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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绪论
来源:文艺批评(微信公众号) | 王尧  2021年06月16日09:10
关键词:王尧 口述史

口述史(oral history)作为现代学科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座现代口述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此后,口述史在世界迅速发展,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专事口述史工作。口述史因为具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代替的价值及叙述历史的独特方式,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它作为一门学科,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相当成熟,其理论与方法也日渐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1]。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由历史学家借助访问而获得的第一手回忆即口述回忆,通常称为口述史。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着重从个人的经历、感受角度来叙述历史,突出了原始质朴的历史形态。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学会会长、对口述史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指出:“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蒐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2] 他特别对访谈作了明确的界定:“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记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影记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公开展示。”[3]

这些说法大致揭示了口述史的基本特征和操作方式。如果进一步表述,还必须强调:口述史著作是访谈的录音(影)在由“声音”变成“文字”之后的出版物,作为“声音”(或者“抄本”)的口述史资料与作为口述史的出版物(或“著作稿”),这中间还有许多无法省略的重要环节(比如口述者的音调、肢体语言,访谈者对问题的设置等),而每一个环节的处理,都反映了口述史写作者理解和叙述历史的思想与方法。尽管口述史著作通常有访谈者署名,但实际上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合作的结果。

用“过去的声音”来描述“口述史”,显示了英国学者保尔·汤普逊(Payl Thompson)对口述史学科的准确而传神的把握。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10年以后,他在第2版的序言中写道:“自从我写作本书以来,十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那以后开始进行的工作已经导致了某些杰出历史著作的出版。我们已经在我们对于记忆过程的发展性和对于口头资料来源的解释的理解上向前迈进了。” [4]保尔·汤普逊所说的变化,同样也出现在晚近的中国学界。从某种意义说,口述史是我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我国有通过访谈、口述收集历史资料治史的传统,周代即有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孔子曾经自信地认为“口述”并不输于“文献”:“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中国大陆学界兴起于1950年代,1990年代以来则有长足发展。[5]

口述史的兴起显示了口述史叙述历史时的丰富的可能性对史学家的诱惑。印度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对此有精辟的看法。她选择了“口述史”的方式在研究印巴分治历史,我无法评价她的《沉默的另一面》这本书在研究印巴分治历史领域的价值,但她对口述史方式的创造性运用以及她对口述史方式的深刻理解都是令人叹服的。在布塔利亚·乌瓦什看来,“口头讲述尽管存在局限,但它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一个不同的视点。”“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将历史镜头转向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角度,看看这个视角能使我们看到些什么。我在这里不想辩论口头叙述可以取代我们眼中的历史,他们只是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极为重要的视点,我相信这个视点会使历史变得更为丰富。” 布塔利亚·乌瓦什还特别提到:“我只是想问,人们的故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在历史中找到一些之地?历史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6]《沉默的另一面》和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同,布塔利亚·乌瓦什关注的是那些渺小的、经常是很不起眼的人物:普通人、妇女,儿童,贱民。这在方法论上给我很大启发:在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之外是怎样的历史?我曾经去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农场作过一次短暂的考察,“文革”时期文化部所属6000多位知识分子在“向阳湖干校”改天换地。我在一篇文章中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这样的语句形容“向阳湖”的意义。但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房东那里,我听到的回忆和我所读到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并不完全一样。他们记忆的是不同的故事。当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他们的“房东”都筛选了自己的记忆。问题在,我们对“房东”的故事并不敏感,我们通常倾听的是知识分子的声音,我们为什么没有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这就涉及到历史写作的“民主”问题。

循着布塔利亚·乌瓦什的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口述史之于史学的“革命”意义。当代中国的学者,显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革命”对史学的挑战:“什么人能够制造历史,什么人才有权利在社会知识体系中有自己的声音。以往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所有人都在仰慕学者、印刷品、图书馆以及学者宣告给他们的知识,口述显然是对既有知识权利分布的一种挑战,它把边缘的声音传递上来,告诉人们旧有的分布是不合理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挑战。面对文化一元化的趋向,口述史提醒人们,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讲述方式表明不同文化的存在,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社会叙述中,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和权利。”[7]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在研究中都比较重视“以某种方式给渺小的、个人的声音留出空间”,而在一般意义上,由谁来讲述历史就成为一个基本问题。

