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电影讨论：何为爱情
《朗读者》电影剧照
什么是爱情？爱情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关系？是因为一种感觉而建构一种关系，还是因为一个关系产生了一种感觉？爱情是对方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想象？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吗？还是它只存在于一个人自己的心中？
如今，爱情已经被诸多学科分野，文学在写作爱情，电影在表现爱情，社会学在探索更多人的爱情，而神经学科、心理学在使用更加数据化、结构化的方式来研究爱情在身体之中的机制。当我们去讨论爱情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思索的是，在我们当代，爱情已经成为了什么？
这学期我们在北外开设了一门很好玩的课程，叫《爱之艺术》，其中一个部分是讨论电影，作为一种影像化的再现艺术，与文学、戏剧相比，电影对于爱的表达与人们的日常视觉经验更紧密地融合，对它的理解也更富于多义性。在某种程度上，电影研究、尤其是对于影像中“爱情的发生”或“爱情的表达”这一视觉现象的研究也是我们如今所谈到的大影像研究的一种，但电影的表达更富有叙事性、诗意，用人与人之间的、外在的形式来描述这一存在；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当代炙手可热的影像学科——认知神经学则恰恰与电影相反，它关注的、研究的对象是爱情所基于的物质性对象——将大脑的不同活动片区通过热成像或同位素成像的方式（FMRI），观察其在爱情中各种情绪、情感的活跃区域，以及导致这些非正常活动的神经运动规律或激素作用。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在数字技术逐渐走向成熟之后，与生物技术、医学和影像技术相融合的重要领域。例如荷兰一个团队曾通过成像技术发现：当看爱人的照片时，人的脑岛中部、前扣带皮层、双侧尾状核和壳核被激活，右侧前额叶、双侧顶叶和颞中回、后扣带皮层、杏仁核激活受抑制，这些脑区富含多巴胺，且通常认为是奖赏系统的核心脑区。另一个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团队，则通过对大脑影像的研究发现人失恋时被激活的不仅有与负性情绪有关的脑区（如脑岛），也有与如眶额皮层等情绪调节有关的脑均被激活。
与传统的文学艺术中对爱的研究有所不同，爱情从一种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正在转化成为由不同生物信息承载者承载着的事物。换句话说，如今的神经科学，尤其是对影像化研究的神经科学，正在试图将爱情彻底结构化。尤其在最具有数字技术背景、也最富有媒介文化特质的神经科学而言，这一结构化的视角是将爱情的存在当做一种非正常人类的存在，一种激素的特殊分泌，一些研究也发现爱情中的人有成瘾症状，而失恋的痛苦也类似于戒断，从而也将爱情从两人的事情置换为一个人的事情，一个人的、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信息传递和神经反馈意义上的、医学意义上的特殊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科学（尤其是数字技术所支持的科学），对爱情这一事物的基本态度是更多地肯定了爱情的个体化、主体化、身体化与物质化，摈弃了爱情的交流性、双向性，尤其是爱情的混沌性——然而后者才是在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当中更为重要的部分。也正因此，在当代我们都在试图将爱情结构化为一种可以被确认的、数字化的、可观、可感的事物，然而这种建构反而使得爱情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
举另一个将爱情转译的例子，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爱情的流行看法——亲密关系。很显然，亲密关系是一个新的说法，新的视角，也是一种对于爱情的新的解读，它似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人看到复杂而混沌的爱情可以被管理的一种可能性。而亲密关系也和心理学诸多其他重要理论术语相联系，例如原生家庭、安全依恋等诸如此类，似乎爱情的答案可以从每一个人童年的经历追溯起，爱情的落脚点则被放置在亲密关系中。然而这种把握更加令人困惑，它以一种一以贯之的巨大叙事统一了人生的全部，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逃脱这样的一种规律，与弗洛依德的性驱力的解释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摈弃了所有的偶然因素，以及由时间堆积起来的人生的所有偶然最终加乘起来的一种突变，事实上，这种突变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它们构成故事，构成困惑，构成追寻真理的道路。
