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四次文学运动、思潮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随着网络文学朝着主流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其在文化思想和文化实践两个维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网络文学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网络类型小说具有坚实的文化内核；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具有自我革新、包容开放的创新精神，推动社会的文化进步。凭借着文化的守正创新，网络文学呈现了一种昂扬勃发、乐观主义的盛世气象。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实践活动同样高歌猛进，通过网络文化产业和“网文出海”，发挥“长尾效应”，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网络文学；文化价值；守正创新；盛世气象；文化实践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保留、表现和发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精粹，还能加快社会发展进程，甚至改变历史运动轨迹。所以，曹丕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13；南朝刘勰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404；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53-54；鲁迅提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4］221。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的文化思潮的涌动、新的文艺运动的开展，往往是社会大变局的先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打破了宗教施加给民众的精神枷锁，开启了西方追求自由、人道的大门；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将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今日之国家强盛、民族富强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兴起，在20世纪末兴起的互联网媒介推动下，以类型化小说为中心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兴起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中国网络文学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广泛吸收中外文学与文化资源，展现了我国当代社会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风貌。与以文学期刊为主要载体的纯文学相比，中国网络文学以其兼收并蓄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呈现了昂扬勃发、乐观主义的盛世气象，彰显了其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价值。

一、贡献：新文学的社会推动力

一般来说，政治对文学的作用力是直接的，一项国家文化政策往往能改变文学的创作走向，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对于政治、社会变革的反作用力量。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时间上高度关联。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发展史中，至少有4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运动和事件产生过巨大的社会推动力，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改革的发展进程。

第一次文学的社会推动力是“左翼作家联盟”（下称“左联”）的成立。“左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其核心是通过文学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文学是手段，革命斗争是目的，“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5］239，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战线，培养更多的“文学战士”。在文学外部，1930年至1935年不到6年的时间里，“左联”通过多次文学论争，向国民党的文化统治、自由主义的文学主张发起进攻，五四文学革命揭露社会现实问题——“为现实”、“为人生”的启蒙主题渐渐被革命文学的“革命斗争”、“救亡”主题所代替。在文学内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过鲁迅、瞿秋白等人的翻译，迅速成为指导文学创作的思想武器；革命刊物、出版社大量涌现，为《蚀》、《子夜》、《丰收》、《多收了三五斗》、《八月的乡村》等作品的发表提供了文学的根据地，蒋光慈、茅盾、丁玲、萧军等作家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左翼文学将文化界的革命力量凝聚到一起，发出坚定而明确的声音，持续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促使文化统一战线逐步形成。

第二次文学的推动力量以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为标志。如果说“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斗争的起步，那么《讲话》作为最高文艺工作方针则是中国革命文艺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果实。毛泽东系统回答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这一根本性问题。《讲话》之后，小说《小二黑结婚》、歌剧《白毛女》、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先后发表、上演，极大推动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文艺思想路线继承了《讲话》精神，“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革命文学经典与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讲话》的贡献不言而喻，文学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深入结合，不识字、没文化的底层劳动者通过文化普及得以精神提升，间接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第三次文学的社会推动力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多元化文学思潮”，其以“文革”结束、“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是改革开放的文化产物。此次文学变革是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松开了戴在人们头顶的紧箍咒，文学自由取代了文学专制。无论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都有了生存土壤，实现了文学与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首先，它实现了文学中人性、人道、审美与文化的回归，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后，受拉美文学启发的寻根文学刮起了一场“文化热”风暴。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阿城的《棋王》，到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及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地域风俗文化、传统儒道文化等粉墨登场，合力上演了一场文化盛宴。其次，20世纪80年代多元文学思潮不仅有自身文化的反思与开掘，还极具探索精神和整合能力，王蒙、刘索拉等人模仿西方现代派创作，发展成本土化的“先锋派”。此外，除了对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新的文学思潮影响力还扩大到政治、经济领域，例如，《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陈奂生上城》等改革文学不仅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还把工业改革、农村发展中的各项问题暴露在读者面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重要的是，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丰赡的文学厚度和开放的世界胸襟，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成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莫言、王蒙、贾平凹、张炜、陈忠实、王安忆、阿来、韩少功、阎连科、李佩甫、苏童、毕飞宇、麦家等作家成就卓著，创作了大量具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莫言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开拓新的文学世界方面全面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6］。

