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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西剧场在上月底迎来七周年庆，《探长来访》作为“庆典剧目”上演。这出戏和《捕鼠器》《黑衣女人》是伦敦西区三大常青剧，至少三次搬上大银幕。原作者J·B·普莱斯特利，亦在英国公认的上世纪最伟大作家之列，作为其戏剧代表作的《探长来访》，更是英国“高考”爱德思A-level的文学必读书目。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那些与《探长来访》有着同样地位和普及程度的英美剧作，几乎早都被搬上中国舞台，为我国观众熟悉。但问世70余年来的这位老“探长”，却总是作为表演专业教学排练和毕业汇报演出剧目，养在学院人未识。

虽说鼓楼西上演的外国剧目并非每一部的呈现效果都达到主创和观众期待的高度，但公允地说，剧目的选择几乎从未令人失望。此次《探长来访》的导演是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主将之一张杨，无疑让剧迷们本能地上扬了期待。

犯罪

善良、合理也能“杀人”

二战初期，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下了开放密室犯罪的奠基之作《阳光下的罪恶》。利益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哪怕把犯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在所不惜——这是出身优渥、屡遭变故，却始终不改精英本色的侦探小说女王对环境和人性的反思。而到了胜利曙光初露的1944年底，身为左派意见领袖的普莱斯特利将其多年的所观所思，写成社会派悬疑经典《探长来访》，堪称《阳光下的罪恶》的镜像之作：所有人的所作所为都合乎本分、体面风光，最终却酿出大祸。某种意义上，它倒是和大洋彼岸的另一座英语文学巅峰《教父》殊途同归：别看都是坏蛋，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却让人恨不起来，因为与环境太和谐了。

《探长来访》虽然被归为社会派悬疑的代表作，却从来就不是部推理作品：一开始就点明案件是自杀，最后也没有推翻；冲突双方甚至没有激烈的交锋，正方连一点儿弯路都没走，情节推进如热刀子切黄油般顺滑。2015年BBC电视电影版更过分：干脆让原著中从未登场的受害者，以每个角色回忆的形式出现，把“剧本杀”的时间线和线索全变成明牌。

即便如此，“探长”还是把实质上担任陪审团的观众，在一个多小时内都牢牢钉在椅子上：我的审判对象有奸恶之徒吗？不，他们有的单纯善良、同情心爆棚，有的不近人情、却也因基于自己的守护而不乏可敬。总之，每一个人也许不讨喜、有的甚至很不讨喜，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不缺少善意和正义感。

那他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有十恶不赦的吗？不，虽然一开始就说了，这起不可逆转的大祸他们每个都有份。但整个看下来，他们有的是基于正常人的小脾气，有的基于职责或原则；唯一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入罪的，还可以算是好心办了坏事。总之，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称得上合情合理，或者最起码是正常的。

探长

对现实的写照不断更新

有趣的是，包括鼓楼西版在内的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看到的影视、舞台版本，尽管时代和国家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但该剧的选角却清一色都是好人脸，表演时也不见情节剧常见的脸谱化、夸张化和戏剧腔。好像都是一群普通人，演一出并不催泪的家庭戏——这戏严守三一律到连家庭的客厅都没出。

如果换是你，本来正和家庭成员享受着天伦之乐，虽然这份天伦之乐只是大面儿上过得去，突然闯来个不速之客，把你们每个人剥个精光，承认自己无伤大雅、却羞于启齿的行为，并由此得知：基于这一小确丧，你和某起大不幸有关。你会什么反应？因为多少心存善意，就会多少心生内疚，绝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恐怕没什么异议，因为这基于普遍人性。

但让你背起这口救不回来的黑锅，你情愿吗？恐怕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定位为正常人的剧中人，和观众有着同样的趋利避害和侥幸心理，就再合理不过了。也就无怪乎原作者和各版诠释者有着同样的自信，平着演也好，明着打也罢，谁也躲不过“享受”最后几分钟的超级反转——就像世界侦探文学名人堂里最缺乏个性甚至外貌特征的这位“古尔”探长本身，却让所有人说出了一切。他的名字Goole或Goold，与ghoul（丧尸鬼）和God（上帝）分别谐音。

