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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 止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 绿茶绘

《受命》是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他本人说也是最后一部。它以伍子胥复仇的现代化演绎，回到了那个天真而感伤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知识青年、医生、劳工等不同身份人物的在场、言说，对那一时期北京风物事无巨细的描写，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语调，令哪怕是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者，也能具体地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朴实、朝气、理想主义。

《受命》的主人公冰锋是一位牙医，他的生活单调平常，波澜不惊，直到母亲对于一段封存往事中仇人的指认，冰锋从此踏上复仇之路。与其说是复仇，毋宁说是解惑，在解惑的过程中，冰锋遇到志趣相投的女主人公叶生，他们参加兴趣小组、逛书店、走胡同、谈文学，他们的交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热”对普通人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但伴随着交往的深入，冰锋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秘密的携带者和豢养人。

止庵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组反差关系。一组是男主角和女主角，他们一个沉浸旧岁月、到过去找答案，一个渴望新生，向未来挥手呼唤，偏偏两个人的命运又发生勾连，结成亲密关系。另一组反差，就是紧张情节与日常叙事间的反差。止庵一改悬疑小说紧凑的写法，采用不疾不徐的语调，在主人公对真相的追寻中，将旧京风物娓娓道来，笔记小说式的写法令《受命》充满日常感，昔日旧事，在他笔下如同正在发生。

《受命》对生活的描写十分细致，比如小说写到冰锋去百万庄粮店买米，没有经验的作者，该是一笔带过，但止庵在这一段给出了工笔式的描绘，他写道:“（冰锋）把粮本、米票、面票和钱递进窗口，各买了十五斤。他来到柜台前，里面的营业员用一个上大下小的木斗从大木箱里了米，放到磅秤上称重。他将带来的口袋兜住与柜台相连的漏斗，营业员从那里将米倒进口袋，敲了敲漏斗。然后又去称面粉。冰锋从墙上取了两根小麻绳，分别系好袋口，提回家来。”

止庵曾说，“在不超出人物关系与情节的前提下，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将终老于斯的城市，为已经改变的往昔的生活，记录下一点什么。”正是精准的生活细节，让这部小说变得可靠。在岁月的淘洗与沉淀下，流年似水般的语调令小说的质地舒服、熨帖。

借用伍子胥、哈姆雷特与冰锋这组对照关系，在冰锋对伍子胥、哈姆雷特行为的思索，对是否复仇的犹豫中，止庵加入了他对复仇的思考。借助冰锋对莎士比亚的重读，小说也对比了哈姆雷特和伍子胥这两个文学史上著名的复仇人物。哈姆雷特“未免想得太多，也说得太多了”，而伍子胥则“信念看似简单，然而结实有力”。哈姆雷特更像是一位哲学家，他最大的对手是他自己，而伍子胥在复仇时从不高谈阔论，他只需战胜际遇和命运即可，而冰锋为此感慨道：“伍子胥复仇的难度要比哈姆雷特大得多”。

《受命》在写法上与张北海的《侠隐》不谋而合。《侠隐》明写民国奇事，实写北平风物。《受命》借传奇故事，复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气质。《受命》对生活细节、寻常巷陌的描写事无巨细，几乎到了考据的地步。为了尽可能不出错，止庵还收集了多张不同年代的北京地图作为对照。

《受命》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主人公冰锋与叶生的际会。他们因诗歌小组结缘，但叶生是仇人的女儿。如果我们看这个设定，这其实是一个俗套、猎奇的手法，为了复仇接近仇人女儿，却与仇人女儿产生感情。在小说第二部里，赋予小说家止庵最大的考验，就是怎么让这段俗套的关系，写得妥帖、自然，而止庵的办法，就是从日常入手，以尽可能克制的笔触，描写冰锋和叶生小心翼翼的对话。那些大胆的情欲、流动的喜欢，被压抑在一段段暧昧朦胧的对话中。闪烁其词的话语、无以名状的情绪，生活中一个个发生了什么，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刻，在《受命》中跃然纸上。

以至于，当我沉浸于这个文本，其实已经不太关心具体的故事，而是被那种真实的情感、真切的人所打动。止庵的立意不仅仅是写一部复仇故事，或者一个1984年的北京爱情故事，他是用更迂回的方式，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进行了一次总的回顾。冰锋和叶生，就是两个被启蒙的人，知识的启蒙、情感的启蒙，更是对追寻自我意志的思想上的启蒙。在这部小说里，男女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也不是男性对女性的简单凝视，而是两个互相尊重的人，对自我意志的捍卫与选择。

以前觉得止庵是学者，读完《受命》，确信他是一位极其了得的小说家。细腻、隐忍，强大的文本控制力，对人事的把握近于通透，难得的是写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

学者写小说，容易掉书袋，但《受命》是一部彰显知识却不让人厌烦的小说，对知识的运用并没有盖过人物，相反，作者笔下的人物细腻、柔情，又有侠隐式的意趣。小说中对男女心理的把握、对旧北京风物的熟识，宛如一部旧京风物志，令我猜测：故事、情节皆为外皮，重要的是留住那个时代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