第四次文学的社会推动力来自21世纪以来国家对文学艺术的引导，以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此次讲话是在新形势下国家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新的要求，“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7］。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文学艺术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商业模式的构建以及庞大网文主体的参与，自20世纪末崛起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实现了通俗文学“补课式”增长，还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文化奇观。在传统纯文学受众越来越少、影响力式微的背景下，网络文学突破抽象的表意所指，回归故事本身，网络文学的大众性、人民性使其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学”。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4.6亿，较2020年3月增长475万，占网民整体的46.5%［8］。我国500余家大小网站聚集了超千万网络文学作者，其中签约作者约70万人，各类网站平台储藏的原创作品达2590余万部［9］。网络文学这一庞然大物的构成主体是网络小说，生来就带有“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基因，其社会推动力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具体来说，网络文学的文化价值表现在文化思想和文化实践两个维度：在内部，网络文学通过文化的“守正创新”，即汲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创新发展时代文化，传递“正能量”，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的滋养下呈现一种“盛世气象”；在外部，则积极进行文化实践，一方面聚力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发挥网络文学的“长尾效应”，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推动“网文出海”，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功效。

二、守正：网络类型小说的“文化内核”

网络文学多以类型小说的形式存在于各读书网站，相比传统通俗小说，网络类型小说的种类更为繁多。以起点中文网为例，男生频道包含玄幻、仙侠等14种类型，女生频道则包括古代言情、轻小说等11个种类，不同类型以叙事套路、故事模式为标签。每一种类型有常见的套路或者模式，如玄幻小说的升级模式、历史小说的穿越模式、都市小说的重生模式等。无论是套路、模式，还是“赘婿流”、“废柴流”等叙事倾向又常常处于衍变分化、重组聚合的过程中，所以有时一部小说到底属于玄幻类、仙侠类，还是言情类是不容易分清楚的。但根据一部小说所涵摄的文化属性进行划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几乎每一种类型小说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核”。“文化内核”通过文化“守正”获得，而“所谓守正，就是要改变网络文学对娱乐性、消遣性的过分追求，明确使命，敢于担当，努力体现社会的主流价值、主流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网络文学通过文化守正，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仙侠、玄幻、历史、言情等小说类型受众巨大，可谓网络小说中的“显学”，我们常以“大众文”称之。其中，网络仙侠小说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发展，此类小说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熏陶，仙道文化、侠义精神是其“文化内核”。在《诛仙》、《仙路烟尘》、《仙剑奇侠传》、《凡人修仙传》等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寻仙访道、江湖仇杀，又能找到法宝、灵石、符咒、仙器等文化符号，关键是写作者们抓住了仙道、侠义文化的本质：浪漫洒脱、无拘无束的“仙气”和行侠仗义、救危扶困的“侠气”。管平潮如此评论自己的作品：“为什么自己拟定的网络版原名叫《仙路烟尘》？那就是因为想融合一些东西，既可以有人间烟火、街坊小事，又可以恣意想象，描画那些仙丽瑰玮的神奇幻境；而文学中‘仙侠’之名，个人认为只不过是定义这类作品需具备内在的特征特性，‘仙气’与‘侠意’，而不是表面上那些号称‘神仙’自称‘侠客’的人物就行。”［11］与这种创作理念相对应，小说里存在着大量的诗词歌赋，且浅白畅快、活泼雅致、平易近人，营造了“荷花荡中恬静女”、“瑶池天上袅娜仙”的古典意境。仙侠代表作《诛仙》以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为题眼，讲述了佛道魔三界间的争斗，与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里人教、阐教、截教的“诸神之战”有着明显的类似对应关系。在网络历史小说中，爱国主义、开拓精神则是其共有的“文化内核”，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又有个性化阐释。例如，《上品寒士》（贼道三痴）表现了门阀制度下底层士子进取的不易，并对空谈玄虚、方士妖道误国充满着深深的忧思；《孺子帝》（冰临神下）有争夺皇权的残酷，更有跃马疆场、抵御外侵的果决；《长宁帝军》（知白）的男主角沈冷高呼“我爱这个国家”，为保卫国家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琅琊榜》（海宴）的结尾处，梅长苏不顾病体、束甲北征，终于战死沙场、以身殉国。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屹立千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也是支撑国家复兴的动力源泉。玄幻小说里的“升级”和儒家文化的进取精神，言情小说与浪漫主义抒情传统，也都密不可分。