布塔利亚·乌瓦什的这一询问和保尔·汤普逊的思索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中,保尔·汤普逊从口述史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历史学本质问题的追问是有力的。他提出:口头证据的可靠程度如何?它与现代历史学家更熟悉的文献来源相比情况如何?我们如何选择要去倾听的人——历史学仅仅因为它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才作为社会活动幸存下来——昔日的声音对今日至关重要,但是我们所听到的是谁的声音?这些追问开始触及到口述史的核心问题。正如保尔·汤普逊所揭示的那样,“口述史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就在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展之中。当然,同样可以从保守的立场出发,作出一个使用口述史的讲述案例来保存传统的全部丰富性和价值。”他毫不隐讳地突出了口述史的“政治立场”(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并且恰如其分地表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对证据的选择必然反映着历史在共同体中的作用。这部分来说是个政治问题,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只能独立地达到他们自己的立场。”“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它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从事的。”[8]口述史写作者的“身份”问题也随之出现。保尔·汤普逊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在方法和意义上廓清了我对相关问题的疑惑。为什么说保尔·汤普逊有力地追问了历史学的本质问题?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突出了两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

约翰·托什(John Tosh)认为,支撑口述史实践的是两种非常有吸引力的假设:“第一和最明显的是,个人回忆被视为重建过去的有效手段,他提供了被实际经历的人类生活的可信证据。”因此,此类口述史执行的仍然是专业历史学家规定的“程式”。但许多口述史学家并不满足于于此,“他们将口述史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它将挑战学术精英对历史研究的垄断。不仅要给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留有位置,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上发挥更大作用。”[9]中国一些学者关于知青、妇女生活的口述史等似乎属于后者。

当口述史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时,其实也面临了其他“危险因素”。对此,约翰·托什指出:“口述方法产生的各种问题也许最明显地表现在有专业历史学家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假定口述证据都是代表过去经历的纯精华内容,那是天真的,因为在访问中,每一方都会受另一方的影响。正是历史学家选择了受访者并指定了他感兴趣的领域;即使他或她不问问题、仅仅是倾听,一个外人的存在也会影响受访者回忆和谈论过去的氛围。最终的结果既会受历史学家相对于受访者而言的社会地位影响,也会接受他或她掌握的用来分析过去并能很好第与受访者交流的术语的影响。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们在创造新证据中的作用。”[10]“但当历史学家从现场消失时,困难也远未消除。因为,甚至受访者也不是直接接触过去。不管是多么的准确和生动,他或她的记忆都渗透着随后的经验。”[11]我也注意到,一位口述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不无差异,除了记忆的原因,显然与“随后的经验”有关。“即使假设口述证据是可信的和纯粹有关过去的,但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表述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历史存在不仅仅是个体经历的总和。”但是,“整体”又有何而来?如果避开个体和整体的复杂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口述史是“个体经历”最充分的表述,它将影响我们对“整体”的看法。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对受访者的影响不仅在“现场”,更主要的是他对整个口述史框架的设计。访问谁,谈什么?在由声音转为文字时,删除了什么?这些都值得注意的问题。

约翰·托什指出的这些“危险因素”在口述史中显然是存在的。但似乎也不能夸大,因为在非口述史著作中,尽管表现形式和因素不一,但同样的危险也始终存在。因此,如何克服这些局限或者避免这些危险因素,就成为口述史学家的努力之处。口述史学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口述史著作的基本面貌。

