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一不移 奉献敦煌
敦煌及其所在的甘肃省河西走廊，在公元9世纪之前古代海运尚不发达的时候，是陆上中国通向西域的主要交通干道，也就是19世纪开始所称的丝绸之路。位于古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在古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的1000年间，东西方文明在此长期持续地交融荟萃，催生了千年艺术圣殿的莫高窟和古代典籍宝藏的藏经洞。灿烂辉煌的莫高窟艺术，为世人展现了延续千年的建筑、彩塑、壁画、音乐、舞蹈、书法等多门类艺术。尤其独特的是，敦煌壁画保存了大量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花鸟画、故事画、装饰图案画艺术的真迹，呈现了中古社会广阔的文化风情和民俗场景，展示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荟萃交融的历史画卷。同样，藏经洞藏着一座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图书馆，是古代社会综合全面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献，为人类中古社会保存了中国乃至欧亚广大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民俗、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多门类学科的珍贵资料。敦煌文化遗产，是通过丝绸之路2000多年来和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世界几大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汇聚的结晶，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
100多年来，在国际上形成了以莫高窟和藏经洞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显学——敦煌学。今天，莫高窟及藏经洞以超越时空的非凡魅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乃至世界文化的绝世瑰宝。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先生的话充分说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下面结合我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的经历谈一点体会，和大家交流。
守一不移 奉献敦煌
我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刻苦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梦想。196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甘肃省西部戈壁沙漠中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家父得知后，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能考虑我的身体状况，予以照顾，重新分配工作。拿着家父的信，我很矛盾，经过反复考虑，我选择去敦煌，没有将家父让我转呈的信交给校领导。因为我已经向学校承诺服从分配，说到一定要做到，不可言而无信。更重要的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是这一代北大学子的共同志向，我就服从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
虽然敦煌莫高窟精美绝伦，但是改革开放之前莫高窟保管机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只能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没有电，没有卫生设备，物资匮乏，环境闭塞，荒无人烟。我在敦煌工作一段时间后，特别是结婚生子以后，一家人分为三处，不止一次产生过离开敦煌的想法。可是，在敦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对敦煌产生不能割舍的感情，特别是当我认识到敦煌石窟无与伦比的珍贵价值，想起前辈们当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创了敦煌事业，他们视敦煌石窟如自己的生命，为敦煌奉献一生，我越来越认识到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是一项非同一般的崇高事业。敦煌有很多工作要做，可当时从事石窟考古的专业人员几乎没有，我还没有怎么做考古工作，就这样离开，心里倍觉不甘和惭愧。我想，既然敦煌事业需要我，我要以前辈为榜样，应该留在敦煌，为敦煌石窟事业做一点贡献。
我的丈夫彭金章是我大学的同窗好友，他为了支持我，主动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商周考古教学，来到敦煌改行从事石窟考古，他的到来解决了我们两人长期分居的问题，也使我彻底安心留在敦煌工作。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北大的精神和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激励我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决心尽我所能做好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要把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博物馆。
我在敦煌转眼57年了。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半个多世纪，我几乎天天围着莫高窟转，我丝毫不觉寂寞，不觉遗憾，莫高窟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的是敦煌，晚上梦到的还是敦煌。能为敦煌做点事，我无怨无悔，为它奉献一生，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
直面挫折 勇于修正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个人从事的石窟考古是敦煌学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说起石窟考古，使我不能不想起一件终生难忘的往事。大学毕业离校前的一天，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与夏鼐先生齐名的考古学界泰斗、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突然派人来找我，专门把我叫到他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苏先生对我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苏先生让我知道考古报告是要留史的。我突然意识到学校把我分配去敦煌莫高窟，其实是要赋予我一项重任，那就是从事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特别是要做好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
苏先生一番叮嘱的分量，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是，“文革”前做业务的时间极短，接着便是十几年的内乱和无序。到改革开放，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各项工作才得以恢复正常，然而，自己还没有为莫高窟做多少工作，一晃20年光阴已经流逝，内心很着急！我想尽快恢复石窟考古报告的工作，可是做来做去没有什么进展，相反越做越难。为此，我深感苦恼、焦虑、无奈，也非常内疚。
