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期发表班马先生的长文。

作为新时期以来儿童诗创作、编辑、教育的在场者、思想者，班马此文运思独到、观点尖锐、信息量大。文中提出的关于儿童诗命根性的深层“词语”问题、儿童诗诗体、句式等的“白话之殇”“词语”是一个更长久更深入身心地植入“在地”和“民族”“文化场景”的记忆，以及对诗歌艺术实验直至诗体改革、文体演进的史实描述和观点等，都打上了作者自身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印记，无疑也触及了当代儿童诗创作与理论的重要课题。

对于有心的读者来说，本文的论述或有助深思，或可以商榷。我希望，讨论也能够由此继续深入下去。

——方卫平

我热爱“诗”,但看待“儿童诗”的心情复杂。作为一名儿童诗歌编辑，我参与了1976年至1978年间新时期儿童文学“诗歌当先”的那个时代。后来我在《前艺术思想》一书中认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第一波浪潮”，其实正是当时“老中青的诗歌行为”。书中记录了其后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大放异彩的众多作家当年的“诗人”身份，我也愧为其中一员。我和“我们”后来为什么不写或少写“儿童诗”？直陈之下，非背叛即放弃，抑或不是当作敲门砖即为弃旧谋新。

“儿童诗”还在那里,我们走了。“诗”还在，被心情复杂地携带而行。我自恋地把自己归属于那携诗而行者。

儿童诗：一定是出了“词语”的重大命脉问题

忠诚于“诗”。它本在内心，也在古国背景。而对于“儿童诗”的复杂心情，就此来一次直面拷问。其一，它本不应但却不幸“门槛低”；其二，它与当代诗一样数度勃发于革命，它是风；其三，它时常被真正儿童的“天语”颠覆；其四，某些老诗人坚守可敬，然每日数诗则诗情何以堪；其五，当代诗隐于“文青”，儿童诗隐于“老童心”；其六，当“儿童诗”几如“说话”，主编亦无奈；其七，它的重大革新突围如“小巴掌童话”未获力撑。

以上所谓拷问，不如说是自问自责。“我”又在哪里？

再从诗学的技艺层面来深探直至学科式拷问：“儿童诗”这一“诗”的门类在我们诗国之当代，究竟如何重生？以及有没有关于命脉的深层问题？追寻当年抽离儿童诗的艺术缘由，第一是另谋高就，逐当红“小说”而去（并非逐利而去）。深究艺术情由，可能涉及“容器”问题，它并不是“话语型”或“主题型”的艺术载体，盖不住当时想压都压不住的“叙事”冲动。第二，是被少年文学席卷，实质是看不上儿童诗的“小”，自以为是大鸟，小花园难以栖身。第三，才是关于命脉的“词语”问题，足关某些作家诗人的“表述”之命门。仅以我个人当时移情小说甚至散文之“语言通道”的缘由，的确当时有一种追求“密丽”的语言冲动。记得当时上海如金逸铭、朱效文等文友驰援杭州，加入冰波作品研讨会而即为“密丽”鼓与呼之事，可见“词语”也实为儿童文学界的一个“梗”。

是否可作此一参照，追问“词语”在儿童诗的始发点？它连同它的母体——当代诗，竟在“诗语”之根存有疑问？不知是否可以探问一下“白话”之殇？

只向低幼文学之中的“诗”致敬和赞美

中国的低幼文学，受到了世界儿童文学的美好滋养。她的或美丽或好玩的诗，也受到欧式、俄式或日式的影响。

我以为，就连那些当年携诗而弃奔“新潮派”的，也应公正地看到“他们”动人之两面：当冷看他们的荒野、野蛮、野气、狂野之时，可称奇怪的则是当他们切换到幼儿文学之时，竟立刻且全体性地突然“阴柔”。对这一种进入低幼即“阴柔”“小”“花园式”，甚至于在词语、句式、文体之上也从“白话”到“说话”了，也有点“欧化”和“童话化”，对此我曾特意在早年为台湾儿童文学界执编及评析的《飞行船之梦》大型选集之中点明这一点。