口述史的这些基本理论与方法,对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无疑,在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时,文学口述史和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口述史还有诸多不同,正如唐诺·里齐所言,“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它需要口述史写作者不断开拓新的方法并付诸实践。近几年来,当代作家的访谈录,作为一种文体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访谈者与受访者关系的重新确立,而且也表现在访谈领域的扩大和对作家作品作为“历史”和“对象”的关注。一些人对访谈录的无知和偏见,丝毫影响不了访谈录这一文体的发展。当访谈和访谈文本进一步追问和记录文学史的发生过程时,文学口述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形态就初步呈现出来,并将口述史和访谈录区分开来。文学口述史方式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起学者的关注并进行尝试,也就成为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内容之一。这样一种文学史的写作方法,显然包含了对常见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话语权的质疑,其意义不止于突出亲历性、原生态和保存史料,而是以一种新的方法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并创新文学史写作。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鲜明的“当代性”对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与其他文学史阶段相比,该时期的多数作家、编辑家、批评家仍然健在,是“活”的文学史。这就是保尔·汤普逊所说的“口头资料来源的活人属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12]如何在文学史写作中以新的叙述方式还原新时期文学的“原生态”特征、相对完整地保存文学创作的史料、呈现文学史研究中被遮蔽的部分,从而构成文学史写作的新面貌,是十分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当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学史”时,我们即获得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这使我们有可能激活口述者的记忆,重建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并且。在通常的叙述中,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有这样一个序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这样的叙述正反映了“现代性”历史叙事的典型特征。可以说以时间为序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口述史的方法对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提出了挑战。布塔利亚·乌瓦什曾经提出“时间框架”的“模糊”问题:不同视点的口头讲述,“经常临时性地彼此交织,这使严格的时间框架变得多少有些模糊,而历史正是置于这样的时间框架中的。” [13]当我们以口述史的方式努力返回文学话语的实践场所时,口述者相同的和不同的讲述都表明,文学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一些研究者无疑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复杂的关系。从时间上来讲,“寻根文学”所强调的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识与审美意识,“先锋文学”所重视的形式探索,都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14]因此在强调时间性的同时,不仅要除去“线性”的叙述,更不能忽略文学史的空间性,需要在由时空构成的场所中,尽可能叙述和记录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在这样一个大的空间中,不同的文学话语之间,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其他话语之间的纠缠与冲突变得特别的复杂,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有了鲜明的“当代性”。[15]在不同主体的叙述中,在对同一对象的相同叙述和不同叙述中,我们也会发现这种复杂性,会发现同一性之外的差异性,并且需要追问差异性背后的元素。

我们在前面提到,口述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有谁来讲述历史。这在文学口述史中,首先表现为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关系的改变。在通常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作家是作为被书写者写进历史的,文学史家与作家是一种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这一关系确定了文学史是有学者这样的书写者来讲述和建构的,当文学史写作成为现代学术与教育制度下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时,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包含了话语等级。当我将口述史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加以实践时,我试图打破“重建”与“民主”之间的壁垒。 “学术精英”的“垄断”还表现在文学史写作者支配了历史叙事,因而只有一种“声音”。当文学史写作者以口述回忆的在场者而非叙述者的身份出现,作家成为直接的讲述者时,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完全被打破了。这一颠覆性的结果突出了文学史写作的“民主意识”,进而改变了文学史写作者在历史叙述中的位置。这一新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对话关系,如何阐释作家作品显然已经不是文学史书写作者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权利,尽管受访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访问者也即口述史著作撰写者提问的影响,但口述者如何讲述和怎样讲述则是无法控制的。在这样的“对话”关系中,口述史写作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者)是历史叙述的记录者和考察者,而把作家或其他口述者的讲述仅仅视为资料的观点,显然是局限和狭隘的。——这是今天一些文学史家对口述史的不适应之处。

