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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书法、手稿与艺术——序跋四则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陈平原  2021年08月09日09:46

《学书小集——陈平原书与文》封面

《学书小集》自序

儿时的兴趣之一,是趴在书桌边看父亲写字。有一次被父亲用毛笔在脸上画了好几个圈,吓得大哭,可事后还是乐此不疲。上学后,在父亲的督促下,也曾专心练习毛笔字,但绝无前辈学者扎实的童子功。山村插队,当了好几年民办教师,照理说是有读书写字的机会的,因无人指导,乱写一通而已。上大学乃至工作后,住房逼仄,书桌限制,只能抽空写点小字。比如,友朋通信时,我改用八行笺。

二十年前,撰文使用电脑;十年前,手机取代了书信。很快地,原先记忆中稳健且优美的汉字,面目变得日渐模糊。阅读没有问题,可拿起笔来,竟然会缺胳膊少腿的。正是有感于此,读书间隙,我又捡起了搁置已久的笔墨纸砚。

八年前,一时兴起,我选择三种明刊戏曲——明崇祯年间刊本《秘本西厢》(陈洪绶绘图、项南洲镌刻)、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金陵书肆继志斋陈氏刊本《红拂记》、明万历戊午年(1618)吴郡书业堂刊本《还魂记》——的四幅插图,配上自书的原作词句,烧制成笔筒,赠送友朋。笔筒效果不错,字也颇获好评,这让我信心大增。

五年前,我开始为自己编著的书籍题写书名(此前只写过一种),且越写越顺,如“阅读晚清”“大学新语”“论文衡史”等,便都说得过去。

去年因身体不好,加上朋友送来宣纸,写字的兴致及时间大为增加。因专业的缘故,决意择古今诗文随意书写,既温书,也养神。为此,还吟了一首打油诗:“少时练字重摹临,老大钞书无古今。唐宋遗风常顶礼,自家面目亦可亲。”

陈平原书法(选自《学书小集——陈平原书与文》)

仰山楼主人见过我那些不成体统、但颇有个性的“钞书”,居然大为赞叹,积极张罗起书展来。与之配合,还要印制一册精美的小书。朋友盛情难却,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此乃读书人的“书迹”,而非书法家的“墨宝”,只是证明我在日常使用电脑之余,没有完全忘本,还在坚持写字。

读书人的字,也有工拙美丑之分。这方面,我没有充分的自信。开列自家著作目录,并提供两则相关随笔,说好听是显示我的工作范围与趣味,以便读者知人论字;说不好听呢,那就叫“戏不够,曲来凑”。

书名“学书”,意思是兼及读书与练字。前者如《史记》说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后者则有曾巩《墨池记》谈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以打油诗《钞书》开篇,带出二十则我喜欢的古人言辞及文章片段,再加五付自撰的联语,希望读者鉴赏珠玉时,稍微忽略木匣的粗糙——比起我的书迹来,那些文辞无疑更值得仔细咀嚼。

2018年5月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学书小集——陈平原书与文》,自刊本,2018年)

《大字书》小引

还是前年深圳书展前言的那句话:“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写作’与‘书法’,三者不该完全分离。”

当下中国,几乎所有书法展,观赏者都只是望气与品墨,极少关注人家到底写的是什么。因为,都是文钞公,要不唐诗宋词,要不格言警句,大家烂熟于心,于是只谈技巧,不辨东西,极少有认真阅读乃至品鉴书写内容的。

既然都是钞书,钞诗词不如钞文章,钞古人不如钞自己,后者起码具陌生感,有棱有角,不滑不腻,迫使你进场后须稍为走心。

《大字书——陈平原书法与文章》封面

去年出版新旧着作五种,应三联中读的邀请,将其中的《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制作成音频节目,传播效果甚好。这回则是将《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三文,转化成特立独行的“大字书”。

以下四十则短语,分别出自《学者的人间情怀》(1991)、《世纪末的思考》(1996年)、《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0年)。尤其是第一篇,初刊《读书》杂志时引起很大争议,日后世风流转,又变得广受好评,收入各种选集,且成为我学术随笔的书名。