台湾这同一文脉的 “童诗”，实质也正归属于低幼儿童文学，但它要比大陆更为深度地经历过“现代诗”的艺术洗礼甚至诗体之训练，我曾对林焕彰先生从现代诗向儿童诗的演进道路做过一点历时的跟踪探究，由此略知脉络。台湾的童诗是“白话”加“现代诗”的浅语（林良先生语）的句式玩味，而林焕彰童诗之所以优秀，则是在字面、句式的趣味背后加入了绝妙的音乐感（读音），如非要从诗歌艺术性之上来凸显的话，我则选定他的《小猫走路没有声音》。在幼儿文学里可以“玩”白话，说不定只能“形式化”白话。我到处推崇的“去河里捉鱼/河里没有鱼/我们变成鱼/捉来捉去/”一诗，结果被认定是台湾小学生写的。

这种“白话”的极品，似成为童诗艺术高峰之境。

但仍然可以思考我们这门“专业”的古老悖论问题：读一首极品“白话”“浅语”的童诗去给儿童听，会否“童子笑其痴”？虽未有得知，但我确曾做过这样的“课堂直击”（零距离儿童视频记录）：你能当场创作“诗”吗？未料站起来好几位小哲学家，口吐莲花般当众念出了几句各有不同维度的、婴儿天语交坠的“白话”，足够玄妙。当代诗教，是否也应注意一点？你们“玩”白话，儿童“玩”大人。

低幼童诗或也可存疑和自省。其一，口语白话、日常到每日的“日记”。其二，童诗变禅诗。白话玩意象。其三，童诗之“留白”，已走向老道之境。

知道儿童在玩“校园歌谣”吗？

我差点大写“仿校园歌谣”。因为我太知道了。在长年与同学们相处的课堂、游学、对辩和零距离的视频记录之中，当然深知并感染到他们是如此热衷地这样“玩”诗——搞笑，就纯为搞笑，先“玩”李白，又“玩”校长，最后“玩”到自己“我们班上的某某某”，再现原始歌舞乐三位一体盛况的诗风与歌谣——他们的“真”之快乐，才不管是不是“诗”，但其最来劲儿的竟恰是“齐诵”“重复”“韵脚”，直至身体之“摇摆”和群体性的“歌之咏之”与“足之蹈之”的那种原始诗歌的经典场面。

让失落的儿童诗，来看看儿童本身“诗”的生命力。

我只写有一首仿校园歌谣《爱因斯坦头发爆炸牛顿吃苹果》便收手，因为好玩是好玩，但我毕竟认为它还不是我们“诗”的目标。当我们对这类“校园歌谣”发笑之后，难道不想哭吗？我相信这种程度的校园歌谣，国外未必相同，也与流行说唱不同，它其实体现了当今学校中的一种同学的“释放”：没的玩，就玩笔；没的戏，就戏弄自嘲；没处可放肆，就在自身可拥有并无法剥夺的“声音”和“律动”中来放飞自我。我们可以给他们更高远的诗，来唤醒他们美感震撼的诗。这不是大话，而来自一个诗国的原有诗境。

我对于当今少年的诗歌，可能还存有期望。

白话之诗语，是否丢失了“东方词语”？

我想探问我们“儿童诗”的“词语”及其诗体、句式等的起源性的“白话之殇”。儿童诗，当然派生于白话诗，正是“白话”主导了儿童诗的诗语、诗体及其诗性。我认为，问题的探问，也正是“白话”形态最终造成了某种“说话诗”的结果。“说话诗”没什么不好，任溶溶融合了俄式的说话诗就是杰作。任先生并创造了诸如分行、分隔、字体变化、诗体视觉化等等的“说话”句式其实就是“儿童诗”的形式美学。

当“说话诗”与“叙事诗”加起来，问题出现了。为了突显问题，我想指出，我特别反对在儿童诗中表现“一块橡皮之争”这类场面的描述。我想突出的是这样的拷问：“儿童诗”为什么存在？