这样一种关系并未使口述史写作者变得轻松,相反,其“处境”更加为艰难。因为,当讲述历史的方式发生变化时,口述史写作者必须重建他(她)的知识体系和文学史观,并且需要改变过去习以为常的做法。在访问时,他(她)如何询问“历史”?在将“声音”变成“文字”时,他(她)如何勘察“声音”中的“历史”?在面对口头资料时,他(她)如何处理口述与文献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在考验“记录者”的史家品格。因此,在文学口述史的写作中,我觉得分析性、辨析性的注释以及文献的征引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文献”是凝固的,“口述”则是流动的。在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时,面临着当代文学的历史文献问题。以“文革文学”研究为例,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叙述是十分薄弱的。关于“文革文学”的历史文献大约两类类文本:一种是文革时期的文本,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我觉得民间这一块重视得还不够,今天我们看到的民间的这部分是很多以“大字报”、“上书”的形式发表的,有些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的,像遇罗克的文章;公开的就是像中央的文献、报纸上的社论、公开的出版物。第二种是关于“文革”的回忆,这些回忆,一部分成为“文献”,一部分成为“口述”,我觉得这些回忆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史料,而是它告诉我们一些“文革”的亲历者,在“文革”之后是如何重新解读“文革”的,许多当事人在今天的语境下,对当时的记忆、解释已经做了许多的修正。因此,在研究时,要参照这两种文献,辨析“文献”与“口述”的异同。文献作为一种文本是真实的存在,文献记载的内容却有真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是有启发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16]尽管在保尔·汤普逊看来,文献方法的理想时刻已经过去,文学学派也面临着它基础的动摇;但是,“口述”资料同样有其自身的问题。流动的口述有不在重复的特点,但讲述者在口述时,显然有记忆与遗忘的问题,而记忆与遗忘的背后不仅有个人生活经验的烙印,也有社会变迁的痕迹。为什么讲述这些,讲述为什么会有误(有意或无意),在不同的场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讲述,在讲述同一事件时亲历者们为什么存在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传统的文学史书写者未曾遭遇的,或者即使遭遇但也未成为主要问题。有一些环节,作为记录者甚至难有完美的处理方式。当“口述史”由“声音”变成“文字”时,我和布塔利亚·乌瓦什的感觉一样,这当中已经丢失了许多东西:“如特殊的语气变化,在某些观点和语句,甚至感觉上的迟疑不决,吞吞吐吐,还有身体语言——它经常表达了与话语所讲述的不同的故事,以及采访者对采访内容的有意识的‘塑造’,采访者面对被采访者时,通常是处于支配地位的。”[17]这些“丢失”的部分,虽然可以通过注释加以描述,但是,除此而外,考虑到语境和人事的原因,有些内容也不得不删除,这是我在整理口述史时时常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方。

当我们确立了讲述者和记录者这样的新型关系后,口述史著作所建构的历史也就了两种“声音”和两种“文本”。相对于后者而言,前者的“声音”是“多声部”的,也就是说,口述史的讲述者并非只是作家这一角色。无疑,“个人回忆”是重建过去的有效手段,但选择什么的样“个人”则关乎“民主的选择”。在我看来,文学口述史在重视作家讲述的同时,还必须把批评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等视文学生产过程的要素。在一般的文学史写作中,我们通常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但口述史写作的独特方式,促使写作者还要注意倾听相对于作家作品这一“中心”之外的“边缘”的声音。如果说口述史拓宽了文学史的边界的话,那么,对文学生产过程的重视则是具体的表现。这是我在做文学口述史时特别用心之处。我们现在对文学史的理解通常就是作家作品史,这样的文本中心主义鼓励了文学史研究者解读的欲望,甚至有过度解度的倾向;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以文本中心的模式打破以后,文学史叙述的便是整个文学话语建构的空间化过程。我想强调的是,打破文学史当中的文本中心主义,不是消解文本,而是注重生产过程。事实上,《“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仍然把文本作为中心话题之一。就到目前为止的“当代文学”而言,它只是整个文学史里的一瞬间,重视生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选择什么是“经典”更次要些。当我们在选择或者确立“经典”时,不能不注意到文学生产过程中与作品相关的其他元素。编辑、出版与批评的过程,在文学生产过程中有不不可忽视的意义。编辑、出版家、批评家、文学活动家以及文学制度中的领导者等,他们的“声音”将文本背后的其他因素凸显出来,而这些因素在文学史著作中通常是被删除被遮蔽的,或者是从未注意到的。对这些过程和相关意义的发现、揭示与呈现是文学口述史的重要部分。以新时期时期文学为例,一些重要作品的产生与文学编辑有密切的关系,而批评家和编辑对文学思潮的引领更是不言而喻。[18]

我选择“新时期”作为文学口述史的范围,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学具有“讲述性”,也就是说,多数的亲历者健在,而仍然是当下文学的主体。具备这个条件,才可能开展口述史工作。考虑到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化”问题,我把时间范围又基本集中在80、90年代,个别讲述涉及到新世纪最初的几年。《“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基本结构是讲述和注释。我采用了多重讲述的形式,也就是说,有多个讲述主体。作家当然是最主要的,但编辑家、出版家、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也是重要的讲述者。多重讲述不仅互证,而且尽可能呈现文学史发生的复杂性。我尽可能地对一些内容加了注释,但不是很充分。这样的结构和方式,包含了我自己对口述史学的理解以及我试图重新论述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它的创造性、个人特点和局限并存。