除了“大众文”，还存在灵异恐怖、侦探推理等网络“小众文”。灵异恐怖类网络小说的受众之所以相对较少，是因为“吓人”——强烈刺激阅读者的心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网站的“限制”。该类型小说的文化内核非常鲜明，即为巫鬼、神道文化。鲁迅认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2］22在这种文化传统下，上承《搜神记》、《灵鬼志》，下至《聊斋志异》，巫鬼灵异叙事并未随着科学的普及而消失。青子的《都市捉妖人》是此类代表作品，作品讲述了茅山天师叶少阳学艺成功后“道士下山”，在校园、都市空间里勇斗女鬼婴煞、狐妖邪灵。小说里的道家法术令人眼花缭乱，枣木剑、八卦镜、太乙拂尘等各种法器符咒轮番上阵，一路斩妖除魔，终于“功德圆满”。《都市捉妖人》犹如一部鬼道文化的百科全书，令阅读者欲罢不能、大呼过瘾。侦探小说曾经是重要的通俗小说类型，但在网络时代却显得比较沉寂，根本原因在于该类型小说与现有的VIP付费阅读模式有些水土不服，超长篇的连载更新与其讲究“智性写作”的理念有着实际矛盾。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小众就忽略其价值，相反，网络侦探小说充满了正义感和百折不挠的求索精神，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网络侦探小说基本摆脱了以谜团设定、破解为绝对核心的“古典性”桎梏，转而走向了通过侦探叙事揭露社会问题并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广阔天地。以2020年广受好评的网剧《隐秘的角落》（豆瓣评分8.9）和《沉默的真相》（豆瓣评分9.2）为例，它们分别改编于网络侦探作家紫金陈的小说《坏小孩》和《长夜难明》。前者展现了初中生朱朝阳缜密又恐怖的杀人过程，“弱者的攻击”既令人震撼又引发了人们对“父母离婚与儿童心理健康”的思考；后者讲述了检察官江阳历经十年时间寻找公正和真相，他的百折不挠是以青春、事业、爱情甚至生命为代价，作品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平正义、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大讨论。网络侦探小说虽然小众，但依靠影视传媒的助推，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十宗罪》、《死亡通知单》、《法医秦明》甚至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各类型网络小说的文化内核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量的丰富，还是质的进化，文化的发展与进化在性别和身份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在传统文化观念里，女性是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女性的情感、事业等各方面时常处于压抑状态。在传统言情小说里，张恨水笔下的李冬青、冷清秋和沈凤喜某种程度上都是男性的附属物；琼瑶虽然善写情爱，但在她的作品中“不能得到男人怜爱的女人不是好女人”，仍未走出传统束缚。一些作家力图摆脱困境，有时却落入“身体欲望叙事”的陷阱，甚至走向绝对“女权主义”的极端。优秀的网络小说则以故事为载体改变男女对立局面，男女平等是爱情的基石，“它试图去掉传统文化加诸男性与女性身上的刻板性别印象，而更加强调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以此追求两性间的和谐亲密关系”［13］。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女性形象不仅存在于女性写作者笔下，共同的性别文化认同已经超越写作者的性别和网文类型。在历史小说《十三行》里，作者阿菩塑造了疍三娘、蔡巧珠、叶有鱼三个代表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的自尊、自信、自强是对传统“男尊女卑”和绝对“女权主义”的双重超越。其次，身份问题也在网络小说里得到了极大的回应。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两个阶层，前者人数虽少却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并以他们的意志结构社会秩序。德里达坚决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精英、权威的本质意义，这种哲学观念的变更也影响到文学创作。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学，是民间文化的复归，骨子里就含有反抗权威的精神属性。网络玄幻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出身卑微，他们的成长进化常以战胜权威为前提，他们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并放声高呼，“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14］。

三、创新：时代精神与“盛世气象”

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出现和繁荣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文学曾经主要的载体——报纸、书刊逐渐衍化为“数字化生存”，打破了精英作家写作权利的垄断。“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可以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15］7中国网络文学并未走向西方“超文本”形式实验，而以原创类型小说的面目实现“这边风景独好”，这与商业模式的成功有着莫大联系，其中，起点“VIP订阅”模式居功至伟，天涯“聚啸山林”模式、豆瓣“大赛”模式等是重要补充。但是，媒介技术、商业模式只是外在因素，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动力实为改革开放，网络文学所蕴含的创新精神反过来又推动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建设。