我认为，“白话”化有责任。

我仅在此探问“白话”有无丢失“东方词语”这一问题——可想而知有如胡适先生这等中西合璧之大师人物，满腹中国古典和诗词造诣，但五四一代在力主“白话文”及“白话诗”之际，或正为对其反拨和去除而后快。今天，后人的反思，不关胡适先生等，只关我们在此研讨“儿童诗”之“白话”的词语语言学课题。在此，我想探问的是“东方词语”的“词”的砌块——在诗语中的“词块”。

先交代我的确对“词语”在文学和写作之中作用的看重——及至在儿童教学、语文获得、东方儿童的文化生成等的路径——及至“诗”的构成——后来竟还略涉有如人工智能是怎样“词语化”的机理等等——这是因为文字的“词语”，不管是生成、还是构成，还是信息融合等等的“存读”和“读写”，是否也是我们在解读儿童诗的诗体构成和读者感受的一个重要“文字载体”的基础部件和信息单元？有人可能想问：你的“词语”这么工业化？我回答：有点接近，但应该是字符化。

别说理论，我想直接探问的是，儿童读者从儿童诗之中“记”住的是什么？

肯定有“诗意”，但更有入眼入声入心的“词语”。“词意”与“诗意”的鸡与蛋的问题，我们别去纠结了——同学们之所以来读你的“一首诗”，从中“读”到的，从中“看”到的，从中“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正是“穿行”在诗句之间的那些个要能跳出来的、要能闪闪发光的、要能叮当作响的字、词、句。

词语本身不承载价值观，可以现代，也可以古典。我在此关注和探问的是涉及中国古典审美的“东方词语”，以及当代中国少年人能从“少年诗”中读出何种东方语义、何种东方韵律的诗感？更重要的是，可在心中落下什么，生成什么，由诗而“记”得什么？

及此，回应上面出现的“词块”以至“砌块”之意——事实上，这一来自我们母语“汉语”方块字的“字块”之文字特色是如此鲜明，并早已为美学家们所论述，也是我常用来向同学们传递东方词语和古典诗歌之奥妙的例子。有如“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符），怎么就可“组合”（拼接）而成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令中国人生有无限心象感的“诗句”？实际上，中国古典诗词的“字”“词”，恰有独特的组合艺术和对接效应。中国少年不一定写古诗，但却可以对“东方词语”产生并留下因美妙奇绝而深刻的记忆。

我认为，“读诗”将“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关切的问题。我觉得“词语”将会是一个更长久、更深入身心的植入了“在地”和“民族”的一种“文化场景”记忆。带“场景”的记忆，是活性的记忆。它或许也就联通于文艺美学之“语境”——“江”与“湖”，在中国人和中国少年的心中，一词“江湖”之语，已是多少东方记忆。

我在大学生、小学生的课堂上，一直感兴趣于“文化词语”，实质也就是词语的“文化符号”内涵。一个“月”字，它通过诗词带给中国人特别是海外中国人以某种非凡的“文化场景记忆”（我曾在《前艺术思想》一书的“阅读研究”之中加以细述）；它对青少年的诗境记忆，路径相同。一词“风清月白”，一词“山高月小”，一词“风高月黑”，少年即为东方少年。

这正是“白话”未可涵盖的“东方词语”之功。

借李白之“床前明月光”，对胡适之“对着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我们不好说什么。再借中英对照版，我们又能说什么。其实“视象”有感觉，“声音”也不对，“场景”会辨识，“记忆”将归位。

“白话”，实已剔除东方古典之词语。“白话”的“儿童诗”，我觉得损失不少。

不为古诗，也不为整首诗：

在意“词语”之东方符号

谁会主张“儿童诗”变“古诗”？ 我实反感诸如诵经行礼包含空背古诗的复古路径。

我们的文化创意包括有如儿童诗的进展路径，其中之“儿童美学”入口，即可切入相关上述“词语”的字符、句式、词性、词感、行列与文体、排列与组块、以及重要的停顿、呼吸、视读停留、节律、音律、读感与身体感等等少年诗歌“当代传导方式”的艺术通道。还可探究“一首诗”的被读、被阅、被记忆之后的“审美存储”和“记忆筛选”，是否就真像“一条鱼”被完整全部地阅读接受了？大量事实证明，读诗往往记住的可能就是“词语”，而并非整首。就以当代少年“过目不忘”的词语“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即可忘却它本来实际的日漫及其内容，而击中情怀及其二次元之视像感。这种“词语的力量”还充斥在广告中。“词语”的这种夺目、击中感和视听黏性度，又能强力附着于物象、场景的传播镜像感之上，有如几个“不倒”的排列短语，足以让“胡杨林”风传天下。这才是诗歌的一种力量与魅感。

