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在通常意义上，《鲁迅全集》注释“征求意见本”是指产生于1975—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行排印专供征求意见使用的版本，俗称“红皮本”。实际上，广义的“征求意见本”除“红皮本”之外，还有各注释组自行印制的未定稿注释“白皮本”、辅助《鲁迅全集》注释定稿“油印本”两种。“白皮本”是“红皮本”的前身，“油印本”则可以看作“红皮本”的延续。三种版本在“征求意见”的组织方式、范围、对象、数量及功能方面各不相同。从不同版本的注释“征求意见本”的撰写、校勘、讨论、修改、定稿过程，我们可以窥见《鲁迅全集》注释话语体系的建构历史。围绕“征求意见本”的注释版本，也可洞见编注《鲁迅全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印记与历史轨迹。

“征求意见”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艺术创作与出版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征求意见本”也成为文学作品出版不可或缺的版本。与其他文学作品在征求意见时的反响有所不同，鲁迅著作注释的“征求意见本”是在毛泽东“读点鲁迅”倡议的影响下，“学习鲁迅、宣传鲁迅、研究鲁迅”的产物，群众学习与提供意见的兴趣浓厚、情绪高涨。鲁迅著作注释的“征求意见本”始于1975年，直到1979年才全部完成出版。目前，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编撰相关的“征求意见本”主要有两种版本，分别是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征求意见本”与《鲁迅全集》注释单行本“征求意见本”。前者俗称“红皮本”，其前身“白皮本”与之相似性极高，故不另作分析；后者俗称“油印本”，可以看作“红皮本”的延续，也是辅助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定稿的重要版本之一。二者虽时间相近，但差异较大。追溯不同版本的历史境遇与命运，又可洞见不同历史语境下注释编撰所依据的话语体系与中国当代文学集体性学术活动的组织运行方式。“征求意见本”在《鲁迅全集》编注史上有着怎样的历史轨迹？它是如何辅助完成《鲁迅全集》注释定稿的？通过探究“征求意见本”不同版本的编注方式，本文意在探讨《鲁迅全集》注释编撰与国家意识形态、集体意见与个人编撰经验的关系，把握不同版本编纂背后指导思想的历史沿革。

一、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的源起

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即“红皮本”的编撰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编写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此前，周扬主持文化工作时，冯雪峰等编注的1958年版《鲁迅全集》问题较多，如鲁迅的日记未收入，书信收入仅占当时已搜集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且注释基础薄弱，《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均无注释等，因此不再出版发行。[1]1973年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与24种全集单行本[2]又因为几乎没有注释，成为广大工农兵学习鲁迅的巨大障碍。1975年，周海婴就鲁迅书信、鲁迅著作的注释等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请求帮助，并于三日内得到“立即实行”的批示。由此，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与各高等院校建立联系，计划编撰《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将鲁迅著作注释的工作分配给不同院校，并根据当时流行的“三结合”创作模式，由各个高校联络工农兵理论小组，组建阵容庞大的注释队伍，编纂“红皮本”。实际上，早在1974年3、4月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据当时流行的“三结合”方式，就已经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理论组、北京电子管厂理论小组共同完成《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的单行本注释，并分别于1975年8月、1976年1月出版。作为尝试和探索，仅在内部发行，专供征求意见使用。“红皮本”既是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的雏形，也为《鲁迅全集》注释单行本奠定基础，预计出版26种。

《鲁迅全集》单行本注释“征求意见本”的编写，几乎是与“红皮本”同时进行的。为了编写适应广大工农兵阅读的《鲁迅全集》注释的单行本，并于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完成新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先完成“红皮本”，在此基础上再校对、修订完成《鲁迅全集》注释。为此，1976年4月，“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部队和高等院校等20多个单位的有关人员参会，鲁迅著作注释工作正式启动。这是一次动用全国力量编注《鲁迅全集》的“国家工程”，无论其规模、编辑队伍，还是涉及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可以从参加注释座谈会的人员名单以及执行单位窥见一二。

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即“红皮本”的编撰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编写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此前，周扬主持文化工作时，冯雪峰等编注的1958年版《鲁迅全集》问题较多，如鲁迅的日记未收入，书信收入仅占当时已搜集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且注释基础薄弱，《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均无注释等，因此不再出版发行。[1]1973年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与24种全集单行本[2]又因为几乎没有注释，成为广大工农兵学习鲁迅的巨大障碍。1975年，周海婴就鲁迅书信、鲁迅著作的注释等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请求帮助，并于三日内得到“立即实行”的批示。由此，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与各高等院校建立联系，计划编撰《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将鲁迅著作注释的工作分配给不同院校，并根据当时流行的“三结合”创作模式，由各个高校联络工农兵理论小组，组建阵容庞大的注释队伍，编纂“红皮本”。实际上，早在1974年3、4月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据当时流行的“三结合”方式，就已经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理论组、北京电子管厂理论小组共同完成《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的单行本注释，并分别于1975年8月、1976年1月出版。作为尝试和探索，仅在内部发行，专供征求意见使用。“红皮本”既是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的雏形，也为《鲁迅全集》注释单行本奠定基础，预计出版26种。