那么，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为什么会遇到难题？怎样才能做好石窟考古报告呢？经过反复思索，我发现考古报告完不成虽有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还在我自己。我作为考古报告编撰的负责人没有深入钻研，没有下足功夫，没有真正负起责任，就按照一般考古报告的方法动手做石窟考古报告，所以遇到了不少难题。当我找到问题后，就认真梳理了考古报告编撰中遇到的难题：
第一，我把莫高窟的考古工作想的过于简单。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项艰巨、浩繁、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敦煌研究院开始做这本考古报告之前，没有先例可循。虽然日本学者采用文字、照片、测量、拓片等手段编写出版了大型《云冈石窟》报告，那也只能算是考古调查报告，称不上是真正的石窟考古报告。而我们着手第一卷考古报告的时候因为没有经过深入策划，就开始动手，所以造成了敦煌石窟数百个洞窟没有分卷编排的总体计划，没有制订规范的编写体例，工作量大而投入人员少，造成对很多新的问题和困难估计不足，导致整个工作举步维艰，推进缓慢。
第二，缺乏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技术条件的支持。进行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仅用传统的测量方法是不够的，我们一度采用传统的小平板测量仪测量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来测量结构复杂又极不规整的洞窟，带来的直接问题是测量数据的误差和不准确。
第三，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系统工程。最初我们对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整合的力量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在考古报告整体规划的设计上不够全面。石窟寺考古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根据正规记录，在石窟“破坏了的时候，能够进行复原”。按此要求，除了对眼睛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做出全面、翔实、客观的文字记录之外，还要将遗迹及其呈现的各种现象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包括壁画的题材内容、真实影像、制作材料等等，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出一部记录洞窟全部遗迹的石窟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才能真正成为敦煌石窟科学档案资料。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向历史负责、向文化遗产负责、不辜负北大和师长的嘱托，我下决心一定要负责任做出准确、科学、全面、系统的第一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为此，我和我的团队经过较长时间反复探索，认识到《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多卷本考古报告的编排和体例问题。为此，我们编排了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洞窟分卷总体计划，规范了考古报告的编写体例。
其次，就是充实跨学科的考古队伍。我们组合文理多学科的专业人员参与，根据要求增强了编写考古报告的团队，并且与北京大学和专业测量机构联合攻关，打破了过去仅限于文字、绘图和摄影结合的方法和手段，综合采用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佛教史、测量学、计算机科学、摄影、化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等文理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和手段。
再次，将最先进的测量方法运用于石窟的测量。为了使考古报告取得准确的数据，我们放弃了原来传统的手工测量和绘图的方法，而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全站仪、全球定位仪、水准仪等多种测绘技术，以及用点云影像校正下的纹理图像绘制矢量线图，又利用GPS技术取得测图基点的大地坐标数值，以及“碳—14”年代测定。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测量的精准度。最终，我们编撰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完成的考古报告初步找到了石窟考古报告编撰的方法，做到了既是全面、科学、系统的敦煌石窟档案资料，又使其信息能永久保存、研究、利用乃至成为全面复原的基础和依据，在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研究，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以及完善敦煌石窟保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做石窟考古报告经过多次反复的失败和挫折，后来拿出了合格的成果，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验教训，做事绝不能马马虎虎对付，必须脚踏实地去干，而且要做好一个个细节，才会有好的成果。
正视困难探索解难
1961年，国务院发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做到四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专门机构管理，有科学的记录档案。1977年我时任副所长，分管业务，发现敦煌文物研究所只做了三有，而没有科学记录档案，这是保管机构必须完成的工作，所以我就负责安排组织编制敦煌石窟档案，要求一个洞窟做一本简明档案。每本档案除要有简明的文字和平剖面图的记录外，至少要有6张记录照片。
为了解石窟文物保存状况是否变化，编制文物的科学记录档案除记载文物保存现状，还要与过去的老照片比对。当我看到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拍摄出版的《敦煌图录》时，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可以发现现在的敦煌石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已经大不如七八十年前那么清晰和完整了。又有人告诉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照片及其胶片会变色、变质。这次做档案和查旧档，使我亲眼目睹了敦煌石窟文物在衰变、退化，我无法不想如果石窟文物继续持续的衰变、退化，敦煌石窟是不是最终会消亡呢？敦煌石窟这样的世界稀有之瑰宝怎么能让它消亡呢？本来希望档案的照片和胶片能长久保存石窟文物的信息，现在连档案照片和胶片也会变色、变质，等于在告诉我石窟文物信息也无法长久保存下来。
敦煌壁画在退化，档案照片也无法保存其信息，当时又没有技术可以永久保存石窟壁画信息，怎么办？那一阵子，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走路、吃饭、睡觉都放不下，怎么才能延缓壁画的退化，又可以把壁画的历史信息真实地保存下来，以免壁画退化到一定程度，就连历史信息都没有了。为向历史负责、向千年前创造敦煌石窟的艺术家负责、向国家和人类负责，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既要加强敦煌石窟文物本体的科学保护，延缓其寿命；又要想方设法找到为敦煌石窟艺术留下永久保存的真实历史信息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一次看见有人使用电脑，在电脑上展示图片。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的信息后，我如获至宝。如果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敦煌数字”档案，石窟文物的历史信息不就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了吗？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甘肃省科委的支持，专门为敦煌研究院立项拨款，用于“敦煌数字”档案建设试验。于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率先开始了“敦煌数字”档案的试验。