网络文学的创新精神首先是一种锐意进取、自我革新的时代精神。在网络文学20多年的跨步发展中，涌现了一批广受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但整体上仍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16］。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2014年开始，国家加强了网络文学价值观引导，提倡“正能量”、“主流化”的网络现实题材创作。这是一次创作方向的重要指引。在各方努力下，网络现实题材创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一类作品格调高昂、气势恢宏，如《大江东去》、《复兴之路》、《浩荡》等，依靠宏大叙事再现改革开放的筚路蓝缕，歌颂了中华民族的锐意进取与自强不息。另一类作品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真正践行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中，扶贫支教小说和“抗疫文学”最具代表性：《明月度关山》、《故园的呼唤》、《我的草原星光璀璨》等作品深入扶贫一线，塑造了一大批有理想、能吃苦的时代青年，展现了网络小说作者们的时代担当和责任意识；面对汹涌而至的新冠病毒，《春天见》、《共和国医者》、《白衣执甲》等抗疫主题的网络文学作品顺时而生，礼赞生命、讴歌奉献。

其次，网络文学的创新精神体现为兼收并蓄、自由开放的胸襟与气度。兼收并蓄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新质并进行“汉化”，成为文化创新的活力之源，这个文化传统基因在网络类型小说中得到很好的传承。例如，中国网络玄幻小说充分借鉴了西方神话传说、历史宗教以及好莱坞电影的文化元素，《诡秘之主》（爱潜水的乌贼）能够成为近年来网络文学的爆款，与其充分吸收克鲁苏神话、蒸汽朋克等西方文化元素有着密切关联。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网络文学空间就是一个文化试验场，除了主流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粉丝文化、青年亚文化等都有其生存空间。例如，受到日本动画、漫画、电玩游戏的影响，中国的赛博空间里刮起了一道二次元文化旋风。二次元文化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三次元的文化幻想空间，具有强大的组织黏性，有学者作过精确的概括，“娱乐性才是二次元最为本质的精神属性，而幻想性的世界观是其核心特征，青少年心理则是二次元文化的心理基础”［17］38。二次元文化极大开拓了网络文学类型，网络同人小说、轻小说、网游小说发展迅猛。

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文化感召下，中国网络文学整体上呈现一种“盛世气象”——昂扬勃发的生命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格调。盛世气象中的“气”，意指“浩然正气”，是抽象的精神意蕴，是时代精神的本质体现；“象”则是具体的词汇、情感以及故事情节，盛世气象是内与外、抽象与具象、神与形的辩证统一。如果从文化层面寻找盛世气象的成因，那便是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家国一体”、“集体主义”、“和谐”、“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与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迥然不同。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认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大公约数”和“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8］157。文化自信是文化认同进一步提升的结果，体现着个体、民族和国家对于自我能力的信心确认。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多元一体、形态独特的文化体系，但鸦片战争以来各国列强入侵中国，原有的文化体系遭到摧毁。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迅速，要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必须拥有文化自信，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32。

中国网络文学的盛世气象可以从知、情、意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这里的“知”既包括以感知觉为基础的知识，也指网络文学中蕴含的思维模式和内容。就知识性而言，网络小说的内容可谓异常丰富，这在现实题材的“行业文”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国重工》、《材料帝国》的作者齐橙是一名工业经济专业的教授，对共和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艰辛与精彩如数家珍；郭羽、溢青的《脑控》是以知识为底色的“硬核”小说，小说涉及脑科学、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人工智能、记忆提取器、神经控制器，这些先进的科学知识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现实感和文本质地的厚重感。第二，“情”包含着情绪和情感两个面向，网络小说既有激烈的情绪爆发，也有深刻的情感体验。王德威认为中国历史是“有情的历史”，在文艺作品中集中表现为强烈的抒情性。除了儿女情，网络文学所蕴含的情感多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豪情，“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军事题材、历史题材的小说将这种情感推向顶点，可以说，盛世需要豪情。第三，网络文学的盛世气象还能从作品的意志属性表现出来。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不妥协”正是网络小说的重要品质。玄幻小说里的主人公总是不断升级、挑战困难，面对挫折从来不会屈服。而在二次元小说里，不折不挠的精神也未缺席。在网游小说《全职高手》里，电竞选手叶修因年龄过大、战绩不佳被逐出战队，他从零开始，组战队、练新人，靠着意志和热爱最终重回荣耀巅峰。

四、实践：从网络文化产业到“网文出海”

如果说文化思想的守正创新孕育了网络文学的盛世气象，那么这种气象必然带来积极的结果，进而投射到文化实践中。实践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网络文学为源头和依托，融文化娱乐、经济市场、科技创新为一体，开拓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二是提高“网文出海”的规模和质量，发挥“文化软实力”功能，实现文化地域空间的开拓。

