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敌后武工队》的启示
百年来，中国文学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繁荣发展，涌现了许多讴歌党和人民的伟大壮举与光辉事迹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虽然诞生在不同的时期，但都始终植根于历史上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传统与改革实践，更葆有对党和人民的深切热爱。这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涌现的一大批红色经典，堪称最直接最生动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走向胜利的伟大事迹。作家冯志在1958年定稿完成并出版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敌后武工队》再现了冀中地区武工队的抗日英雄传奇，重点突出了小队长魏强带领刘太生、贾正等人在敌占区抗击日伪人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英勇事迹。小说问世以来，凭借着通俗易懂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获得了批评家和无数读者的赞誉。在我看来，《敌后武工队》虽然借助了传统通俗小说的某些元素，但其表现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而是讲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故事。这种“现代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始终有着现代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
《敌后武工队》的开篇即交代了小说的时代背景。1942年5月1日，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敌军残酷的“五一大扫荡”。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主力部队不得不暂时离开冀中，朝着山区转移。虽然冀中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但人们战胜敌人的信心依然高涨，“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魏强和贾正这两个在冀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大：“一切都是暂时的，要把它变过来！”“有咱们的党，有我们的军队，有冀中的人民，咱们一定叫它变！”所以，当魏强听到分区党委决定派自己到武工队担任小队长时，他的内心既高兴又胆怯：高兴的是，党对自己如此信任，让自己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觉得万分光荣，但又担心自己完不成党给予的光荣任务。但是，“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个担忧很快就消失了，魏强毅然投身到武工队的抗日斗争中，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打击敌人。
小说借助参谋长的指令传达了敌后武工队的主要性质：“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现在要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去开辟敌占区。”敌后武工队远离根据地，环境恶劣，任务艰巨，不仅要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各种扫荡，还肩负着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对敌伪展开政治攻势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敌后武工队的成员要接受军队和党的双重领导，不仅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要能贯彻宣传党的政策文件，尽可能地动员广大群众支援抗战。
因此，敌后武工队既要在组织和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也要与人民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切实为群众的利益着想，真正依靠人民群众来消灭敌人。事实上，敌后武工队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基础好的地区，武工队隐避在群众家中，随时寻找敌人的漏洞，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与此同时，抗日群众自发为武工队成员站岗放哨，时刻掩护武工队员的身份不致暴露。这种良好的军民关系，归根结底源于武工队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方针，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尽最大可能保障战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安危。这也就解释了我们的武工队为何会得到广大抗日民众发自内心的爱戴。
二
正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武工队的工作才会开展得游刃有余。由于敌我力量的差距过于悬殊，武工队的斗争往往采取迂回渐进的方式开展。比如，巧妙利用敌伪矛盾，并制造新的矛盾，从内部瓦解敌人。因此，当魏强、刘文彬听说铁杆汉奸刘魁胜和南关车站副段长万士顺为妓女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事情之后，就利用这个矛盾，带领武工队化装成夜袭队，机智勇敢地闯入保定南关火车站，打死了万士顺和守卫的日本兵，挑起了日本宪兵队副队长坂本少佐对刘魁胜的极度不满，坂本最终带领部下连夜围攻夜袭队。这出让敌人自相残杀的好戏，正是利用了敌伪内部人员之间的矛盾，不仅真正打击了敌人，还挫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其对武工队更加惧怕。
在对待抗日中持不同态度的人群，武工队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武工队全心全意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危，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凶残的敌人和特务汉奸面前，武工队则是毫不留情地惩戒打击；而对于那些可以争取的力量，武工队则是尽可能地发展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把他们也吸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比如，在小说中，在落实党的土地政策时，武工队对待范村的地主周敬之，并没有一味地采取镇压的办法，而是通过反复劝说的方式，促使他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再有，即便是对待已经加入敌军夜袭队的梁邦，也因为他不至罪大恶极，而劝说他弃暗投明。
这种对待敌我态度鲜明的工作作风，使得武工队成为真正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力量，打击敌人的革命武装。武工队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也反过来使得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当敌占区的群众苦于日军对百姓的残酷统治，他们热烈盼望的就是武工队的到来，甚至还出现了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武工队员的壮举。这是因为，只有武工队才能让他们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因此，当武工队最终消灭了祸国殃民的敌伪人员，群众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打死侯扒皮，摆酒吃顿席；打死刘魁胜，家家把酒敬；打死老松田，重新过大年。”
所以，《敌后武工队》所着力刻画的主人公魏强并不是杨子荣式的勇闯敌营的孤胆英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带领整个小队取得胜利的人民英雄。整个敌后武工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战争年代，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所做出的伟大创举。它既不同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游击队，更不同于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而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真正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对敌伪展开政治攻势的先锋利刃。总之，以敌后武工队为代表的抗日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也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军队。用冯志自己的话说，他将《敌后武工队》“献给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贞的人民！”
三
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敌后武工队，不仅有着真实的历史基础，而且在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不断蚕食扫荡着抗日根据地，为扭转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各地组织武装宣传队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1942年1月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武装工作队的决定，明确了武工队的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方式。同年8月，由40余名武工队员组成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正式成立。担任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的，正是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冯志。
冯志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静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七七事变后，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政治部。1942年，他闻讯分区成立了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就积极报名参加，随后被任命为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从此，他积极组织并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带领队员们拔炮楼、杀鬼子、惩恶霸、除汉奸，运用各种机动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亲身经历促使他想要写作《敌后武工队》，“我所以要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三个月后，他就想把武工队的斗争生活写下来，但由于当时的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写作的念头只得暂时放下，但“写它的意愿并没有打消”，直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便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冯志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在党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现在总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把它写出来了。”
1958年，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受到广大读者持续而热烈的欢迎，小说不仅多次再版，还先后被改编为评书、话剧、连环画、京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丰富多样的艺术类型，使其以更为通俗化的方式得到传播，同时印证了作品所具有的长久魅力。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敌后武工队》的改编史呼应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症候与文化想象，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但始终不变的是作为经典本身的革命底色和持久的文化感召力。
如今看来，《敌后武工队》经久不衰的原因，不仅在于故事本身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永不言败的革命信念。《敌后武工队》不仅再现了抗战时期冀中武工队对敌作战的智勇双全，也更加突出斗争中所坚守的必胜信念：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正是来自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群众虽然在苦难中过活，抗战必胜的信念确实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党的领导，有胜利信心十足的群众支持，环境即使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搞出个名堂来。”也就是说，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军队就会战无不胜。这个看似朴素但颠扑不破的道理，不仅是党领导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伟大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