《鲁迅全集》单行本注释“征求意见本”的编写，几乎是与“红皮本”同时进行的。为了编写适应广大工农兵阅读的《鲁迅全集》注释的单行本，并于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完成新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先完成“红皮本”，在此基础上再校对、修订完成《鲁迅全集》注释。为此，1976年4月，“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部队和高等院校等20多个单位的有关人员参会，鲁迅著作注释工作正式启动。这是一次动用全国力量编注《鲁迅全集》的“国家工程”，无论其规模、编辑队伍，还是涉及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可以从参加注释座谈会的人员名单以及执行单位窥见一二。

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代表名单[3]

北京

曹子西 北京市委宣传组负责人

王瑶 北京大学教授

董兆初 北京大学学员

郭志刚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郭士杰 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

李纪周 51101部队政治处书记

王长收 51101部队政治处干事

李清 北京电子管厂工人

唐淑环(女) 北京电子管厂工人

鲁荣华 北京汽车制造厂技术员

俞圣祺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上海

陈冀德(女) 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

陈孝全 上海鲁迅传组(石一歌)

刘崇义 上海鲁迅传组(石一歌)

汤逸中 上海师范大学教师

周凤宝(女) 上海师范大学学员

刘达临 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工人

赵景琛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陆树仑 上海复旦大学教师

天津

江海 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小组成员

张学植 南开大学教师

张菊香（女）南开大学教师

姚跃（女） 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总支书记

王锦泉 天津师范学院教师

辽宁

刘德秀 辽宁省委宣传组副组长

蒋秀英 （女）辽宁大学中文系教师、年级教育革命小组副组长

高擎洲 辽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吉林

尹元玄 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长庆 吉林省委宣传部干部

刘中树 吉林大学中文系教研组副主任李凤吾 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师

陈琼芝（女） 延边人民大学教师

章新民 延边人民大学教师

河北

陈茂仪 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主任

黄建国 河北大学中文系教师

袁瑞良 河北大学中文系学员

山东

徐杰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童辛 山东省出版局局长

孙昌熙 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张伯海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师

韩之友 山东师范学院教师

荣太之 山东师范学院教师

江苏

李文 江苏省出版局副局长

周惜晨（女） 江苏省出版局编辑

陈瘦竹 南京大学教授

邹恬 南京大学讲师

吉明学 扬州师范学院教研组长

曾华鹏 扬州师范学院讲师浙江

于冠西 浙江省委宣传部负责人

钱文斌 杭州大学教师

沈绍镛 杭州大学教师福建

王仲莘 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温祖荫 福建师范大学教师

李万军 福建师范大学教师

庄钟庆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海军

何建华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

苏景昭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

广东

陈迅之 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

吴宏聪 中山大学中文系系领导小组副组长

金钦俊 中山大学教师

广西

陈泽然 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

王士菁 广西大学教育革命组副组长

陈大广 广西大学中文系学员

湖北

陈扶生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徐扬杰 湖北省委宣传部写作组负责人

易竹贤 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孙党伯 武汉大学现代教研室副主任

陈安湖 华中师范学院现代教研室副主任

李逸涛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有关单位代表

李何林 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

曹靖华 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室顾问

戈宝权 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鲁迅研究室顾问

林辰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鲁迅研究室顾问

王德厚 鲁迅研究室研究员

徐庄 版本图书馆干部

李泽洪（女） 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

王昭杰 光明日报驻山东记者

由上面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出席会议的代表主要由各个省、市宣传、文化或出版部门的主要党政领导、各高校中文系教师代表以及鲁迅研究专家等组成，工农兵代表相对较少。会议确定了13个省市22个单位参加注释工作，举全国之力编注《鲁迅全集》。与此同时制定的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出版规划表[4]、《鲁迅全集》注释出版规划表[5]，则完整地呈现了“征求意见本”的注释单位、修改、印出、定稿和正式出版时间。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等21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51101部队、扬州钢铁厂工人理论组、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理论组等近30个工农兵理论组，共同参与了“征求意见本”注释编撰工作。其中，工农兵理论队伍尤为壮大，盛况空前，主要负责查找资料、参与注释撰稿讨论等。对于“三结合”形式下的注释编撰盛况，旅大市注释组注释的《集外集拾遗补编（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编写说明中作了相关介绍：“在市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注释办公室，组成中心注释组，并发动全市五十多个县团级的局、县区、厂矿、大专院校及其所属单位，组织了五百六十余个‘三结合’注释小组，有三万余人参加了讨论和注释工作。”[6]当然，并非所有的注释单位都是如此庞大，也有涉及范围较小的注释团队，如山东师院注释组仅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师院的几位教师、济南部队与新华印刷厂的三位成员参加。这样单薄的注释队伍，在以“三结合”为主要形式的“征求意见本”注释编撰工作中相对较少。