在这样一种当代性中，我们将爱情彻底转译成一种规律性、可被复制的事物，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否定和反叛，巴迪欧说，“爱是一种真理的建构”，爱情千篇一律又千变万化，它通向每一个个体，又通向每一个群体。对于个体而言，爱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事物，引起极为特殊的生理的变化，发生在生命中极为寻常的时刻，并用一种感觉性的（或是生物性的、或是遗传性的、或是社会性的）方式给这种时刻进行标记；在另一个方面，爱又是那样的普遍，爱情是爱的一种形式，但是它是它最极端的形式；爱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爱会发生在话语之间，会发生在沉默之间，会发生在触碰之间，会发生在双眼交汇的刹那，会发生在一个临时起意的动作里，会发生在一个不经意的午后，甚至会发生在原本不应该发生任何情感的两个或者多个存在之间。
爱情的发生让这个世界建立着从量子级别迸发出的新结构。爱情形成的结构，成为“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也开始孕育、提喻、指向着人类所有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和形态。
所以，什么是爱情并不仅仅是一个A或B的答案，它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人类的三大困惑：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还要加上一个“为什么”。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文艺作品、现象亦或是理论帮助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事实上正是在问这三个问题。有趣的是，它们的回答揭示了时代。尤其在当代，我们试图用信息的视角去理解所有事物，试图用0和1去书写万物，爱情——这一人类面临的最大命题、也是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的最大的社会机制变迁的命题（婚姻）——自然也被囊括在其中，正如斯派克·琼斯的电影《Her》所呈现的那样：机器学习，不仅学习知识、规律和习惯，也在学习人类的爱的能力。于是爱情似乎被这样的文化建构为一种可知的、必然的事物。
却也正如电影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可知和必然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人会依然困在本质问题的痛苦当中，人永远无法像机器、信息、数字一样，以一个碎片的、零散的、分子的、结构化的方式来看待自己，正如梅洛·庞帝所说，人看待自己永远是整体性的、感知性的，有如老子的“道”之所在。
那么，回到问题本身，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爱情呢？当代科学帮助我们了解了它发生时的特殊机制，文艺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它在机制之外的不可描摹不可尽数的复杂性，而另一面，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对爱的经验，这种经验也呈现出多个层次，有些经验是与爱人共同经历的，有些经验是独属于自我的，有些经验是社会性的，有些经验是生物性的，甚至有一些关于爱情的经验是先验的、超乎于现实的、属于人类想象层面的。
那么从经验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理解爱情呢？从一个最简单的入口开始，爱情这两个字，它的字面意思本身就已经十分广阔。在英文中，爱情是Love，在法语中，它是amour，这些字母组合反而将爱情很难从字面进入，但是中文的“爱情”两个字却清晰地将之分成了“爱”与“情”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几乎可以囊括爱情中的两个基本过程。
它们的区分主要存在于时间层面。“爱”可以理解为瞬时的、身体的、感官的、自我的、想象的，它的存在可以不以对方的存在为基础；与之相反，情则是时间性的、关系的、社会的、互相给予的、相互合作的、被建构的，需要双方共同存在的。我们看到，“爱”常常被赋予一种狂热的状态，尤其常见于人文主义时期的文本之中，是以人或曰个体为中心的，并掀起了浪漫主义的热潮，这股热潮也出现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中，用以突破传统的关于封建礼教部分的家庭结构的思想，所以我们常常在经典好莱坞浪漫爱情电影之中看到爱的模样，这样的爱诞生于相遇，两人不需要相处太久，个体想象的荷尔蒙的东西全部在短时间内达至高峰，例如《一夜风流》或是新时期的浪漫文本《泰坦尼克号》等。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时间性的话，这种时间性并非是经验性的，而是一种超验的、叙事性的时间属性，是留存在想象和记忆中的永恒，例如“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或如“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但是我永远爱他”（《中国情人》玛格丽特·杜拉斯）。爱，用一种个体的经验建构了某种记忆中的永恒瞬间。