而“东方词语”正足以穿越少年之血脉。让我们的少年在“诗”中超越“日常说话”，让我们的少年诗出现一系列的中国式的、古典东方的、未必是生活中的但却是文化母体和文化常识的“东方词语”。如诗中代替“少年”出现“男儿”一词呢？词感和心象会一样吗？词语其实是历时性的，也是互文性的。一个“东方词语”可以让少年感受其远，感念其深。词语又仅仅是词语吗？我东方大国，大国少年，其如“少年诗”之情感美学、民族律动和国家记忆，去合适地运用古国母语，张扬诗之国风，并重回诗的高位。我认为，这也是提振起我们如今的“儿童诗”阵势之一举。

“东方词语”，其实才真正是中国文化以古典诗词为主干载体独立于世的语言实力的结晶，它才是真正值得推动的“母语”。

从“日常”走向“高位”

诗是有写日常、家常、平常之事的，还有写“打油”的呢！也大有写小花、小草、小猫、小狗的作品，但不要写一块橡皮吧？《诗经》中的“植物”，却也寓物抒情。“诗言志”的诗观，未必能通行于儿童诗（更不用说低幼诗），但却同时也不得不带来我们“诗品”的低微。这里一定会遭遇“我方”质疑，正是作为我方的以理论批评为助翼的维护者，我在为这样的“儿童诗”着急。我们应该在“空间”之上寻找出路。诗质是深度，题材是广度。我认为，儿童诗的题材空间，完全被自我封闭住了。从新时期以来至今怎么还会存在那一个“小”与“大”的（有关“儿童反儿童化”的）识辨之古老儿童问题？

承认“小诗”的有其必然。儿童诗天生带有“诗”的本质的极大限制，以剥离的方法来简述一下即可知。它无法进入“那才是诗和诗人”的爱情、激情、悲情、郁情、狂放、傲娇、出世、飘逸、艳、哲思、自喻、江湖、庙堂、山水、精神逃亡等等，也不涉及诗歌中诸如书信、劝进、明志与赴死等等赋诗形态，不涉及史诗或赞美诗。也包括不可能产生有如西方诗人的那种“行吟”或“泛神论”的长篇诗作。所以，“儿童诗”作为“小诗”是正常的。

全体“阴柔”是不能承受和不能接受的。如若儿童诗整体处于“阴柔”状态，从气质到题材到风格直至已影响到了作为“诗”的想象精神和精神飞翔，那是值得深深反省的。我指的是全体“阴柔”，阴柔的儿童文学是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的特点。阴柔气质的儿童诗及其诗人，是非常令我赞佩的。事实上90后也非常的阴柔。“00后”是否日益阴柔尚未可确知。但令人担心“全体阴柔”——就有如“儿童诗”全都是轻音乐，差不多都是小提琴之弦音，漂亮的钢琴声，但小号可以有吗，吹响在黎明拔营出发的鱼肚白天空的丝丝红云间？鼓点可以拍起吗，点击跃动在森林穿越的小兽节奏中。除了猫咪，写一路突进的奔狗可以吗？特别是当代之“点位”与“力度”——儿童诗及其少年诗，有没有作为一种“心声”和“代言者”，去替当代孩子们“抒发”一下？就在上述那些大人的“情感”之外，也还有着诸如“诉说”以至“哭诉”，还有“愤怒”的少年被全体孤立而又内向口拙的那份“哀怨”，以及就替当代深重压力下的同学们“发泄”一下，就像翻江倒海的那样排比再排比地一路“狂吐”一番。这是我们的“诗”可以做到的，可以替儿童社会“释放”掉许多积压能量。我也的确写过《你的呼吸我能听到》《可否颠狂》《你是一头真诚的野兽》这样一些诗，所以才敢批评。