文化产业能够迅猛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以及各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2017年文化部出台了《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是国家层面针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性、指导性文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为了积极响应这一文化战略，企业通过各种资本运作来整合资源。早在2015年，腾讯文学与盛大文学合并成立阅文集团，成为包含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等几十家网络文学网站的巨无霸。2020年阅文集团又与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链。根据艾瑞咨询提供的数据，中国互联网文娱市场规模从2018年第2季度的516.8亿元发展到2020年第2季度的1165.5亿元，两年间市场规模大约增加了一倍［20］42-69。

网络文学是文化产业布局中的关键一环，因为作为源头资源它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正如邵燕君所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十几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成一体的生产机制和多元丰富的粉丝部落文化，它有条件成为一个‘媒介融合’时代的‘孵化器’。”［21］具体来说，网络文学这一“孵化器”在“网文IP”和“网络文学+”两个方向上取得了成功。首先，在起点中文网开启“VIP订阅”模式后，网络文学的价值就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随着IP全版权概念的确定和实践，网络文学与线下出版、影视剧、动漫、游戏、有声读物等周边媒体逐步形成了全面的纵向产业链体系。其次，“网络文学+”是对“互联网+”的文学延伸，是对以内容为核心的IP全版权运营模式的跨界发展，全面打破了视听感知、文化娱乐的界限，从而完成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融合。

在网络文化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长尾效应的“尾”不断拉长、增粗，长尾效应的“头”——网络文学本身却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尴尬境地。毫无疑问，网络直播、小视频、网游等娱乐内容正在“侵占”原本属于网络文学的“领地”。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免费阅读模式”是一项不错的尝试，可以提高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但写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作品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2020年下半年，国家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开发和提升国内市场，补齐发展短板，成为我们未来的重点，这也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当下的网络文学以“都市文化”为核心，中国古老的“乡土文明”还有待于开发，应当充分挖掘“山水田林湖草”生态系统的叙事可能，实现网络文学与生态旅游的有机结合，把网络文学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或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文化实践的另一条途径是“网文出海”。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亮点，开拓了文化传播的地域空间，践行了国家倡导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从影响力范围来看，可谓“开始于东南亚，兴盛于欧美，逐渐遍布全世界”；从“出海”模式上看，翻译出海、直接出海、改编出海是主要方式，完成了从出售版权到IP改编作品，从文本输出到模式输出、文化输出的拓展，《庆余年》、《全职高手》、《香蜜沉沉烬如霜》等作品受到海外受众追捧；从传播平台来看，由最初的海外粉丝翻译网站“Wuxiaworld”到阅文集团旗下的海外平台“起点国际”，掌阅科技、中文在线、熊猫看书、推文科技等企业也相继推出内容开放平台。在此基础上，出海网文的市场规模有了惊人的增长，截至2019年，向海外输出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经超过1万部，2019年翻译网文作品出海数量3452部，海外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数量达到3193.5万人，起点国际一家的海外原创作者数量在过去一年内就增加了3万多人［22］500-541。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影响力不断增强，固然与中华文化的魅力、网络故事的情节吸引力有关，也离不开政策的指引以及AI翻译技术的科技进步等。

在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时，黄子平、陈平原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文学的”［23］，中国现代文学的美学特征是“悲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能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拿来主义”来进行民族的、文化的、文学的现代性改造。而中国网络文学，这个在中国通俗文学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曾遭受主流文学贬抑的文学形态，已成为与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影视剧并列的世界四大大众文化奇观。中国“网文出海”的意义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底色的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中国网络文学依托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中国道路已彰显其文化制度优势，我们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4］349。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途上，中国网络文学正以其守正创新的积极进取态度，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活动，承担起这一伟大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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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Atmosphere of Flourishing Age：

The Cultural Value of Chinese Network Literature

Jiang Xiuting， Zhou Zhixi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Literatur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and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four literary movements and ideological trend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literatur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mainstream and high-quality，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cultural thought and cultural practice. On one hand， the network literature inherit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network type novels have a solid “cultural co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twork literature has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self innovation， tolerance and openness， which promotes the cultural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With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integrity， network literature presents a vigorous and optimistic “atmosphere of flourishing age”.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Chinese network literature is also advancing rapidly. Through the network culture industry and “network literature going out to sea”， the “long tail effect” is exerted，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s enhanced.

Keywords： network literature； cultural valu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atmosphere of flourishing age； cultural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