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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刊载于《收获》2020.6

为何取名《民谣》？这是我最难清晰回答的问题。尽管我有几十年文学批评的经历，但面对自己的作品时，我无法确切解释，我只能说我想不出比“民谣”更好的名字了，而且越来越觉得只有“民谣”最贴近文本。这不是写作者的自我约束或困境。我的倾向是清晰的，但《民谣》涉及的历史、生活、人性等都大于我的倾向性。

我诚实地说，《民谣》断断续续写作了20年，并不是突出我如何精雕细刻，更想说的是这20年围绕《民谣》的写作我有太多太多的困惑。20年前，我在暑假经常回到故乡。和青少年时期一样，我还会站在码头上，和乡亲们聊天。我最早去小镇、县城都是从这座码头上船，摇摇晃晃地离开村庄。这里是打通外部世界的起点。现在很多评论文章都谈到这句开头：“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20年前动笔，甚至几年都不动笔，甚至要忘记。当我想去完成它时，我觉得我有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近几年的文章不时谈到这个问题。尽管我之前没有写过小说，但我知道我不缺写小说的技术，我缺少写这部小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完成《民谣》时，新的困惑又产生了。

我想找到自己写小说的语言。原则上说，没有语言什么也没有，具体说，没有自己的语言就不可能产生有个性的文本，用什么样的语言讲故事几乎和故事一样重要。我试图让叙述语言雅致、简约、诗性，对应我叙述的人和事，并让这样的人和事沉浸在我的语言之中。第一人称的叙述也提供了这样的便利。我给《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创作谈用了这样的题目：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如果说我本人对《民谣》有肯定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语言。我前面说过，《民谣》持续写作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我研究文学几十年，知道现当代作家的长处和短处，小说的语言是我的考察重点之一。作家和作家的差异不是讲了什么故事，写了什么人性，说了什么思想，而应该更完整地表达以什么样的语言讲了故事、写了人性和说了思想。

有朋友说，《民谣》中始终荡漾着一种哀愁不尽的情绪。我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特别是沉浸在文字之中，和笔下类似我的人物相遇时。首先坦率地说，我生活的乡村给了我哀愁，这影响了我对乡村历史的认知和感觉。当我表达这种哀愁时，我想表达理解、同情和悲悯、温暖，也是对自己往昔时光的一次吊唁。在完成小说后，我自己重读，觉得小说弥漫着一种氛围和情绪。这不是我刻意的，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会不由自主。其实，我对小说中的这种情绪和氛围，既熟悉也陌生。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借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是一个抒情的现实主义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民谣》的空间是乡村，乡村兼及小镇。乡村是我的衣胞之地，关注乡村人文的变化，是我内心的视点之一。我一直觉得小镇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空间、人性空间，它处于城乡之间。在我的笔下，小镇与乡村之间既割裂又联系。乡村向往小镇，小镇也会压迫乡村又以某种方式改变乡村。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小说中的奶奶离开了小镇，但她把小镇带到了乡村。我个人更愿意在既对立又联系的关系中理解我笔下的乡村和小镇。在小说中，乡村和小镇是文学的，不是社会学的。时间在空间中荡漾、流逝，记忆让其中生成的历史倒回和延续。

开始听到别人说《民谣》是自传时，我竭力辩解，后来我觉得自己的辩解是多余的。从写作的角度讲，《民谣》基本上是虚构的，人物、故事都是虚构的。因为有内篇和杂篇，最初读到小说的朋友以为《民谣》是非虚构的。刚听到这个说法时，我特别开心，我的虚构成功了。习作或其他文体以及外篇中的小说，都是我作为小说的一部分重写的，不是当年的作文，也不是我语文老师的遗作。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前四卷还是后面的杂篇、外篇，都渗透了我的个人经验。这些经验对我至关重要，因为有这些个人经验，我才在虚构中让这座村庄和其中的人物（包括王大头）生长了。在思想和情感的脉络上，王大头与我本人是吻合的。少年的个人经验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它是写作的种子。

在《民谣》完成后，我提出了新的“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但《民谣》不是我所说的“小说革命”的注脚，微不足道的《民谣》只是我在小说形式与内容上试图有新意的尝试。

前四卷在我交稿之前是冠以“内篇”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内篇、外篇、杂篇太整饬了，就删除了“内篇”，想让前四卷敞开一些，内篇、杂篇、外篇的概念是借用了《庄子》。我一直寻思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一是小说结构创新的可能性，二是作为形式的结构如何成为内容，三是因结构而形成的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我在《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中谈到了分裂的语言生活与思想的关系，杂篇和外篇就是呈现分裂的语言生活。《民谣》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这样的视角会有所限制，杂篇相对丰富了前四卷的叙述，在整体上增加了记忆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每篇的注释又带有注释者所处的语境特征。外篇讲述了前四卷中的一个故事，可以呈现由于讲述的年代不同，讲述的内容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因此结构在我这里不只是形式，也是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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