奇怪的是只有田园风、洋气，却没有“古代”。只要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早已不是老先生们激动而却天然地让打游戏的少年梦回古国。儿童文学界若奉“小”为观察点，事实上都有点违背当代教育常识，即有如更多涉及“古典”“科技”“动物史”“地球史”，更不用说“太空”和“机器人”等等，更多沉浸其中的不是“大人”而是“小人”。令人时有不解：中国儿童文学界放着这样一个伟大“古国”，却在作品中很少进入这一个“古代”的写作空间。少年诗，真该前往“神游”。

儿童场景，“精神飞翔”与“星球意识”。我一直提倡的这两项，恰恰它们都不是现实的“场景”，但却正是儿童与少年伟大的想象空间之场景。“飞行感”是人类所不具备的能力；却成为孩子们童年追求的热门能力，还有什么文体如“诗”这样有着“精神飞翔”之形态？带着少年去“飞”，让精灵们去任意“穿越”，飞起多少诗的翅膀，穿越无限奇幻诗境。再说“星球意识”，这倒是当代少年儿童的新代际所大都拥有的新知和心理边疆，我们是否到达？“星球意识”不只是儿童诗歌的课题，也是我们当代儿童文学界的共同课题。

早已开始的“儿童诗演化变体”成功探索

这让我非常感念地回想起从1976年起在上海《少年报》社有幸近距离追随和学习的中国当代两位大师级儿童诗诗人：任溶溶先生和张秋生先生。后来又相遇早已心仪的大师级的金波先生。再后来，则又有缘结识忘年交的兄长般的大师人物林焕彰先生。可以说，中国儿童诗的艺术成就，早已被他们“四座”高峰那么早地矗立在20世纪的80年代。真正令人景仰和心仪的是这四位儿童诗人物，他们每一位都探索并做成了各自的诗歌艺术实验直至诗体改革、文体演进的堪称了不起的儿童诗界革命。

关于“儿童诗演化”的话题我暂时仅能说及张秋生先生的“小巴掌童话”。秋生老师，可说真是我的老师，我在曹杨六小读小学，他在曹杨一小教小学，他因知道我的一篇小学习作，将我从农场调到《少年报》，我就跟着他，谈诗、谈书、去书店——为何要说得这样私人化？正是要说明我的确曾是这么接近地感受过一位儿童诗诗人的艺术心灵和不懈探索精神。秋生老师的“儿歌”艺术路径，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点位（懂行的人才知道：“儿歌”的品类，是“儿童诗”实质旁生杂交的文体衍生而并不在同一个文艺学层次）。张秋生“小巴掌童话”的卓然创立，我起码略知其中的诗人之思、诗路历程、诗行探索、诗之文体演化、及至诗人之苦闷与诗人之突围等等的艺术创新语境。特别是老一辈作家纯洁的、淳厚的儿童观。其中，为何“童诗”会与“童话”产生交融？而为何都没有走向同“极短小说”“中国笔记小说”抑或“科幻”的融合？而我尤为推崇张秋生“小巴掌童话”的这种实质为“短章”形态的成功“诗探索”（而不是完全改换为“话”）。我认为，这是一种“诗体”的儿童视读成功转型，也是对童年“诗意”的现代接受方式很有意味的艺术扩展。因为它仍尊崇来自于诗学的极简美学。它内含诗教。如果可用“演化变体”这一描述，那它的原质或基因恰是在保留的基础之中进行了融合寓言、中国古代短章、包括西方和苏俄的几如童话诗散章的灵巧文体等等的诗化变体。

我理解的诗人张秋生，从中更重要地凸显了他的姓“儿”的艺术本性，他从儿歌走来，他全程是一个儿童工作者，他是儿童报刊的总编，他是那么尊重“短”。这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为儿童的标志。将自己独创的文学品种限定在一个“小巴掌”之上，这不仅是一种儿童哲学的象征，更是将艺术姿态、艺术功力、艺术分寸和艺术传播都落定在这一个姓“儿”的“短”之中。这是诗。

