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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纳兰的诗歌具有隽永、率真的神性特征，这与其对诗歌本质性的独特感受不无关系，此种对诗歌的理解同样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中。在《作品与文学批评的隐喻关系》一文中，纳兰将诗歌与评论的关系描述为：“作品和文学批评之间是一种传道和受道之后的‘传道’关系，二者都是‘道’的传输者，或者说作品和文学批评之间架起了一条‘道’之真理通过的道路。”

在他笔下，诗歌与评论都是“道”的载体，同样承载着传达真理的任务。因此，兼具诗人与诗歌评论家双重身份的纳兰，不仅以具体的感性经验和独到的诗学见解创作了大量优秀诗作，也立足于多重视角和理性眼光审视着诗歌，在评论领域展示了自己专业的诗观。《批评之道——诗歌评论集》是纳兰部分诗歌评论作品的合集，全书收录了29篇诗歌、诗人论，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学素养。

久经沉淀的生活阅历与持续的写作实践使纳兰具有丰富的诗歌感受力，因此，在他的诗歌评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对各类诗歌多种风格、形制，以及多样美感的包容力。另外，此种对诗歌的深刻感受也表现在其以时代历史为经纬的宏大阅读视域中，较之其他以诗歌文本为孤立研究对象的评论作品，纳兰的评论无疑采纳了更为全面、立体的解读视角，除诗歌之外，诗学、诗人都是他解读诗歌的重要凭借。

纳兰在访谈中提道：“我有诗观但却是别人的观念在我头脑中的驻留。”广博而专深的阅读与立足于创作者视角的深入思考，使其对诸多诗学观念如数家珍，这些观念也促使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个性思考。纳兰的评论对他人诗观的灵活引用，不仅在孤立的诗歌文本与传统诗学之间建立了隐秘的联系，也成为以现代思维透视诗学理念的一个窗口。凭借敏锐的诗学嗅觉，纳兰准确地捕捉到了诗歌与其他学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黄礼孩的诗歌与经济学之间潜在的对话关系等，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诗歌的新思路，也可看作是作者以诗歌评论的形式对哲学、美学乃至神学等多种学科进行的诗意解读。

诗人与诗歌既构成了一对创作与被创作的主客体关系，又互相充当了对方的讲解员。诗人身份使纳兰十分注重创作者的写作立场，其广博的视野也为他发现个体诗人与传统诗学的共性提供了前提。因此，纳兰始终重视发掘诗人的诗学理念和日常经验与传统诗学的共鸣，并借此探求诗人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个性外延，总结诗人的诗学主张，在评论中进一步将其作为带领读者进入诗歌的切入点。

此外，由诗歌文本进入诗人也是纳兰诗歌评论的一个亮点，在文本解读中，他善于在诗人的诸多作品之间建立联系，打通文本间的界限，自一系列互相表征的具体文本在诗歌与诗人之间架设起桥梁，使之成为通往诗人内心的幽径。对同质诗歌的归纳能力及对诗人诗学风格的有效提炼，也是纳兰作为一个潜力型青年诗评家所拥有的出色逻辑思维能力的直接表现。

以诗歌诠释诗歌是纳兰评论的重要手法。如阐释陈先发的诗学主张时，纳兰直接引用了《两具身体》《死者的仪器》和《早春》三首诗中的典型诗句，借以贴切地注解“事物同时是自身又是另一个”的哲理。面对长诗，凭借作为诗人的写作经验与作为评论者的理性敏感，纳兰同样可以在宏大的诗歌体量中萃取精华，直达诗歌的本质，准确接收诗人渴望传达的信息。在写作评论时，纳兰则选择直接截取诗歌中的关键要素，辅以简洁精准的语言，清晰地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直达诗人内心的通途。如评析张远伦长达465行的《花点灯》时，纳兰直接抽取出“火中取花”“火中取出光”“从火中救出数个湖泊”三个短语，以短短十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诗人创作中的冒险实质。

在《通往无限的语言》中，纳兰提出：频繁出现的词是我们看透一个诗人灵魂的基础。因此，对关键意象的发掘与认识，始终是纳兰诗歌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阅读中，纳兰善于自纷繁的物象中发现建立在诗人诗歌理论之上的核心意象，并回归文本之中，探明这些被诗人寄予了特殊隐喻性意象的真正指向。

在《评〈经济学的闪电：黄礼孩的诗和经济学家的对话〉》中，就“闪电”这一诗人创作中的核心意象，纳兰准确地抓住了意象背后隐含的启示性：在黄礼孩的诗作中，“闪电”远非读者熟知的自然现象，而成为联系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的中介。在阅读陈先发的诗集《九章》时，纳兰提取了“裂缝、鸟鸣、柳树、光线”等一系列意象，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在诗人的作品中却被赋予了相似的所指，成为表示心灵状态的关键词。

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绝非两个相互隔绝的孤立领域，二者不仅在意识、表达、思维和形式四个方面具有相似性，彼此之间还存在一种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作品与文学批评的隐喻关系》中，纳兰写道：“文学批评从作品里发现意义，作品从文学批评中获得意义的叠加，意义变成了意义的平方。”在《批评之道》中，纳兰对诗歌的评述即是如此，丰富的写作经验使其直击作品中潜藏的深意，从写作者的立场回应了文本的召唤结构；其对诗歌的理性分析也为读者提供了解读诗歌的新思路，从而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