试验的最初几年很不顺利。后来我们一方面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团队，另一方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攻关。根据建立“敦煌数字”档案的目标，针对敦煌石窟结构不规整、有的洞窟空间狭窄、壁画面积大而壁面不平、壁画色彩多样复杂等等的特点，参照国外引进的基于轨道系统的覆盖式拍摄采集基本方法，改进了多项采集技术，设计了高保真壁画自动化采集系统，保证了在壁画拍摄采集过程中，光线均匀，图像质感与壁画文物信息保持一致。对于彩塑的拍摄采集，则攻克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彩塑数字化平面采集技术，又进一步探索攻克了彩塑三维重建技术。从事“敦煌数字”档案的这支队伍凭着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攻克了建立敦煌数字档案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并在不断的试验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集数字采集、数据处理、数字安全存储、数字有效管理等多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技术规范和标准，实现了形状准确、色彩真实、高清晰度的“敦煌数字”档案。现在已经完成了莫高窟、榆林窟两处共200余个洞窟的图像采集，所有数据都按规范制作成“敦煌数字”档案，建立起系统的“敦煌数字”资源库。
建立敦煌石窟“敦煌数字”档案是一个基本目标，目的是为了永久保存敦煌石窟的历史信息，而永久保存信息，又是为了能永久利用敦煌石窟信息的目的。因为文物的弘扬利用，是文物机构和文物人应该担当、必须担当的重大责任。这符合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提出：世界范围内在不同水准上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并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众能够公平地享有文化遗产。这一项目的提出，标志着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迹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所以我率领专业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研究，做出了能永久保存的敦煌石窟“敦煌数字”档案之后，又提出了“敦煌数字”资源“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更高目标，这将成为敦煌研究院未来长期的使命和职责。就是在继续做好“敦煌数字”档案的同时，运用“敦煌数字”资源库，使在石窟里的敦煌艺术走出石窟、走出敦煌、走向甘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使“敦煌数字”档案不仅服务于我们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各项业务，而且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首先，数字化成果在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因数字图像精确地记录了壁画的病害信息，为壁画日常监测和保护提供更准确的依据；数字档案为“敦煌学”学者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资源，高分辨率的图像，可以让学者看到在洞窟中肉眼看不清楚的文物细节，也可以浏览石窟内景的拼接全景，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传统的壁画临摹起稿是个难点，既费工又费时，依据准确的数字图像打印稿，拷贝起稿、上色，较好地解决了过去临摹的难点，提高了临摹效率，减轻了工作强度；又如考古测绘中利用洞窟数字图像资源，结合三维激光点云数据，可绘制精准的石窟考古报告测绘图。
特别在敦煌石窟艺术弘扬方面，数字敦煌数据库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莫高窟自1979年向社会开放以来，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经济发展和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升温，每年迎来的游客越来越多。突破了日游客最大承载量，对石窟文物保护带来潜在的威胁。保护和旅游矛盾凸现，出现了对文物保护不利，对游客参观不便的难题。
敦煌研究院为了解决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矛盾，提出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利用“敦煌数字”数据库的资源和先进的展示技术，制作4K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
因为执行日游客最大承载量和游客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先看电影，后看洞窟，做到有序错峰接待游客，这样既减轻了莫高窟开放洞窟的压力，又提升了游客观赏敦煌文化艺术的体验，有效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平衡和双赢。如果没有前面“敦煌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数字电影。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矛盾就很难协调。
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上，对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给予了“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的高度评价。
又如数字敦煌壁画艺术精品进高校公益巡展，已在全国40多所高校、中学、社区、企业举办，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数字敦煌资源库全球上线，全球网民只要轻叩鼠标，就可以进入资源库，高速浏览30个洞窟的超高清分辨率图像，以及全景漫游节目。这样为在国内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敦煌石窟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是双肩挑的文物工作者。从30年前没有技术可以永久保存石窟壁画，到后来找到了数字化技术，经过反复试验，到现在不仅达到永久保存，走向持续广泛利用数字技术弘扬敦煌艺术，而且为了让敦煌石窟艺术更好地发挥弘扬传承作用，我还在推进数字化技术升级。这件事使我体会到无论科学研究，还是科学管理，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抓住问题，善于深入思考、探索研究问题、善于妥善有效解决问题。
能在敦煌研究院为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服务一生，是我的荣幸。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对于生活中的饮食、穿衣、住房、收入、名利，极少过问。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因为那儿庄严、圣洁、安静。因为我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敦煌石窟，它遇到问题我忧虑，它得到守护我高兴。我能为敦煌做一点事，是我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喜悦、最大的幸福。我已年过八十，如还能为敦煌做点事情，仍将尽我的微薄之力。
（本文系作者2020年11月20日，在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