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着眼于小说的形式层面的话，那我们对唐颖《个人主义的孤岛》的分析，恐怕只能从作品的尾声部分开始。与几乎到处都是细节的小说主体部分相比较，尾声部分带有明显不过的抽象概括意味。在小说的主体部分，作家以很大的篇幅讲述的故事的时间跨度不过是一年，到了尾声中，虽然只是寥寥数页，但故事的时间跨度却长达三十年之久，从女主人公明玉的三十岁，一下子就跨越到了她的六十岁，也就是公元一九六〇年。三十年的时间里，有这么几个节点，显得相对更为重要。一个是一九三三年，这一年，为逃避即将到来的遍地战火，通过格林先生的人脉，明玉得以携带两个孩子前往美国的旧金山落脚。一个是抗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底，明玉曾经短暂地回过一次朝思暮想的上海。这一次，她见到的格林先生，已经因为身体的原因而被迫坐上了轮椅。尽管格林先生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离开上海，“可对于明玉，是否回到上海生活，却很难做出决定。”再一个，是一九五〇年，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这一年，“海格路的公寓房子已被收为国有”。还有一个，就是明玉六十岁的一九六〇年。这个时候的明玉，一方面研究日本的历史，一方面不断地回望自己曾经的生命历程，到最后，“明玉用英语写了一本书，放下笔的那一天，她六十岁。”六十岁的明玉用英语完成的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作家在文本中并未明示，在我看来，饱经生命与情感沧桑的明玉，以一种可谓是百感交集的方式最终完成的，就是这一部《个人主义的孤岛》的书稿。是作家唐颖，在伪托小说中的人物明玉，书写完成与明玉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的一部书稿。毋庸置疑的是，借助于这种方式，小说本身的真实性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与尾声部分伪托明玉完成书稿紧密相关，到了正文中，身为主人公的明玉，进一步地成为视角性人物，也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虽然并没有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径自登场，但在我的理解中，唐颖这部长篇小说的最终成功，与明玉这样一位视角性人物的设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部长篇小说，会因为叙述者或视角性人物的不同，而呈现出判然有别的不同面貌。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伤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伤逝》所采用的，就是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现身的叙述者涓生，同时也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正因为如此，小说的副标题才会为“涓生的手记”。在涓生看来，自己和子君之间情感悲剧的最终酿成，其主要责任应该由子君来承担。然而，假如换一个人物，比如子君，来承担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角色，整个文本的面貌将会如何？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到，这肯定会是一个与现有文本大相径庭的全新文本。

唐颖的《个人主义的孤岛》同样如此，如果把小说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形象，比如明玉的丈夫赵鸿庆，或者情人宋家祥，或者情同姐妹的金玉，或者那位英国人格林先生设定为视角性人物，那我们所看到的文本样貌肯定会大为不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角度”的重要，其具体的落脚点正在于此。从根本上说，只有把明玉这样一位人生经历坎坷曲折的现代女性设定为视角性人物，作家唐颖才能够相对圆满地完成其对男性和女性，以及日常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别一种重审和观照。比如，站立在女性立场上的男权批判。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明玉和丈夫赵鸿庆的关系上。明玉十岁那年父亲去世，十一岁时，便被迫和她的弟弟一起随母改嫁给一位打鱼为生的鳏夫。明玉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为了免受继父糟害，只能匆忙逃离了家。幸运的一点是，从故乡苏州而被迫流落到上海去的明玉，不仅被一个戏班子收留，而且还因此结识了作为台柱子的金玉。在和金玉成为好姐妹的同时，明玉的演艺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唱堂会的过程中，明玉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因为她“幸”或“不幸”地遇到了一个名叫赵鸿庆的男人：“赵鸿庆是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他们当时为躲避袁世凯迫害暂居日本。堂会相遇那次，是赵鸿庆回上海参加一个会议，那天是去饭馆和同仁商讨会议议题，便遇上金玉和明玉搭档唱折子戏。”或许真的是前世有缘，赵鸿庆一见明玉，就喜欢上了她。这样一来，在付给班主一笔钱之后，赵鸿庆不仅把明玉赎了出来，而且还把她带回了日本。尽管说赵鸿庆在日本看似体面地通过一条结婚告示和一场酒席使得明玉变成了“赵太太”，但明玉很快就搞明白，因为赵鸿庆在老家湖州还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太太，所以，她的真实身份，其实只是一个姨太太。他们夫妻俩之间的性别战争，就最早发生在居留日本期间。