二、“征求意见本”的组织方式及其他

作为服务于《鲁迅全集》注释编撰不同阶段的“征求意见本”，因征求意见的对象、方式方法以及排版印刷方式存在差异，其产生的样式也不尽相同，但均印有“征求意见”字样。本文所涉及的《鲁迅全集》“征求意见本”，既有在版本扉页上标注为“征求意见本”的“红皮本”，也包括在封皮上印有“征求意见稿”“注释讨论稿”“供讨论、修改用”，或在内页说明中标注为“供讨论修改”“征求意见”的“油印本”。“红皮本”作为注释“征求意见本”最典型的版本，其组织方式、征求意见的对象与范围、所依据的政治理念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就组织方式而言，各地的注释单位以“三结合”为主要组织形式，高校教师、工人理论组中水平较高的学员是注释撰写的主力军，承担注文执笔工作。工农兵则充当防止注释撰写发生偏误的“安全检查员”，并承担改造知识分子“臭老九”[7]的任务。他们以提意见为主，意见多数被吸收到“注释送审稿”（“白皮本”）中。在“三结合”的编撰方式中，虽然工厂工人、部队士兵人数众多，但最初参加注释工作座谈会的人员实则以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占多数。据现有资料显示，“红皮本”所发放的征求意见对象，多数也是鲁迅研究专家。黄源在其日记中有对收到“红皮本”以及审阅、撰写修改意见的相关记载：1976年7月6日“收到《彷徨》征求意见本二册”[8]；1977年7月19日“收到《花边文学》征求意见本”；7月24日收到“《花边文学》征求意见本，下午六时半阅完”[9]；1979年1月29日“得《小说史略》意见本一册”[10]等。从日记中可见，黄源先后收到“红皮本”共计20余种，而且几乎每本都写有审稿意见。他在致王仰晨、楼适夷、包子衍等人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红皮本”及审稿意见。可以看出，从“白皮本”向“红皮本”转变的过程中，征求意见的对象已悄然发生改变，由工农兵转为专家学者。据王仰晨回忆：“‘征求意见本’的分发范围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有关的学术单位、专家、学者等，开始收回的意见比较多，后来则逐步下降，以至很难收到几份意见了。”[11]

事实上，“征求意见本”最大范围地起到了征求意见的作用。不仅工农兵在撰写初稿、“注释送审稿”中参与讨论，而且先后印出的“红皮本”更是广泛征求了诸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如茅盾、巴金、叶圣陶、艾青、戈宝权、唐弢、楼适夷、孙用、赵家璧、钟敬文、李何林、丁景唐、王瑶、秦牧、王映霞等人的意见。这些老一辈学者通过与王仰晨、“鲁编室”的通信，表露了对“征求意见本”的评价与修改意见。83岁高龄的叶圣陶，“对送给他的本子都认真审读提出意见。……对《野草》的注释（扬州钢铁厂工人理论组、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注释）的内容做了好评”，甚至还为阅读“题解”而累得“眼底出血了”[12]。像叶圣陶这样，认真为“红皮本”提出修改意见的专家、学者较多：“收到的单位和同志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几乎对每本都认真仔细地提了意见。”[13]正因如此，诸多为“红皮本”写过“意见”的学者，后来成为《鲁迅全集》注文执笔的主要人选，如朱正、徐斯年等。但遗憾的是，专家就“红皮本”注释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因编注方针等变化，收回的意见越来越少，且至今仍未见相关资料呈现，有待发掘。

对于征求意见这样一种普遍存在而又极其复杂的文学现象，其功能也不尽相同。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的主要目的在于“普及鲁迅”，为广大工农兵充分学习鲁迅精神扫清障碍。事实上，对主要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鲁迅著作注释来说，向工农兵大规模征求意见的现象仅发生在“红皮本”早期撰稿阶段，工农兵的意见大都被吸收在“注释送审稿”，也就是“白皮本”中。在此基础上，由“鲁编室”派专家或专门编辑人员到各地注释单位参与讨论，完成“红皮本”定稿。此种“征求意见本”，其目的不仅是要防止广大工农兵在学习鲁迅思想、宣传鲁迅精神方面发生偏误，更是为了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希冀通过注释《鲁迅全集》来改造知识分子、鲁迅研究工作者的世界观。时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石西民曾在座谈会上指出，注释鲁迅著作使“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粉碎了‘大老粗搞不了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突破了注释鲁迅著作这个以往工农兵不能涉足的‘禁区’。同时，专业工作者在注释鲁迅著作的工作中进一步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14]。因此，“三结合”方式编撰鲁迅著作注释的现象，不单是为鲁迅文章作注解，更重要的是对鲁迅战斗思想的解读与提炼。确切地说，“红皮本”的注释是将鲁迅的战斗精神凝结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中，为工农兵学习鲁迅而服务。基于此种需求，“红皮本”的征求意见不但体现在注释条目的撰写中，而且凸显于每篇文章主旨和写作背景概述的“题解”。其中，1975年至1977年间的“红皮本”中的“题解”含有大量阶级斗争话语表述，诸如“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根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迫切需要”“总结了革命文学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着重批判了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15]等，此类当时广为流行的话语表述是早期“红皮本”注释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事实上，“题解”所依据的是注释者对文章的理解，不仅主观色彩较浓、撰写难度较大，而且也是征求意见环节最难定稿的部分。王仰晨曾评价：“‘题解’既要力求准确，行文又必须极度凝炼，这是难于写注释稿无数倍的工作，参与注释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不知耗去了多少脑汁。”[16]此外，胡乔木、林默涵等定稿组专家也认为“题解”的主观性太强，有碍于全面理解鲁迅精神，主张删除“题解”，组织“一支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研究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队伍”[17]。在此背景下，《鲁迅全集》注释编撰队伍正式弃用“三结合”的组织方式，由专家组负责定稿，且征求意见的范围也缩小为专家、学者、“鲁编室”编辑及定稿组内部成员。

作为轰动一时的“征求意见本”，“红皮本”及其“题解”是最能体现“三结合”注释组成果的部分。今天再读这些文字，虽然从文学性、专业性上看枯燥乏味，有些内容早已过时，但它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学习鲁迅、研究鲁迅较有代表性的阐述。而“三结合”组织方式也是《鲁迅全集》编注史上前所未有的注释模式。