“探长”历经岁月却魅力不减，原因却颇为不幸，或者说“国家不幸英雄幸”。只因每个自认善良、行为合理的人，你愿意或不愿意背，锅都在这里，而且还可能越来越沉重。如探长在离开前所说，今天只是一个爱娃·史密斯，明天还有约翰·史密斯，而这样的男男女女可能是千千万万个。这和全剧开头，作为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的父亲，对子女提出“男人有责任的是守护好家庭和事业，而不是多管乱七八糟闲事”的“忠告”构成绝妙的呼应。这位一家之主的“忠告”，是根据“因为利益，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连伟大的泰坦尼克都造出来了，世界会越来越好”等眼前事实判断的，他们谁都不知道在故事发生的1912年之后的几年间，刚还在急速发展的世界，连同那艘泰坦尼克号发生了什么。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一个共同体中，我们彼此负责。”普莱斯特利作为英国左派剧作家，借探长之口，为自己和自己眼中的世界发声。而剧中主流社会的年轻一代，对此表现出的服膺，传递出“这个世界会好的”的希望。但他们可能未及身体力行，就在一战的绞肉机中为父辈的决策埋单；或是幸存，却在胜利十年后踌躇满志地死于经济危机；如果两次躲过生死劫、成功地轮到接管时代，那他们正好要为二战负责。

普莱斯特利于战争硝烟即将尘埃落定之际，写下了这出《探长来访》，并将首演地点选在剧中父亲最瞧不上的“啥都落在后面”的苏俄，正是基于对本民族“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这出戏1954年和1982年两次搬上大银幕，均逢保守党政府卷土重来，各种政策纷纷推翻战时留下的集体主义和互助传统。但身为人道主义者的普莱斯特利，为自己的旧作两度亲任编剧，首先是基于反思：自己亲近的左派工党也并没有做得比右派更好，结果被人民用选票抛弃。

等到2015年，普氏已辞世多年，英国民众却在脱欧的十字路口上再次分裂，彼时将此剧搬上荧幕，同样是别有时代之意。2021年的春天，探长“驾临”中国。众所周知，曾经畅通的世界，已因新冠疫情彼此隔绝了一年多；而比物理隔绝更可怕的，是阶层和族群的撕裂和不信任——近80年前的古老剧情，再度成谶。

跨界

少见才会津津乐道

鼓楼西剧场和张杨导演此时的选择，称得上是对那位不死的探长一份的诚挚致敬。如前所述，这一版“探长”的诠释，看似很不按悬疑剧的牌理出牌，更是很不符合中国观众的感情需求和欣赏习惯，内核却很“探长”。虽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久疏舞台的张杨交出的，是一出完成度不低的话剧作品。

这位30年前中戏先锋戏剧的主将之一的新创作，不禁让人想起当年以北电导演系为绝对主力的第六代导演横空出世，他们大多以边缘群体、边缘事件为创作富矿；而出身中戏的张杨，镜头对准的却全是正常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琐事，任用的演员大牌云集，却几乎不以个人表演取胜，而是如名贵材料吊汤那样融入情境。都要出爆款大菜，我偏要把小菜做出令人忘不掉的小滋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先锋？

不谋而合的不仅是导演和原作的审美旨趣。强烈的自传色彩和自我体验，正是张扬作为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的重要特质之一。而“探长”的创作灵感，正是普莱斯特利基于自己成长于英国老工业基地、并且少年失学进入纺织业公司打工的经历。

如果只是忠实于原作而不做新功课，虽然冲撞了国人的戏剧审美习惯，但又成了另一种描红模子。张杨把真金白银像战争的炮火那样，全倾泻在了舞台上。恐怕要创下小剧场界纪录的活动舞台，贵的确有贵的道理：运转时如坦克般轰隆隆，令人感到破坏力而毛骨悚然；运转后却像跷跷板般四两拨千斤，让人物关系如物理位置对应的那样高下立判。

如格洛托夫斯基贫困戏剧理论认为的，话剧剥夺了所有技术条件依然是话剧。剥夺了技术条件的电影显然不能再成立为电影，但反过来推论：加入了更多技术条件的话剧，也可以具备电影的优点和优势。张杨给出了话剧很难做到、电影中常见的视听语言呈现，这除了技术条件，更要靠有效的调度手段。例如角色通过不断构成、打破和重构三点、甚至四点一线的走位，达到电影中变焦的效果；再如剧情的正向推进，人物在失衡舞台上的走位，都是符合人体工学中眼球顺向运转的左上→右下，人物冒犯、剧情反转之时则恰恰相反，一个电影导演的自我修养，由此可见。

走出电影导演跨界的剧场，却又在影院发现一群戏剧咖的身影，先有和张杨同样资深的老戏剧人陈建斌，集编导演一身的《第十一回》；紧接着，近年转战电影界口碑不错的任素汐，又带着舞台老人、银幕素人王子川登上《寻汉计》。其实，真的是咱少见多怪，瑞典电影巨人伯格曼，到死身份也是国家剧院在编的导演；西德鬼才法斯宾德更是戏剧出身，常干影剧一菜两吃甚至影视剧三吃的事。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不津津乐道于这样的跨界，而只乐在作品其中，中国电影和话剧就都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