虽然明玉幼时曾经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私塾教育，但这却远远配不上她的革命家丈夫。一方面出于丈夫的要求，另一方面更出于自己的内心要求，明玉便开始进入学校接受各种新式教育。正是在外出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明玉不仅大开眼界，对外部世界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更是结识了她生命中一位重要的男性李桑农。李桑农属于日本校园中激进的中国留学生，在校园演讲时滔滔不绝，有着突出的人格魅力。“这是她的人生中，第一个与她平等相处的朋友。并非他的那些革命大道理，而是他对她的尊重唤醒了她自身的人权意识。”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李桑农感兴趣的，是那些革命大道理，而明玉真正的兴趣所在，却是李桑农对自己的尊重。也因此，李桑农成为了明玉青年时代一个不可忽缺的重要存在：“假如说她的青年时代有什么值得回忆的片段，便是与他的相处。然而丈夫的一声断喝，戛然止之。她的新女性角色，只是在校园、在他目光里存在片刻。”丈夫的这一声断喝所为何来？原来，一九一九年巴黎和谈失败，急着要回国的赵鸿庆，匆忙间去校园找明玉通知她，没想到却看到了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她正在和李桑农交谈，他们脸上充满激情，眼神热烈，让他脸色大变。”这样一来，也才有了赵鸿庆的那一声断喝。“他把她带回家，刚进家门，便朝她连扇几大耳光，破口大骂。”面对这种情况，已经有了自我尊严意识的明玉，一时陷入到了矛盾纠结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李桑农之间不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且，“年轻的身体彼此吸引”。但在另一方面，丈夫的怀疑却也谈不上什么道理：“她并没有其他想法，假如身体的能量不由自主流淌，她的理性仍然会坚守对丈夫的忠贞。”从根本上说，正是来自于丈夫的耳光促使明玉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在赵鸿庆心目中真正的地位。

因为这个时候的明玉，已经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新式教育，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意识，所以，在和丈夫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她曾经一度起念，试图摆脱这个家庭暴君。如果不是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有了身孕，那自我意识已经明显有所觉醒的明玉，或许有可能选择离开赵鸿庆这个家庭暴君式的丈夫。明玉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在丈夫赵鸿庆身边。面对着身边这位有着强烈控制欲的男人，以及那位多少带有一点虚无缥缈色彩的李桑农，明玉“很容易就分清了生活和幻想。思念一下有李桑农的校园生活不影响现实，她可以心无旁骛扮演妻子和母亲角色。每天让自己怀着感恩而不是无奈，这是她给自己的道德底线”。尽管在接受一定程度的新式教育后，明玉的女性独立意识已经有了极明显的提升，但一方面由于内心里的母爱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更迫于人生现实羁绊，明玉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赵鸿庆的身边。从根本上说，丈夫去世后的明玉，之所以要千方百计地设法在上海的环龙路与拉都路朝东转角处创办一个饭店，在解决起码生计问题的同时，更是为了尽可能地维持一位现代女性某种相对独立的生存方式。饭店的创办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她对女儿朵朵的悉心培养。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细节就是，因为担心自己因罹患肺结核而弃世的明玉，曾经写下过一个很长的备忘录：“关于朵朵作为女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可能遇上的疾病和麻烦，一一罗列。她要丈夫发誓，朵朵十六岁以后，把她送去日本读书。那时，日本仍然是她向往的国度。”明玉之所以会特别牵心于女儿朵朵的培养，以及她未来的人生道路，与她自己曾经的带有明显屈辱色彩的苦难经历紧密相关，明玉不愿意让朵朵重蹈自己的覆辙。借助于这一点，唐颖强有力揭示出的，是明玉这一现代女性形象的某种精神分析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