短章与长短句的诗行板块的变体

我们已能感觉到“儿童诗”在变体中。这一变体的要点是儿童诗为什么还要“分行”？

第一，儿童诗的诗质、诗语及其跳跃和空白的诗化程度并不高，甚至相当稀松，有必要动用“诗行”那样的语言张力形式吗？第二，当诗已演进到当代报刊、杂志和图书的媒介体之时，它“读”的声音功能的确有所下降，而“视觉”或“版面”的功能则在上升，有必要再动用“转行”这种“跳转”的强行指引句式吗？第三，可能就是为“版面”而计，我做过10年编辑，对这种“空白”的“诗歌”版面有点心情复杂，尤其当隔壁小说和童话都排不下之时，却还要特为写下稀松叙事的“诗歌”留出宽裕的版面空间。

直白地说，当代的诗歌遇到颇有尴尬的“分行”问题。而儿童诗还遇到了本身身份的模糊问题，也即是否是“诗”的问题——“儿童诗”的确复杂，其实还混杂有“散文诗”“寓言诗”“童话诗”或竟还有“童话散文诗”等等。尴尬的问题就在这里，原来 “儿童诗”的载体什么都可载，只是将它们“分行”？

“分行”问题，其实正是一个对诗而言重大的“格律”之身世背景问题。这里可以看到，“儿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白话诗的儿童诗，好像特别具有这一问题，它的稀松的诗质、说话的样式（节奏）、如果再加上叙事的内容，则“格律”（包括“分行”体现）尤为显得多余。

我很早在《少年报》初期曾对被批为不伦不类的“散文诗”颇感兴趣，1977年间还曾同后来进入《少年文艺》的诗友东达不时研磨。1982年重进《少年报》以后，则又受到秋生老师的影响，在诗作方面更加地朝向我称为“短章”的形式：每“章”少为百字，多为三五百字；不分诗行，短文成块，但会突现短语和单列句。为何认为它不是散文诗，而称“短章”？其中的一种文体方式就是行文之中时而也可以出现“诗行”。我自认为是变化于有如中国“词”的“长短句”的句式——这类“短章”写多之后，就曾结集为那本不知该归为散文集还是诗歌集，最终还是贴上散文小品模糊标签的《星球的细语》。在这以后，我越来越倾向并主张一种“诗行的解放与重组”，我们的“长短句”仍然体现诗意与诗句，但可分行可不分行，形成美文“短章”，让它在现代不至矫情，而当你在默读它时它就出现了节奏以及某种韵律。

“儿童诗”的世界，一定已在变迁并在变体。各路诗人都在思考求变，反将是对“诗”的维护和加持，让“诗”永而不失。

少年与诗：在“场景”和“仪式”中升起

不止儿童诗，其实“诗”都在当代语境中进行着多种“变体”。电脑屏幕带来的“拉升”的流媒体的句式和字符性，“弹幕”的某种集体语义和张力，短信也在不经意地诗化，等等。

“诗”就像“戏剧”一样，古老而当今失宠。但是，千万别看低这“古老”，因其“古老”而必定深通人性，以其“古老”而暗藏人类密码。就像有人未曾料到戏剧会在今天的“课堂”复生、在一系列根本没“戏”的“场景”复活那样，就因为内含有“人”的“原理”。

少年及诗，在“变体”之外，正还具有“复原”的重生。

在以上对儿童诗全部的议论之中，我暂时搁置了一项其实是极其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歌”“咏”“颂”“乐”的原始而古老又弥新的这一重大部分。它重大到今天的“诗”式微之时，“歌”却带着诗一样的“歌词”大行其道。古老“诗歌”载体的更进一步，即还连同于“舞”，而作为一种群体活动，这“舞”的舞蹈也就是“踏步”“身体律动”，以及往往正构成为一种“仪式”。大家在此看到了我将“诗歌”与“戏剧”重叠的旧好，其实是它们两者各自古老而原为一体。

敢问“诗”的非文学性，事实上“诗”的确原本具有“超文学性”，五四“白话诗”加重了将它归为“文学”以至造成“文本”和“书面”认识的偏颇。显然，“诗”更“艺术”，“诗”更“立体”，如果将“儿童诗”与“场景”对接——它将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