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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俗地》:无法告别的年代
来源:文学报 | 刘小波  2021年06月12日09:13

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长篇新作《流俗地》近期推出简中版。十年前,黎紫书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聚焦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现实,十年之后,《流俗地》出版,虽然在写作上技法归于平淡,但是主题上依旧有所延续,回望历史,告别过去。不过,如同上一部长篇一样,到最后却发现,过去是无法真正告别的。

《流俗地》告别了炫技式的书写,与上一部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作品用平和的笔法写一群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微缩在一个叫做“楼外楼”的居民楼里。除了华人,也涉及其他族裔的人群。小说流水账一般记录下了马来西亚小城的生活点滴。《流俗地》娓娓述说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马来西亚社会的命运,以作家特有的温情关注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女性群体。小说主要聚焦在女性命运上面,不过与最近流行的女性写作又有所不同。既有生活的艰辛和磨难的描摹,也有蓬勃向上的坚韧,笔下更是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柔情。

小说似乎没有完整的故事,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用人物串起一个又一个的生活情节。开篇是一个被讹传已死之人辗转归乡,而这一发现是在出租车公司做接线员的盲人女孩银霞通过电话声音听出来的。银霞虽然有着先天的残疾,但是对声音极为敏感,也就对周边的世界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对自己的劣势很清楚,一直在努力使自己与正常人的差异减小,通过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

王德威评价《流俗地》是“盲女古银霞的奇遇”,小说的确围绕银霞展开,但又不仅仅局限在她一人身上。比如小说还写了银霞的发小印度男子的故事,他们一起度过童年,读书做律师,于三十六岁遭人暗杀;还有爽朗的马票嫂的命运,年轻时离开软弱丈夫、改嫁黑道中人,苦尽甘来后却终结于失智症……这些都是受苦受难之人。《流俗地》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将各个角色串联起来,无一例外,这些人都是在小城市残喘生活的一份子。如同《告别的年代》一样,《流俗地》也是“女性史诗”,围绕着银霞,一群人被牵扯出来。小说具有十分复杂的情绪,比如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表达,小说不断写到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盲女银霞是传统的出租车公司的话务员,在现代技术下,网络约车技术已经全面覆盖,她必将失业,等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写法,始终离不开作家独特的身份。作品中始终无法隐去的历史事件以及大选等等,都是其独特的身份所拥有的体验。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作家的身份以及作品中所表达的族群身份问题。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始终笼罩在作家的头顶,并投射到文字中去。长久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作为马来西亚的少数族裔,身份认同危机和文化归属焦虑使他们具有一种身份不确定性的流散者思维,作家们或通过叩问式的书写方式来言说自我,或通过刻意回避的方式来淡化自我,或通过无根书写来表达自我身份的缺失,或叙写自己作为女性身份的双重焦虑,但无论采取怎样的书写方式,他们关于自我的言说,都是身处边缘的流散华人最为真实的生活写照,亦是其摆脱焦虑、建构身份的艰难抉择,更是其言说身份的焦虑表达,更何况不断地质问自己到底是谁,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焦虑的表征。

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便将自己的小说置于“最底层”“最靠墙”的位置,采取一种边缘的认同。黎紫书面临双重身份。第一重是女性,第二重是海外华人。对她而言,这样的自我寻找,是通过写作来实现的,而写作“只能从内在不断地挖掘自己”“就像睁着眼睛解剖自己,在清醒和痛楚之中发掘许多自己的秘密……至此,我确知了自己像老鼠一样的个性,总要在阴暗和潮湿之中才能得到存在的自觉”。可见,黎紫书近乎暴力式的寻找方式,倘若无果,所产生的焦虑将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寻找循环中持续,没有尽头。

黎紫书身份的错位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对身份主题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强调。她在面对母体文化和流散之地的文化之时,有异化与错位的体验,这种无根的漂泊体验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身份焦虑与找寻、身份认同与重塑的主题。近年来一批马来西亚华文“新生代”作家们耕耘于这片沃土,并取得不俗成绩。但马来西亚的作家们始终绕不开“流散者”这一特殊身份,作品中身份主题由此凸显。于是,写作,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身份的彰显,一种自我的找寻。只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小语种或者说少数族裔的写作,是该保持自己的本真,还是不得不融入一体化的浪潮中去?如同《流俗地》中传统出租车行业一天天衰败下去隐喻的一样,他们传统的写作还有未来可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