现在看来,口述史是一个综合性的文体。讲述者的身份是多样的,因此,在文学史口述史中有多种声音,是一种“民主式”的文学史。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集中”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主要反映在怎样处理“我”和讲述者的关系上。口述史是以讲述为中心的,但“我”的作用不能排除。“我”在口述史中是访问者、记录者、书写者和研究者这样的身份。设置什么样的口述史框架、询问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处理讲述者的言说等等,都受访问者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或者文学批评者,当我以访问者身份出现时,无疑带着自己的文学史观和对这段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这样的“前理解”影响了访问的内容,也影响了对口述回忆的整理。如前所说,当我们确立了讲述者和记录者这样的新型关系后,口述史著作所建构的历史也就了两种“声音”(记录者的声音是隐蔽的)。

口述回忆作为保留史料的一种方式,将改变既往往以“文字文献”为主的格局。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通常被认为不太重视史料、而比较重视论述,这一状况现在已有很大改观。一个学科的成熟是与史料的保存、整理、运用有关的。做文学批评的或许可以把精力放在文本的解读上,但治文学史,则不能不重视史料问题。“新时期文学”也可以看作是活的文学,但正在被“历史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习惯于“文字文献”而不适应“口头证据”。。口述史突出多种声音,又是亲历者的讲述,因此,在不同的讲述中有很多细节、事件和过程的呈现,从而作为“口头证据”得以保存并以叙事的方式改变文学史著作的面貌。从长远角度来讲,今天所留的“口头证据”这种史料对未来的研究而言其价值可能远远大于我们今天的观点、判断。如果现在没有做口述工作,大量关于文学内部、外部的一些内容会消失掉。口述史实对当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学术参照系。讲述或者口述回忆给文学史写作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文学史叙事性的增强。现在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史论性的,重点研究的是文本、思潮,或者是文学制度的论述,自然也就缺少叙事性的成分,很少有80年代中期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那样的叙事性的文学史著作。

尽管我对每一部分内容加了非常简约的概述性文字,但这和我们习惯的文学史著作中的论述不同。为了便于读者更多地理解口述的这段历史,我把自己讨论80、90年代文学的两篇论文附录于后。对于文学史写作而言,口述史写作的实践还在初始阶段,它能否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历史的定义和界限显然有一长期的过程,但这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学术兴趣与期待。

 

注释

[1]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的美国学者唐德刚曾谈到“口述历史”与文学关系的,但唐氏侧重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及史以文传,突出说明的是“历史中还有文学的一部分”,“口述历史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他虽然未涉及口述史的方法与文学史书写的关系,但他强调了口述史的“文学性”。参见《文学与口述历史》,《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9年10月第1版,第9页。

[2]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Doing Oral History),王芝芝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3月出版,第34页。

[3]近几年来我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也开始注意收集口述资料。随着网络的发达,一些研究者在访谈时,除了录音、录像外,也偶尔采用e-mail方式。

[4]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第1版,第4页。

[5]这方面的成绩在当代政治史领域也很明显,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对女性的研究也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新时期以来大陆学界对口述史的研究有一定成果,北京大学出版了“口述自传丛书”,一些高校还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不少学者呼吁应当在课题规划、经费拨发、杂志创办、学会组织等方面加强口述史工作。中国台湾史学界长期重视口述史研究,出版《口述历史丛书》数十种。香港博物馆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史工作。在文学研究领域,香港岭南大学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当代作家口述历史计划》。

[6]布塔利亚·乌瓦什《沉默的另一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9页。

[7]定宜庄、徐新建等《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口述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第50页。

[8]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第1版,第2页。

[9]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第268页。

[10]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第269页。

[11]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第269页。

[12]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第1版,第182页。

[13]布塔利亚·乌瓦什《沉默的另一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14]参见拙作《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15]保尔·汤普逊指出:“在历史阐释的发展过程中,能够把各个彼此孤立的生活领域联系起来的能力是口述史天生的力量。”《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第1版,第316页。

[16]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北京),1996年6月第1版,第6页。

[17]布塔利亚·乌瓦什《沉默的另一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0页。

[18]参见拙作《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