三、“油印本”：“征求意见”的多重变奏

由于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与《鲁迅全集》注释分头进行，所以最初并未印刷《鲁迅全集》注释单行本，直到1977年1月《鲁迅全集》单行本注释的“征求意见本”才开始印刷，在专家范围内征求意见、讨论、修改所用，被称为“油印本”“讨论稿”或“打印稿”（因“油印本”是其中最为常见、使用广泛且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一种名称，所以本文统一采用此名称）。“油印本”是“手工刻写蜡纸印成的本子”，也有用蜡纸“在打字机上打印成版”的样式，俗称打字油印，是“介乎于机械印刷与人力抄写之间”[18]的版本。与“征求意见本”相似，“油印本”也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油印本”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撰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目前学界对其版本类型及功能方面的研究却鲜有关注。

《鲁迅全集》注释“油印本”是手写刻在蜡纸上或打字油印的版本，纸张单薄，双层或折叠印制的方式较为普遍。因院校不同，“油印本”封面颜色不一，但多数是土黄色、蓝色，字迹较为清晰。不同于“红皮本”“白皮本”以版本封面色彩定义版本名称，“油印本”是以版本的印刷方式来命名的，主要用于注释讨论、修改讨论、修改定稿的版本，仍由原各个注释组负责提供“讨论稿”，且形式不做统一要求。“油印本”种类较多，主要用于小范围或定稿组成员征求意见、讨论与修改，往往在内页“说明”中标注“同志们能及时把意见告诉我们”等字样。与“红皮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统一印刷的方式不同，“油印本”的印刷是由各个注释单位或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完成，鲁迅作品的正文部分被省略，仅存注文内容。此外，“油印本”与“白皮本”“红皮本”最显著的区别在于“题解”，“油印本”几乎将“题解”全部删除，其保留内容也基本上以“注释1”的形式出现。目前笔者所收集的“油印本”种类有《且介亭杂文末编》（征求意见稿）[19] 、《〈鲁迅日记〉（上）（下）注释》（供讨论修正稿）[20]、《鲁迅日记（1927.10—1936.10）》（注释讨论稿）[21] 、《鲁迅书信注释（1934.1—1936.10）》（供讨论、修改用）[22] 、《〈二心集〉注释稿》[23] 、《鲁迅〈古籍译文序跋集〉（注释讨论稿）》上册古籍序跋部分[24] 、《鲁迅书信注释（1904.10—1928.12）》（供讨论、修改用）、《鲁迅书信注释（1929.1—1933.12）》（供讨论、修改用）[25]、《鲁迅书信集（1904年—1936年）》上册[26]《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一九二八—一九三六）》[27]。“油印本”不易保存，因此现存版本并不多见。虽然每册所印数量远不如“红皮本”多，名气也未及“红皮本”大，但其在《鲁迅全集》编注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一，责编负责制。“油印本”主要是针对专家的征求意见而由“鲁编室”组织专门人员编撰而成。事实上，“红皮本”的定稿主要采取“鲁编室”组织专家分别赶赴各个“三结合”注释组处，共同完成定稿事宜。如林辰曾专门奔赴中山大学，开展《而已集》的定稿工作；王仰晨、李文兵则专门赶赴山东师院，负责《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的定稿工作。一方面，通过征求意见，“红皮本”的编注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另一方面，《鲁迅全集》“油印本”也在吸收“红皮本”部分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艰难的讨论、征求意见、修改后由各注释单位组织排版印刷。因鲁迅著作注释仍然存在单行本与《鲁迅全集》本两种，所以进度十分缓慢。而随着出版局新领导的出任以及胡乔木主持《鲁迅全集》出版工作的开始，从注释方针、注释体例到注释队伍、定稿人员都进行了大调整。

王仰晨对此过程有详细阐述：“五月间, 我们决定将二者合而为一, 不作‘两步走’了”，并“明确提出《全集》 的注释工作统一由我们承担, 在定稿讨论时, 将邀请各有关注释单位派主要成员来京参加。”[28]1977年的这项决定，实际上是对“三结合”注释方式的废止。由此开始，“鲁编室”将《鲁迅全集》注释编注权力集中起来，并将原来“三结合”注释队伍中的主要撰写注释人员从全国各地注释组陆续调配至“鲁编室”，担任每本《鲁迅全集》单行本的责编。在“油印本”的基础上，通过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的过程，形成《鲁迅全集》注释最终定稿。“油印本”为《鲁迅全集》注释定稿版本奠定了坚实的注文史料基础。至于那些已经分派给许多学校、工厂注释的单行本，则采取“不动算了”[29]的措施，任其自行处理。

《鲁迅全集》注释本实行责编负责制，也意味着《鲁迅全集》注释正式由“工农兵”注释人员转为专家组审定。林辰、秦牧、周振甫、蒋锡金等鲁迅研究专家，连同“鲁编室”的王仰晨、李文兵、陈早春等共同负责审定注释定稿，而曾经轰动一时的“红皮本”仅以“吸收好的成果”[30]的形式参与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历史，大多数“油印本”则成为定稿环节中内部讨论、修改的重要依据版本，完成了其由外到内的征求意见过程，在《鲁迅全集》编注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

