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提出相应的少数民族文艺政策，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文学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思想。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创作出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殿堂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文艺的作用。在革命岁月里，在党的培养下，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迅速成长，并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鼓与呼。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各类文艺，包括少数民族歌谣，成为革命宣传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地涌现，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共同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园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制定相应的少数民族文艺政策，繁荣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学。1949年10月，号召“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表现了党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热切期待。1956年，老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对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情况进行总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加重视，建立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机制，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1949年之前，我国多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作家队伍，只有口头文学与民间文学。据1959年统计，有200多名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进入各级作家协会。随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壮大。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诗人，并且几乎都有作品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奖。许多少数民族没有作家和书面文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历史。为了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从事文学工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者、翻译家等自愿结成了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各省、市、自治区作协中的少数民族作家更是数量庞大。一些少数民族已形成本民族作家群体。如回族作家群、蒙古族作家群、维吾尔族作家群、土家族作家群、藏族作家群、满族作家群等，都在全国较有影响力。如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彝族作家李乔、白族作家那家伦、苗族作家伍略、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和汪承栋，藏族作家饶阶巴桑、壮族作家韦其麟等在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颇具影响。在新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中，优秀作家辈出，如白族的晓雪、回族的霍达、彝族的吉狄马加、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藏族的扎西达娃、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土家族的蔡测海等少数民族作家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阵地不断扩大。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刊物风起云涌。如内蒙古的《草原》《花的原野》、新疆的《天山》《曙光》、贵州的《山花》、四川的《草地》、吉林的《延边文学》、云南的《边疆文学》等成为发表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为中国少数民族提供了全国性的发表平台，特别是《民族文学》定期发表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专辑，扶持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后来又相继将编辑出版《民族文学》蒙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使少数民族文学发表的阵地进一步扩大，使少数民族作家有了自己的发表主阵地，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提供有力的载体支撑。同时，全国主要文学报刊也用一定版面发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目前，全国主要少数民族文学都有专门网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传播载体出现多元化状态，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与日俱增。

三是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机制的建立。从1981年开始，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家民委开设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后正式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起，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学奖，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202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举行了12届，数百位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荣。特别是佤族、布朗族、傈僳族、布依族、仡佬族、裕固族、东乡族、毛南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相继获得骏马奖。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关心与支持，是党的文艺政策普照的结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政策性支持。同时，许多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机制。如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奖、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文学评奖基本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这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让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新起点。

四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斐然。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少数民族作家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投入火热的生活，与时代同行，与社会接轨，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具有时代性的优秀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本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变化。《茫茫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没有织完的统裙》《侗家人》《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等优秀作品，在读者中广为流传。改革开放新时期，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如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等，这凸显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力。在历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涌现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如满族诗人娜夜的《娜夜诗选》、藏族作家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土家族作家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满族作家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和阿来的《蘑菇圈》等获奖，充分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不俗实力。

五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进行积极书写，聚焦民族地区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比如，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汪承栋的《高原牧歌》、晓雪的《祖国的春天》等。他们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作家不断审视历史文化以及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生动的书写。这是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与亮点。

100年来，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导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无到有，从口头到书面，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100年，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将进一步繁荣发展，为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学宝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