不需要解释毛色和气运喽”……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话、俗语俚语冷不丁从大段议论中冒出来，加上民歌和诗词曲赋穿梭其中，自有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庞杂气象。语言是生活模式的写照，也是心灵空间如何运转的表征，选择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一种思维方式。王蒙小说语言中的幽默、讥诮、调侃，对应着的是他对人生、人性的深沉关切和忧患。正如在《猴儿与少年》中，施炳炎“为自己的人生新旅程剪了彩，鸣枪开赛”，在沉重的人生转折处，“顺与逆、晦气与侥幸、坚忍与豁达”全部山呼海啸、扑面而来，一个人要“立住、站稳”不仅要靠强大的个人意志，更需要举重若轻的智识和自我开解。这就是王蒙选择的道路和语言，漫卷着难以插嘴的幽默和反讽，同时也洋溢着青春期式的热力和挥之不去的亮堂堂的氛围——这种氛围或可称为健康、爽朗的“少年气”。

王蒙曾说，“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这种“如鱼得水”般的“经营”和“挥霍”，让王蒙一直处在一种与时代“同频”“同构”的状态中。在《猴儿与少年》中，他大量使用了现代词汇甚至网络用语，比如“嘉年华狂欢节开幕派对”“过去种种的源代码”“QQ拼音与搜狗五笔”“失群孤单”“他怎么到了伟大的小山沟，是这样666呢？”……这些“新生代”语言的注入，使得整篇小说脱离了“怀旧风”“乡土风”的老派基调，反而有了一种奇异的时髦色彩，让人感慨小说家王蒙宝刀未老，依然是语言和文字的“弄潮儿”“急先锋”。《猴儿与少年》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在当下或未来与它的年轻读者相遇。王蒙娴熟地运用着这些和时代一起冒着腾腾热气的语言，表明他不想故步自封，还在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

他的写作，一直在养护、挥洒着这种“少年气”。小说中王蒙借施炳炎之口讲述青春往事时用了一个词——“津津有味”，意即漫长岁月中无论到何年纪、与何等境遇遭逢、拥有何种心境，皆要活得“津津有味”。我想这也是王蒙小说的意趣所在，无论是早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还是后期的《活动变人形》，到如今的《猴儿与少年》，他要表达的生命情志和心灵归旨就是“津津有味”。所以，命运的跌宕、生死的别离、情爱的聚散，皆是人生的情味，如何咀嚼、如何反刍，怎样能落得“津津有味”，就是人生的修炼了。王蒙依旧在他的文字世界里热火朝天地劳动着，他热爱劳动，念念不忘土地、人事、岁月对于他的滋养。“常胜者常挫，常健者常恙”，这是青春万岁的回声，能拥有这样津津有味的青春岁月和鲐背之年，真是一件让猴儿和少年都羡慕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