二、三十年前的文章了,说好说坏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借助此三文,得以辨认我辈学人曾经走过的坎坷道路:“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变迁。”

2021年6月2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大字书——陈平原书法与文章》,自刊本,2021年)

《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后记

对我来说,1991年是个十分关键的年份。元旦那天,写下《<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记》,为完成一部突发奇想的小书而洋洋得意;半年后撰写“校毕补记”,则感叹喜爱剑侠的父亲去世,“再度灯下涂鸦,不禁悲从中来”。将近三十年后,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撰写自序:“父亲的英年早逝,对我是个巨大打击,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也最牵挂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

去年夏天回潮州,母亲交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泪如雨下。那是我出外念书期间寄回来的家书,父亲装订成册,上面还有不少圈点。最早一封写于1978年3月11日,那是我进中山大学校园的第二天,主要内容是报平安。最晚一封则是1989年10月30日,信中提及刚写完一篇谈武侠小说的文章,准备某杂志明年第一期用。经查,那是我第一篇讨论武侠小说的文章,题为《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刊《文史知识》1990年第1期。若将此信收入手稿集,跟《我与武侠小说》相呼应,那再好不过了。可惜这封家书目前不宜发表,于是退而求其次,选了一则略有趣味且无伤大雅的,那就是1988年6月15的家信,附录在此。

家父陈北(1925—1991)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对于自己因参加革命而中断学业,晚年多表悔恨。我能上大学且略有所成,父亲很引以为傲。生病无法下楼,翻阅儿子著作及家书,便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娱乐。也正因此,我的家书毫无文采,也不太涉及家国大事,除常见的报喜不报忧外,更多的是汇报自己及妻子的学术成绩。当时的我,以为好好读书,就是在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直到父亲遽然去世,我才恍然悔悟:“学海无涯,个人的成就无论如何是渺小的;而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却是如此铭心刻骨。”(《子欲养而亲不待》,见《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责有增无减。

《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书稿集》封面

去年十月,我在深圳举办《说文·写字——陈平原书展》,除了书法作品及相关著作外,还陈列了《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未知死,焉知生》两份手稿,以及两则家书(1985年12月3日、1988年6月15日)。观众对手稿没什么感觉,对家书则兴趣盎然,纷纷趴在展柜前仔细辨认,且啧啧称奇。父亲保存了我上百封家书,用毛笔写在八行笺上的,约占三分之一。那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看父亲写字,也跟着信手涂鸦,可惜因文革及下乡,没能坚持下来。上大学后,学生宿舍空间狭小,放不下笔墨纸砚。父亲于是提醒,不妨借家书保留一点写毛笔字的习惯。

这回印制手稿集,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收一则家书,借以纪念虽早已去世、但仍在督促我蹒跚前行的父亲。

2020年3月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书稿集》,自刊本,2020年)

《大圣遗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阅读的乐趣》小引

此书缘于我十五年前的一次冒险,至今想来,仍觉不可思议。

包括阅读、酝酿、写作与修订,三个月交出三万多字,听起来好像不太难。可实际上,这是一本大书的导论,需概述五千年的中国艺术。如此大题小做,与我平日风格迥异,属于命题作文。此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书稿,由文物出版社具体负责,以中、英文形式对外发行,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高中二年级学生或非专业读者。

该大书最初题为《中国瑰宝》,要我写的是导论《中国艺术五千年》,具体作品赏析由郑岩、孟晖、扬之水等负责,工作同时展开。谈“中国艺术”,他们三位哪个都比我内行,让我打头阵,自然战战兢兢。明知艺术史不是我的专攻,为何非要赶鸭子上架?当初一听我就说不对,转而推荐了好几位优秀的学者及作家,可都被国新办及文物社否定了。理由是,专家容易把事情说得太复杂,很难吸引国外热爱中国艺术的青少年;作家文笔优美,但专业性不够,又怕出纰缪。选择我的原因是:半懂不懂,略知一二,文笔清通,句子不太绕,译成外文刚好。反正说来说去就一句话:非你不可。