其二，层层审核，双重把关。“油印本”吸收的“红皮本”注释以及不同种类的“油印本”是注释审核的主要部分。负责审核的人员则包括每种注释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各个定稿组的成员、“主心骨”“鲁编室”成员以及林默涵。《鲁迅全集》注释本编注权力收归“鲁编室”后，《鲁迅全集》注释单行本前五卷注释的“油印本”开始陆续发行。因《鲁迅全集》前五卷注释基础较好，所以定稿较快，后直接将《鲁迅全集》单行本出版，封面全部采用绿色，被称为“绿皮本”[31]，共出版16种。随着各地原注释组主要负责人员汇集到“鲁编室”，“鲁编室”定稿组也由一个扩充为四个：“三种《且介亭杂文》及《译文序跋集》为一组，《日记》《书信》为一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为一组，三种《集外集》为一组。”[32]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四个定稿组主要针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基础薄弱或未有注释基础的集子而设的。鉴于《书信》《日记》未出“红皮本”，因此，定稿组在对这些集子的注释进行定稿时，主要依据“油印本”，而《译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则注重吸收“红皮本”的成果，由责任编辑编撰出“油印本”，供定稿讨论专用。对这些注释本的把关相对较为严格，不仅讨论修改是家常便饭，而且难以得到“‘好’字评语”。[33]

“油印本”与“红皮本”的差异较大，除删去“题解”，主要集中在每篇注释条目的删减与注文内容上，尤其是在注文增加新注内容和话语表述方面。鉴于篇幅原因，仅举几例。新增注文如《文坛贰臣传》，“红皮本”标示为“待查”，而“油印本”直接注出：“《文坛贰臣传》 即《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一九三0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转载了此文，原出处待查。文章污蔑鲁迅‘有怯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屈服了在共产党麾下’，‘昔日百炼钢，今为绕指柔’，是文坛上的贰臣。”[34]“红皮本”关于“日俄战争”的注文为：“一九0四至一九0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因为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35]而“油印本”则为：“日俄战争 一九0四至一九0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因为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36]“油印本”将“日本帝国主义”改为“日本”，更符合注文简洁、客观性的要求。从中可见，较“红皮本”注文内容，“油印本”注释不但补充了“待查”条目，而且在语言表述方面也较“红皮本”更为客观准确。这一进步得益于胡乔木、林默涵所要求的注释力求“准确、简明、扼要和通俗易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37]。也就是说，“油印本”的修改除删去大量繁冗的语言简单的注释之外，还要对语言表述和注文内容加以修改。对比两种“征求意见本”诸多变化中的细微处，胡乔木、林默涵所要求的注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正是在这些细枝末节的注文内容修改中实现的，增强了注释语言的客观性、科学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同类型的“油印本”之间差异也很大。以《书信》“油印本”为例，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印出的版本（简称“师院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简称“人文社版”）的注释差别显著，单是1904年10月至1928年12月的注释条目就增加近百条，删减60余条，而改动较大的注释也有30余条。如鲁迅《致蒋抑卮》一信中，“师院版”共有注释31条，“人文社版”则减至28条，分别删除了“尔来”“树人”“余晷”。注文方面，“素民”条目下，“师院版”注释为：“即汪希，字素民，又作叔明。当时《杭州白话报》的创办人。一九0二年十一月到日本留学。”[38]“人文社版”注释为：“即汪希，字素民，又作叔明。浙江杭州人。一九0二年自费留学日本，旋回国。一九0四年秋，又以浙江绅士资格选送日本，学习政法。当时是《杭州白话报》创办人。”[39]二者在内容呈现的先后顺序上有较大调整，“人文社版”增加了人物籍贯、学习经历等信息，已初具1981年版《鲁迅全集》“素民”注释定稿模版样式。可见，越接近《鲁迅全集》出版时间的“油印本”，其注释内容的条理性越强，信息越丰富，这也是专家、定稿组等对“油印本”层层把关的结果。

其三，注释修改是国家、集体与个人合力作用下，集体性讨论研究的产物。《鲁迅全集》注释“征求意见本”，从一开始“红皮本”遵循的“三结合”组织方式到后来“油印本”采取的专家组定稿，注释撰写所依据的理念也由“阶级斗争”转为尊重历史事实与科学，而这一历史性转折促使注文在征求意见环节更加趋向于构建科学严谨的注释话语体系。诸如“左联”“创造社”“鲁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革命文学’论争”等问题，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后，注文内容既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又说明了问题的基本事实，最终形成相对可靠的解释。事实上，早在1976年济南座谈会时就已经开始讨论，并专门印制了“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中一些问题的不同提法”[40] 的参考资料，提供参会人员讨论。而各种“红皮本”因“三结合”注释编写组不同，相关注释亦是五花八门，大有“百花齐放”之势，如单是“左联”注释便不下9种。1977年，“鲁编室”曾印出一本专供“内部使用”的资料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资料组：《鲁迅著作注释有关资料丛编》（内部使用），1977年。，专门讨论“‘革命文学’论争”“左联”等问题。类似这些注释，被定稿组称为“拦路虎”[41]，一直未能完成定稿。注释理念转变后，在广泛征求定稿组专家、责编主要成员意见基础上，林默涵、王仰晨、李文兵等定稿核心成员开会讨论、修改，由李文兵综合吸收意见及各类注释材料，拟出注释初稿，最后上报胡乔木而修订完成。[42]对于注释的“把关”问题，有学者指出：“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导有其开明的一面，而知识分子也更具主动性。”[43]徐斯年曾概括《鲁迅全集》注释编撰的工作程序分四步走：一是“征求意见本”定稿、加工；二是责编负责制的专家范围或内部征求意见、讨论、修改；三是将注释讨论稿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审阅；四是责编根据批示意见再作修订，由王仰晨对最终校样再作印前审读。[44]

