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时代的审美原则作注
脱贫攻坚，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主题之一，因之，这也成为当下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在面向这个命题展开文学想象的时候，既需要我们克服过去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某些创作习惯和审美惯性——比如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不同认识所形成的现实迷惑和基于对历史、人性的迷恋而导致的历史迷茫等，更需要在这种克服中从视角和逻辑起点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建立新的审美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华的长篇新作《大娄山》，或许就能为这种新的审美原则提供更为切实的注解。
《大娄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脱贫攻坚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土平县县长姜国良在完成了本县脱贫攻坚任务后调任邻县娄山县，继续带领全县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小说从娄山县整体脱贫展开叙述视角，选取了碧痕村、月亮山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金山社区作为三个“叙事点”，并以此为触角向外不断勾连，艺术地再现了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画卷。小说着重刻画了娄娄、陈晓波、李春光、王秀林、周皓宇这群普通的英雄形象，他们有的是当地的基层干部，有的是返乡大学生，有的是驻村第一书记，有的是志愿者。尽管出身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都将热血洒在了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都牺牲在了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路上，在他们的身上所呈现出的责任与奉献、日常与忘我、平凡与担当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具体写照。作者通过小说叙述，挖掘了作为本位工作的一般责任、作为基层干部的平凡人生、作为社会中人的日常生活在初心使命的指引下，向更高层面进行价值转化的政治根源和精神根源。这部作品表达了对这群最为普通的英雄们的一种最崇高的敬意。应该说，这是在一种深刻体认基础上的真诚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道，“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脱贫攻坚殉职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彪炳史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大娄山》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的鲜明、生动的文学注释。
一直以来，王华的创作总是向下潜行，她对底层和民生的关注以及由此生发的对社会结构和广大民众生存质量的追寻，成就了她的从散点出发而聚焦整个社会发展的能力。特别是，从近年的创作来看，王华越来越主动地拥抱大时代的变迁，自觉承担起了记录时代的文学使命。《大娄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完成于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它把新时代重大的政治主题纳入创作视野，既继承了开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写作范式和审美规范，继承了以《山乡巨变》等经典作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又能够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确立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审美原则。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觉地将政治使命、政治任务乃至政策纳入到创作主题，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并以此结构起整部小说。小说开篇就写到姜国良到异地担任县委书记、代县长，不是喜悦而是忧心忡忡，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到那里继续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这虽非他所愿，但他别无选择。整个故事以此为核心展开。在这个故事中，作者没有刻意强调中央的要求和国家政策，特别是没有以所谓的文件或会议精神的方式来传达某种理念，但读者又无时不刻地感受到了强烈的政治和政策信息。其实，作品中所精心描述的苗寨的文化开发、整体搬迁和时时刻刻悬在他们头上的“检查”“评比”和资料准备，又都全部凸显了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所有工作和行为的政治和政策属性。它所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既不是生硬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概念，也更不是欲说还休、遮遮掩掩的刻意回避，而是带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基于对脱贫攻坚战背景下所形成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个日常生活不是扶贫对象的，而是姜国良们的和那些牺牲了生命的基层干部、第一书记和志愿者的。这样一种艺术思考和写作方式合理地把握了文学作品在呈现政治活动时所可能带来的争议，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二是与此前或者同类创作相比，作者在对笔下的人物进行描摹时，不是聚焦在或刻意聚焦在人性的本能上，更不是以所谓的人性的深度挖掘来展示艰难性、复杂性和内心的自我搏斗。曾经在很长时间里，人性成为衡量一切文学的标准，特别是在人性的本能倾向中，多年以来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挖掘了某些文学的特质内涵，但这显然不是人性的全部，也不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学话语体系的全部。人性中的社会倾向也许更能在价值层面展现出真实的自我。在小说《大娄山》中，面对着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面对着大山深处的穷苦乡亲，也许适合营造那种人性中的本能倾向，但作者始终注意着叙事上的克制，她常常通过展示那些普通的英雄形象所流露出来的社会属性来唤醒人性中的温暖、阳光和力量。在这方面可以说县委书记姜国良这一形象非常具有典型性。姜国良从邻县到娄山县任职是有牢骚的，在面对月亮山村民不理解党的政策拒绝搬迁时是有愤怒和无奈的，在面对花河镇的扶贫问题时也是有“恨”意的，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正常反应，特别是当母亲住院、病亡时，期望能够陪伴母亲、送母亲“上山”的愿望都是尽人子之责的本能反应。但作者并没有放大这些，相反作者表现了作为动力和惯性的责任、信念和党性如何指引着他向既定的目标迈进。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大娄山》向“十七年”红色经典致敬的某些传统，这是可贵的。
三是小说《大娄山》在塑造英雄群像的过程中也对关于英雄的观念进行了重塑。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在中华民族的语境中，虽然英雄的精神和价值一脉相承，但在不同的时代，体现英雄的精神和价值的方式却是可以因时而异。就脱贫攻坚而言，可以有轰轰烈烈的雄心壮举，也可以有默默坚守和奉献的日常工作，而后者可能更加符合生活的本色。在《大娄山》中，作者王华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英雄的。也就是说，从审美的角度而言，她更加强调了英雄的日常性和平凡性。比如，在小说中，我们不能说那些牺牲的同志不是英雄，但除了王秀林外，我们又很难列举出那些牺牲了的人到底有哪些壮举。比如，娄娄牺牲于返程途中的车祸，李春光牺牲于劳累后一场睡眠中的心源性猝死，而周皓宇的牺牲则是源于一次野猪的意外冲撞……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是有激励意义的。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才有了龙莉莉、彭语和周以昭等人的前赴后继。可见，这种平凡的英雄及其所呈现出的精神价值同样是有穿透力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华几乎没有在描述他们牺牲的那一刻上浪费笔墨，也没有在这些细节上进行纠缠，常常像闲笔一样一带而过。这样的改变和创新，一方面契合了对奋斗在基层的英雄的日常性界定和确认，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英雄想象留下了空间。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是小说也在文化反思和交融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文化发展命题。一个民族作家的创作最终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化上，一个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也不可能不在文化层面有所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表面上看小说《大娄山》书写了脱贫攻坚和英雄的故事，但延伸性的思考却是通过脱贫攻坚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说，小说着重描写了月亮山村老一代人对易地搬迁的沉默和抵触。在作者引导读者一步步向这种抵触的深处探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其真正的原因却在于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家园的坚守以及这种坚守与文化再造之间的纠葛、冲突。小说以迷拉、丙妹在搬迁后仍可回山探望（喂狗）和守护神树为通道，为民族文化的接续和传承提供了隐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而言，小说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丙妹不仅能够开口说话，而且能够通过茅人节、唱山歌等方式广泛参与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特别是小说所铺陈的另外一条线索，为救苗族山民而牺牲的扶贫干部王秀林之女王亦男与丙妹之间的少年友谊，也为未来预设了无限希望，这些势必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小说在叙述风格上并未刻意追求地方性色彩，但其清新质朴的语言，简洁流畅的细节描摹和稳健成熟的叙事架构却处处体现着民族风、地方味，这进一步增强了阅读的趣味和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新的审美原则的重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