“情”是不同的。“情”这个词本身应属于中国文化系统中独有的存在，正如在Love和Amour中，都没有“情”的概念的分野，这也证明情本身是隶属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关于情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很多古典文本当中寻找，例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在某种层面上，情似乎等同于爱，但是它们又有所不同，即便是这些诗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非常深刻的时间性的轨迹，它发生于两人的相处之中，即便消逝或即将消逝（此情可待成追忆），它本身也是由关系生成的，也可以说，它来自于传统社会结构中先婚后爱的传统。它的时间性寓于结构之中，是一种伴随着相处的时间逐渐积累起来的感觉，它的永恒也伴随这两人的关系的逐渐深化的一个经验性的过程，它指向结构，指向婚姻，指向一种社会属性。
如果我们将之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更多地理解当代爱情“难”之所在。爱是个体的瞬时的，它的发生与消逝抑或记忆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不会引起过多的结构性的震荡；情却寓于两人之间、关系之中，它的任何变化、任何形式都会引起关系结构的变革。电影《婚姻故事》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女主角（斯嘉丽·约翰逊饰）在离婚前夕写给丈夫的信中写的是“认识了你两秒之后，我就爱上了你”，但她在给离婚律师的讲述中，却对婚姻中的所有相处都充满了怨气——丈夫无法理解她对事业的追求，甚至出轨（即便她知道那是一个偶然事件）——爱曾经存在过，情却在关系建构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走向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一个常见于当代社会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情的建构需要时间，但是当代社会却以快著称，这种“快”正在瓦解情的存在，这种瓦解不仅仅来自于青年人自身，也来自于社会层面，来自于青年人面临的个人发展与社会境遇。另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浮城谜事》也揭示了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郝蕾饰演的妻子面对小三时说出的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话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大学同学”——“情”给婚姻以及社会结构赋予了全部的合法性。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是时间的差异。爱难，难在遇到，符合想象的、感官的、身体的、审美的一切自我的需要；情难，则难在相处之中对于所有相反力量的文化的抵抗，难在留守。这也是为什么在诸多文本中，爱令人上头，情才动人；爱让人念，情才让人痛；贾宝玉是情不情，林黛玉是情情，贾宝玉是爱，林黛玉才是爱与情。在某种程度上，失恋时的痛苦不是某个人的痛苦，而是关于这段时间的痛苦，关于曾经的个体的感觉的不可再现的遗憾。可是，爱的审美与想象还可以被唤起，但是时间给了一个人，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这也让我们看到，当代文本热衷于书写爱与情的错置。爱上了，情却维持不下去，在关系的构成中将那一份自我的部分毁灭，除了上述《婚姻故事》《浮城谜事》等作品之外，《致青春》等青春片也属于此类的范例；另一种起先没有波澜壮阔的爱，却由于关系的建构逐渐发生了情，很多长篇的电视剧更擅长书写此类故事，叙事时间的延长也更有利于逐步将情的模样描述出来，例如《父母爱情》等；或是通过对于超越性关系的相处所建构的情的描述，来探索人与人之间爱情的本质，例如《Her》《剪刀手爱德华》等人与非人、人与机器或媒介之间的相处，产生的情，这时，情与爱亦发生了一种错置，而这种错置同样超乎于社会结构。
那么当然，这种理解只是一个入口，换句话说，是一个探索这个永恒问题的视角。它所回答的兴许不是“什么是爱情”这样本质的爱情，而是“在当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这样更加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上述笔者浅显的理解也有简化之嫌。然而，这种简化让我们获得的也许不是真理，而是一种心灵的安宁。让走在这宏阔的人生洪流之中的我们，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去面对爱情，去接受勇敢地踏足爱情所带来的一切经验，毕竟，这世间“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一个灵魂如此完整，那就是爱情。”（《朗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