就上述注释编撰程序来说，如果从出版第一本《且介亭杂文末编》“红皮本”开始算起，到最后一批“红皮本”出版，历时四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围绕“征求意见本”的征求意见与“讨论稿”的讨论修改成果而开展的工作更是程序繁琐，耗时耗力。征求意见的过程伴随着注文成稿、定稿的过程，而胡乔木、林默涵、鲁编室相关人员在定稿过程中的政治把关、专业把关，将国家意识形态、集体意见与个人编撰经验有机融合在一起。而“油印本”的注释拟定完全是由责任编辑负责，从“油印本”注释到最后定稿本注释，期间修改也需要三到四次，定稿组集体讨论之下，注文的修改仍由责任编辑完成。这种注释编撰方式也是促成2005年版《鲁迅全集》个人负责制修订注释的重要因素之一。借助鲁迅书信注释[45]主要包括：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编撰的《鲁迅书信注释（1904.10—1928.12）》（供讨论、修改用）标注日期为197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鲁迅书信集（1904年—1936年）》（上），标注日期为1979年4月10日；《鲁迅日记（上）注释》（供讨论、修正稿）上，北京鲁迅研究室《鲁迅日记》注释组、吉林师范大学《鲁迅日记》注释组。两种“油印本”以及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遣词造句、选用与弃用等细节对比，我们可以窥见《鲁迅全集》注释编撰的不同理念，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脉络。

四、“征求意见本”的外在表征与内在张力

“征求意见本”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编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征求意见”的成果不仅繁杂，而且需层层审核，多次讨论，反复推敲。但历经千锤百炼后，“红皮本”却黯然退场，仅以被“注意吸收”的方式参与建构《鲁迅全集》注释编撰的历史。而同样作为征求意见使用的“油印本”却是《鲁迅全集》注释编撰史上辅助定稿的重要版本之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三结合”组织方式编撰的“征求意见本”到每本《鲁迅全集》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加工形成的“油印本”，再到正式出版的《鲁迅全集》单行本，从外在表征上看，这一过程仅是注释体例、格式的变化，实则凸显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处于转折时期的鲁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下文以《集外集拾遗补编》为例[46]，结合“红皮本”“油印本”两种“征求意见本”完整的编撰过程，探查注释编写进程中被凸显或遮蔽的真实，借以探究《鲁迅全集》编写的史学意识。

具体来看，“征求意见本”的编撰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四处寻访，积累注释资料。“三结合”注释组为搜集资料往往要多方查询、发信函或借助公安局、派出所查找，在具体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文化局、宣传部、出版社、中小学、各地报社、甚至诸多的劳改农场等，都留下了注释组的足迹。有学者列出了注释组搜集注释材料过程中部分人物求证的往来信函，而这些外调材料仅是全集注释调查研究中“四处采访、八方去函，为求注释条目的尽量准确而奔波”[47]现象的冰山一角，可谓“踏破铁鞋”[48]。第二阶段，撰写注释。从各地征求意见所得的书面资料庞杂且各说不一，不仅需要甄别真伪，核对每一条注文所依据的刊发时的原始资料，而且需要对注文进行取舍，完成“注释送审稿”。“注释送审稿”是由各个“三结合”注释组在广泛讨论基础上自行印刷而成，大小不一，多数是32开纸张大小，铅字印刷，书稿正文部分无鲁迅文章内容，仅有“题解”与注释。《集外集拾遗补编（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的“注释送审稿”分别完成于1977年3月、7月。第三阶段，“红皮本”定稿，向与鲁迅同时期的专家、鲁迅研究者等广泛征求意见。参加注释工作的曾华鹏回忆：“八十三岁高龄的叶圣陶同志，用了四天的时间审阅我们注释的征求意见稿，并写来一封几张纸的长信，对注释稿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甚至连注文的语法、标点都认真加以推敲。孙用同志向我们展示他历年用心搜集、珍藏的《野草》的各种版本。杨晦同志当时正患眼疾，也热情地抱病接待我们的访问，并向我们介绍了关于沉钟社的珍贵史实。任继愈同志亲自审阅并修改《野草》集中有关佛学方面的注文。此外，还有许多前辈专家都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十分具体的意见。这一切，都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并且留下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49]从专家们的参与、意见回执，足以看出征求意见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第四阶段，“油印本”讨论。虽然相关文件及主持注释编撰工作的领导都明确了基本弃用“红皮本”的观点，但实际上，“鲁编室”组织的定稿人员中，从“三结合”注释队伍挑选的注释撰写者不在少数，如陈琼芝、汤逸中、庄钟庆、曾华鹏、韩之友、温祖荫等，因此“油印本”的注文内容难免留有“红皮本”的印迹。除《书信》《日记》与三种《且介亭杂文》定稿组外，其他组均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红皮本”的注文内容编印出“油印本”。第五阶段，将“油印本”修改定稿报送林默涵，若遇到争议较大的注释，则上报胡乔木审定。