我并不轻视通俗读物,而且承认外宣工作很重要,但我最多只是个喜欢逛博物馆/美术馆的读书人,怎么会天上掉馅饼呢?开始以为是责编张小舟的主意,她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好朋友;后来知道非也,是因为我此前在《文物天地》上的连载,被文物社同人盯上了。《大英博物馆日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台北:二鱼文化出版公司,2004;【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是我业余撰写的一册小书,部分章节连载于《文物天地》2001年第6至11期;书出版后大获好评,央视读书节目还专门制作了五十分钟的专题片。约略与此同时,首都博物馆举办大英博物馆专题展,三个讲座中,据说我的最受欢迎——因为最接地气,说白了,就是最不专业。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博物馆事业的推进,以及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年轻一辈欣赏艺术的能力,以及对中外艺术史的了解,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既然已水涨船高,我的小书还值得出版吗?

毫无疑问,这是普及读物,学术上乏善可陈。文章是我写的,但思路及学识应归功于我参考的诸多书籍。除注明出处的,还有好些属于学界共识,我只是阅读、消化、吸收、编写,说好听点,就是“提要钩玄”。学术上没有任何贡献,只是表达上颇为可取。能把复杂深邃的东西讲得简单、浅俗、有趣,而且不太走样,这当然也是一种本事。

当初这三万多字的长篇导言《大圣遗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阅读的乐趣》交到文物出版社,据说是一片叫好声。只校正了个别细节,马上进入翻译与排版。而且,受我文章的启发,书名干脆改为《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2006年3月刊行中文版及英文版;2009年7月第二次印刷。书做得很讲究,字体小,烫金,有美感,但不太好阅读。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但据说作为外交礼品赠送,很受欢迎。

《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图片来自网络)

国新办及文物社对此书非常满意,并因此误认为我能写这类雅俗共赏、中外通吃的文章(书籍)。接下来的委以重任,实在让我手足无措。

原本就熟悉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俞晓群,转任国家外文局旗下的海豚出版社社长,很想有所作为,从国新办那边了解到我的“业绩”,于是让沈昌文先生出面,请我们夫妇吃了好几次饭。最后“图穷匕首见”,说是要签合同,让我写一本《中国人》,以多种外文刊行,挑战林语堂的英文畅销书《吾国吾民》。我酒量本就很差,加上沈先生插科打诨,一不小心就答应了。俞兄马上送来出版合约及一大摞参考书,不久又介绍好几位翻译家见面,弄得我非常紧张。先是思路有分歧,我对从三皇五帝说起不感兴趣,希望集中讲述晚清以降这一百多年中国人走过来的道路。那种触底反弹、悲欣交集,其实更励志,也更有可读性。人家斟酌了一阵子,同意我这别具一格的“外宣”。后来,我又嫌历史叙述太沉重,想做成类似《大圣遗音》的图文书,比如叫《刻在脸上的历史——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或《中国人的面孔——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人家觉得这主意也不错。再后来,我终于举手投降了,因为重读中英文本《吾国吾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林语堂的长处在双语写作,像我们这么操作,无论如何努力,也出不来那种浑然天成的效果。

五年前,一带一路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国新办又要文物出版社推出相关图书,初步定名为《一带一路沿线文物及艺术》。我记得很清楚,2015年5月22日文物出版社会议上,领导把此书的意义吹上了天,专家们也纷纷出谋划策,他们竟然一致认定我会接手,没想到我一口回绝了。不是不愿意,而是没能力。如此出格且冒险的事,一回就够了。后来听说,此事不了了之,因这确实不是好干的活儿。

十五年过去了,承蒙三联书店慧眼,愿意将那篇长文做成一册小书,呈现给非专业的读者。如此粗枝大叶的叙述,不可能入方家眼;但若大致不差,且有若干闪光的点,那就谢天谢地了。我以前写过一则随笔,题为《怀念小书》,感叹的正是专业化大潮汹涌,难得再见亲民、温情且有趣的小书。那是一种写作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20年12月28日于海南陵水客舍

(《大圣遗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阅读的乐趣》,北京:三联书店,即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图片除注明出处外,均为作者提供)

(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