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近年我国出版业一个有趣的现象谈起。

2017年，如果你稍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中国的老舍和美国的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在这一时间成了国内众多出版社竞相推出其代表作的两位热点作家，他们一些代表作的中文版本数量在这一年激增。中美两位文学大师如此殊途同归，其缘由无非就是因为从这一年起，他们的著作权开始进入了公版期。

其实又何止是老舍和海明威成为一众出版单位抢手之热点？环顾一下我们的文学图书市场，本土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哪一种没有数百个重复版本？而域外20世纪前包括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大师的经典名篇，哪一种不同样也都有三五十乃至近百个以上的版本？这个现象往好里说，自然可以归结于我们某些出版商的眼神好，识货！换个角度看呢？如此一哄而上的背后恰暴露出了我们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原创力的严重匮乏和原创性的极端不足，况且在许多重复版本中，质量平庸低劣者也并不在少数。这一切无疑已成为影响我们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严重障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已明确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等一系列发展目标。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创作和产业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不断增强优质作品的有效供给能力，提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为满足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内容为王”是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的铁律，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优质原创产品做支撑，没有大量具有创新精神的从业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创造，则无异于灵魂的缺失。近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在创作与出版方面成绩显著、名家频出、佳作纷呈，但问题也不少，一个突出的重要表现就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具体点说，就是一些作品过于偏向琐碎的日常经验和一己之内心，而展示时代主潮与人民心声、体现家国情怀、黄钟大吕的优质原创作品则相对较少，我们近现代以降诸如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本都应该出现与之相匹配、可以传之后世的扛鼎之作，但遗憾的是，这些依然还处于期待的过程之中。因此，抓优质原创，理应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永恒的主题。

所谓“原创”，本质上就是对既定参照物的一种怀疑与否定。它既不是对某种既定形态的提升与修补，也不是对已有存在的一种注释与重复；原创是一种蜕变，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原创在尊重传统、质疑传统的同时，更在于创造新的传统；原创来自创造者自身的综合能力，虽不排他但又必然在自己的作品中烙出一个鲜明的新“我”。

“原创”者，重在一个“原”字，这个“原”区别于一般的创新。它强调的是初始性，即一切来自本源、根本、大地和生命；这个“原”具有不可复制性和排他性，它是新鲜的、独特的，又是抗平庸、反陈旧和拒重复的；这个“原”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新把握，一种新生命形式的艺术显现。

就整体而言，文学创作首先是一种个体性极强的精神劳动，优质文学原创作品的产生，首先当然需要广大写作者——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传统的还是网络的、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创造性的精神劳作，但文学出版业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前期的联手还是后期的制作推广——同样不可或缺。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与出版的良性互动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一道靓丽的轨迹，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界最好的时期也是出版业最好的时期，反之亦然。文学创作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也需要反顾自身；出版不仅是传承，同样也是一种创造。如何再造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良性互动的灿烂景观就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优质的原创文学因其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审美经验独具个性的观察、表达和书写而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而这种文化原创力的强健与否恰是构成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从诗经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文学，表现了所处时代独特的文化原创力。今日之中国已然进入了我们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无法想象与难以企及的繁荣与强盛之新时代，大题材、好故事，丰艺术、强传播，是我们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需要也有条件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优质原创文学，在现有文学高原的基础上隆起一个优质原创文学的新高峰。时代抵达的高度，思想和文学应该努力攀登，而思想和文学抵达的地方，出版就没有任何落伍与掉队的理由。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时间最早、文学出版规模最大、文学品类最齐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70周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纪念该社建社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感慨：“最近，我看到一张照片，是42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中长篇小说部分作者座谈会的合影。那是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我想，这张照片不仅有历史价值，它还体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70年一以贯之的精神，那是开风气之先的使命感，是引领潮流的自信和勇气，是鼓励创造与探索的胸襟，是与广大作家紧紧连在一起的热情与温暖”。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为自己的70周岁生日庆生之际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学名著诞生地》的图书，该书收录了90余位作家、评论家、学者、翻译家与编辑家回忆他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交往的种种经历。我之所以引述这样两段事实无非是想说明：尽管文学出版处于整个文学产业链的后端，但在促进与推动优质原创文学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动的等候者与二传手。在一定意义上，它既能够参与和协同作家的创作过程，也可以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原创文学作品的品质，放大其影响力与传播力，最终实现原创者与出版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最佳效果。

如此论断绝非妄言。铁凝在谈到人文社召开的那次中长篇小说部分作者座谈会时，特意强调了“那是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什么意思呢？要知道，那还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点，当时一些与会作家身上背负的种种“莫须有”枷锁此时尚未卸下，而这次会议的邀请于他们而言无异于就是一次精神上的昭雪。至于冯雪峰之于《保卫延安》、龙世辉之于《林海雪原》、王维玲之于《红岩》……这些编辑给作家提出恳切意见提升作品质量的故事更是可以续写许多。

优质原创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恰犹如科技创新一样，需要时间与精力的大投入，如果将这些量化为经济计量也同样是一次大投入。但这种投入无疑是值得的。它一方面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精品，同时也是在为文化企业提供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且降低了在复制、生产、传播和衍生开发等后续价值延伸增值过程中的成本，这种产业链越长，优质原创文学作品无形价值的开发和利用就越充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就越强。

尽管理论上如此，但由于当下种种复杂的因素，一些优质原创力在一定时间内未必完全能够释放出它本该产生的强大文化影响力及经济效益等现象也并不鲜见。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优质原创文学的产生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美成在久。相关部门特别是管理部门，一定要保有足够的耐心，摒弃那种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与业绩观，充分尊重艺术生产规律。坚持以强原创为基石。一方面，在各种资源配置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都应旗帜鲜明地围绕着原创力坚持党和国家的标准与尺度，大力扶持、表彰和奖掖原创，尤其是现实题材的文学原创，在全社会倡导与培养尊重原创、呵护原创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管等多种手段，抑制低端重复出版现象，比如明确规定中外文学名著单位的专业出版资质与门槛，对校勘者、译者和责任编辑等相关人员的相关资质与能力进行基本审核等。

无论如何，强原创都应该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