不同“征求意见本”的编注、修改与定稿几乎完整地呈现了《鲁迅全集》注释编撰的过程与细节，而透过《鲁迅全集》注释的编撰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历史现象，从其外部表征到内在张力，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鲁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脉络。

其一，与时代共振，构建以史实为基础、科学严谨的学术话语体系。“征求意见本”的出现、组织方式等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三结合”组织方式下，注释鲁迅著作必然受工农兵的文化水平、知识能力以及思想认识高度的局限，而无法构建科学严谨的话语体系。正如李文兵所说：“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而掺入水分的注释几乎都是短命的。”[50]胡乔木主持注释编纂工作后，大刀阔斧地对注释话语进行改革，明确对注释工作提出要求：“力求准确、简明，避免繁琐，并努力做到通俗易懂! 主要提供有关历史背景、人物、社团、事件等等的资料，不发议论!”[51]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定稿组成员充分吸收“红皮本”“油印本”等“征求意见本”的成果，历经无数次讨论、修改，构建简洁、科学严谨的注释话语体系，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权威性奠定基础。历经淘洗的“油印本”在兼顾主流意识形态、集体智慧与个人经验的原则上，努力为其注释构建基于史实的文学表述的独立话语系统，并最终成为《鲁迅全集》编注史上的佳话。因此，建构符合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是文学或文艺作品能够影响深远的必然要求。就注释而言，从“三结合”组织形式到依靠专家定稿的过程却在有意或无意间将冯雪峰那一辈人致力于鲁迅研究事业的初衷承续下来，实现了“此种全集本主要的是为了保存和供给研究者之用，印数不要多，只够全国图书馆、大学和高等学校及个人研究者之具备就是了，但装帧和校对都必须讲究，以便保存长久并能作为查考之根据”[52]

事实上，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化过程，都无法避免时代因素对其作用与影响，这与坚持学术话语的独立性并不冲突。同样是“征求意见本”，对照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从使用价值、利用率等方面来看，“油印本”相较“红皮本”更为实用。究其原因，在其条件与标准一致的前提下，话语体系的表述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其二，称赞与诟病同行，典范与局限同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因其多于1958年版3倍的注释量使其在编注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因注释中仍然存有意识形态话语而备受质疑与诟病，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通常意义上，注释被视为文艺作品的“副文本”或“辅文本”[53]而依附于文本存在。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全集》注释“征求意见本”的关注较少，相关研究也并不多见，在仅有的只言片语中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54]林默涵曾对“红皮本”的归属有所指示：“要把各省市注释的征求意见本中好的成果，包括新增的条目和新写的注文，都吸收过来。他们的努力不是白费，而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能以这些本子为基础，因为这些本子质量参差不齐，体例也很不一致，它们只能作为重要的参考本，而不能作为基础。这丝毫没有轻视这些本子的意思。总之，注释工作是一种科学工作，在科学工作上不应有偏见，凡是真理，凡是正确的、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因此，各省市、各地方凡是没有完成的单行本注释，都请他们继续完成，特别是过去未注释过的，如《小说史略》、‘书信’、‘佚文’、‘序、跋’等等。各地分工担任的全集本的注释，已经完成的，可作我们的参考，已开始做的，希望他们做完，还没有做的，可以停止。对这件工作的善后问题，拟另外提出一个方案来讨论解决。”[55]林默涵客观公正、详细全面地评价了“红皮本”在《鲁迅全集》编注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但曲终人散，“方案”终究抵不住不可预知的现实的力量，最终未能合理“善后”，使“红皮本”留下遗憾。

无论是“红皮本”“白皮本”，还是“油印本”“绿皮本”，这些版本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在《鲁迅全集》编注史上发挥着不同功能。实际上，注释本身也是时代的“发声”。工农兵理论队伍注释的“红皮本”中大量的生僻字词、句意、“题解”等都达到了“普及鲁迅”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实践了毛泽东“读点鲁迅”的号召。“红皮本”之后，再无如此通俗易懂、全面详细的注释版本。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是难得的版本。各种供定稿组讨论、征求意见、修改、定稿的“油印本”则见证了编撰《鲁迅全集》权威性版本的历史过程，而不同版本中所留下的修改意见，也实属难得。就影响注释编撰的因素看，如果将鲁迅（作品)研究视为外力，时代因素、国家意志、集体意见与编撰者个人知识素养等均是促成注释由繁到简、由粗到细、由主观到客观的内在动力，从而完成注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转型。由此来看，与其说注释转型是时代因素的推动，不如说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白皮本”“红皮本”与“油印本”是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过程中因注释出现的不同版本，见证了历史转折时期注释鲁迅其人其文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鲁迅”的作用。“征求意见本”的编撰，始于“普及鲁迅”的初衷，却实现了供个人研究之用的目标。通过征求意见的形式，为注释编撰积累素材，为定稿提供讨论、修改意见，促使注释撰写日渐趋向简洁、严谨与科学，在构建了相对简洁科学的注释话语体系的同时，也引导着鲁迅研究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不同注释版本的修改、讨论、定稿过程，折射出国家意识、集体意见与个人编撰经验的融合统一，而老一辈学者不惧繁琐、不为名利、不辞辛苦的学术态度与学术精神堪称典范。当下，林辰等老一辈学者所期许的编纂一套稳定的“照耀百世”[56]的《鲁迅全集》愿景仍未实现，因而1981年版《鲁迅全集》定稿流程中产生的各种注释版本仍可为今后《鲁迅全集》的编纂提供不可或缺的史鉴。

注释：

[1] 夏杏珍：《关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背景资料》，《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4期。

[2] 24种全集单行本分别是：《坟》《热风》《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两地书》。此版也被称为“白皮本”，但无注释。

[3] 该注释名单文件为未刊文稿，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韩之友教授珍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黄海飞老师分享给笔者；本文所使用的“红皮本”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蒋心焕教授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4] 《附表（一）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出版规划表》1976年4月15日。

[5] 《附表（二）〈鲁迅全集〉注释出版规划表》1976年4月15日。

[6] 旅大市《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办公室：《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七年）》（注释送审稿），1977年。

[7] 荣太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鲁迅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8]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黄源文集》（第8卷 日记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9]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黄源文集》（第8卷 日记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03页。

[10]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黄源文集》（第8卷 日记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70页。

[11] 王仰晨：《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

[12] 方厚枢：《为文学书籍编辑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王仰晨》，《出版工作七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2页。

[13] 方厚枢：《默默奉献的编辑人生——怀念远去的师友王仰晨》，《中国出版史话新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1页。

[14] 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4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第315页。

[15] 鲁迅：《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65、69、110页。

[16] 丁锡根等：《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17] 程中原：《胡乔木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纵横》2004年第6期。

[18] 薛冰：《版本杂谈》，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19] 北京市仪表工业局、中央民族学院汉语文系注释组：《且介亭杂文末编》（征求意见稿），油印本，1977年。

[20] 北京鲁迅研究室《鲁迅日记》注释组、吉林师范大学《鲁迅日记》注释组：《〈鲁迅日记〉（上）（下）注释》（供讨论修正稿），油印本，1979年。

[21] 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鲁迅日记（1927.10—1936.10）》（注释讨论稿），油印本，1978年。

[22]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鲁迅书信注释（1934.1—1936.10）》（供讨论、修改用），油印本，1978年。

[23] （全集本）吉林省哲里木盟鲁迅二心集注释组：《〈二心集〉注释稿》（全集本），油印本，1977年，第37页。

[24]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福建省三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鲁迅〈古籍译文序跋集〉（注释讨论稿）》（上册古籍序跋部分），油印本，1977年。

[25]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鲁迅书信注释（1904.10—1928.12）》（供讨论、修改用）、《鲁迅书信注释（1929.1—1933.12）》（供讨论、修改用），油印本，1978年4月。

[26] 鲁迅书信（1904年—1936年）》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油印本，1979年。

[27] 山东新华印刷厂、山东师范学院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组：《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一九二八—一九三六）》，油印本，1977年。

[28] 王仰晨：《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

[29] 林辰：《林辰文集》（第4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

[30] 林默涵：《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280页。

[31] 16种“绿皮本”单行本分别是：《呐喊》《彷徨》《野草》《坟》《热风》《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华盖集》《三闲集》《准风月谈》《二心集》《花边文学》《伪自由书》《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南腔北调集》。

[32] 徐斯年：《我在鲁编室》，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33] 徐斯年：《我在鲁编室》，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34] 吉林省哲里木盟鲁迅二心集注释组：《〈二心集〉注释稿》（全集本），油印本，1977年，第4页。

[35] 鲁迅：《二心集》（征求意见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83页。

[36] 吉林省哲里木盟鲁迅二心集注释组：《〈二心集〉注释稿》（全集本），油印本，1977年，第37页。

[37] 林默涵：《关于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人民日报》1981年9月23日。

[38]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鲁迅书信注释（1904.10—1928.12）》（供讨论、修改用），油印本，1978年，第2页。

[39] 《鲁迅书信注释（1904.1—1936.10）》（供讨论修改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页。

[40]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中一些问题的不同提法〉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76年。

[41] 王仰晨：《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鲁迅研究月刊》1999 年第 11 期。

[42] 关于“左联”注释的定稿，可参见程中原：《胡乔木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纵横》2004年第6期。

[43] 黄海飞：《如何把关？——林默涵批校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六卷清样初探》，《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

[44] 徐斯年：《我在鲁编室》，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45] 《书信》《日记》部分因注释体例庞大，所以并未出版“红皮本”，笔者所得“油印本”共6种。

[46] 选《集外集拾遗补编》为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补编》为笔者收集相对最全的版本，包括“白皮本”“送审稿”“红皮本”及其资料汇编“紫皮本”等；二是笔者所在的山东师范大学正是自1976年开始参加注释编注工作的山东师院，《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注释编撰的主要参加者韩之友先生，完整地参与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整个注释过程，为笔者提供了大量原始的注释资料，尤其是“油印本”的相关信息。遗憾的是，因年代久远，韩之友编注的《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的“油印本”并未全部搜集到，而相关网站也未能检索到。

[47] 李辉：《〈鲁迅全集〉背后的寻找》，《书城》2009年第12期。

[48] 徐斯年：《我在鲁编室》，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49] 丁锡根等：《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50] 丁锡根等：《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51] 程中原：《胡乔木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纵横》2004年第6期。

[52] 冯雪峰：《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9期。的愿景。

[53]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54] 相关论述见李何林：《李何林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林辰：《林辰文集》（第4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荣太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及其他》，《鲁迅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朱正：《朱正书话》（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等。

[55] 林默涵：《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280页。

[56] 林辰：《写在新编〈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人民日报》198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