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文学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不独是文体形式的置换与嬗变，亦显示出文学思潮、观念的深刻变革，这既得益于19、20世纪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也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更新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越文化区域内，于“五四”前后曾崛起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体，率先表现出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新文学意识的觉醒，显出中国文学新旧转换中“传统内变化”的深刻影响力，就是一个范例。本文从文学思潮更新视角，探讨越地新文学作家由地域文化精神滋生的新文学创造精神，旨在从一个侧面揭示越文化作为中国文学在近现代发生根本变革的一个重要“内源性”机制，它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文化底蕴：文学转型的“人文因素”之重

审视中国文学的新旧转型，引人注目的是浙江一地的先声夺人态势：在19、20世纪之交，地处沿海的浙江得风气之先，率先经受世界近代文明洗礼，一大批思想、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崛起于东南一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或从这片神奇的土地走出)，浙江人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现代神话。其鲜亮夺目的标记是，从这里走出一支由鲁迅领衔的中国新文学“浙军”，阵容壮观、精粹迭出，长时间居于中国文学的制高点上。据统计，浙江现代作家人数之众、品位之高，仅以能进入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计，就多达120余位，其中属于新文学开创者、领衔者、文学史上影响深巨的作家，也不下数十人。有人以为，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优势地位，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并非过誉。这一壮观景象(尤其是它在全国的“位置”)，已足够显示其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个案的独特价值。

应该指出，浙江新文学作家在“五四”以后的强势崛起，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其生成机制肯定同“五四”特定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由于遇合在中国思想文化大变革的历史际遇中，它能与整体的中国文学应时而生，相偕而进；但若是从“地域学”的“面型”语码看，却不能不说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割不断的联系，而且从整个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整体背景考量，在时代语境相同的情况下，浙江一地异军突起，则后一层地域文化因素更为突出。谈到地域文化因素，“地域”应是一种诸元素的“综合性”呈示，显现出“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性特质，不只是自然生态上的“地域性”。诚如严家炎先生所言：“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文化在其累积过程中，总是不断同其他因素“综合”而丰富其内涵，产生出新质。深得越文化滋养的越地新文学作家群体，也是在越文化发展进程中经人文因素的综合与积累而日渐成形的。

论说越文化传统，可以推衍到“远传统”：古越文化有久远历史，越人自古以来就不乏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的精神。如王思任之谓“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所”，便是越人向来引以自傲的。鲁迅对此有更精当的概括：“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这说明梳理越文化的源头及其后的“善生俊异”，是观照越地文化发展历史的可取视角，体现“远传统”的越文化精神已积淀为本地域的一种重要思想文化资源。然而，仅以此阐释文学转型之类的话题，却又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文学转型有着更深刻、复杂的文化内涵，并不只是简单的“报仇雪耻”之类的文化命题；另一方面，文学转型关联着特定“人文环境”的生成与传承，它是一个具体历史进程的展开，不可能突发性地产生。古越文化传统在后来的一二千年里，自有其发展轨迹，但越地文学的滞后发展态势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僻居海隅，远离中原，越地文学创作确是起步较晚，一度与中原地区拉开很大差距。先秦时期直至两汉、三国，中原腹地已有较为发达的文学景观，其时诸子散文竞相争雄，诗骚创作蔚为大观，但越地基本上是沉寂无闻，更没有产生一位名垂后世的文学家。然而，在20世纪初的文化大潮中，这里突发性地孕生出一支壮观的文学队伍，“善生俊异”的特点一下子表现得那么集中、突出，就不是笼统的“历史”两字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传统作为一种历史的“精神积存”，它是“几经筛选”才为人们接受的，因此“传统的进程也是选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从“远古”的影响寻觅传统的踪迹未免太过渺茫，重要的是要考量现代人在“传统的进程”中对其做出现代性的“选择”。从文化发展走势看，如果考虑更多“人文因素”的作用，那么，对于近现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因而也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应该是体现“近传统”意义的文化思潮。此种思潮的现代延伸，注入彻底剥离封建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内涵，就会蓬勃出一片生机。中国晚近的文化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内部”特别是某些文化思潮高涨的区域，的确潜滋暗长着“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的痕迹。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自晚近以来，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前者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后者则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两者必构成尖锐冲突，在冲突中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其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此说概括了中国文化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这用来说明越文化传统的近现代进程，及其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意义，应该是颇有启迪。

越地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其文化思潮的演进也是在晚近以来逐步取得优势地位的。其文化的递变历程，既联系着历史文化的变迁，又受到特定时代环境的推动。越文化源于根基厚实而又敏于新变的文化土壤，其文化新变是随着传统内变革思潮的日趋加剧而形成，遂有“小传统”地域变革能量的累积构成对“大传统”的有力冲击。此种变革的显性呈现，反映在越地早经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文化、学术思想的空前繁盛。越地古代文学创作日渐提升地位，是以南宋为起点，至元、明、清而达于极盛，而这恰恰与“浙东学术”的长盛不衰密切相关。名之为“浙学”的文化思潮，此后呈持续发展态势，至近代已奠定文化现代转型的坚实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潮流。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就认为，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其影响所及已成为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当代学者余秋雨也曾指出：“从明代开始，长江下游的姚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人文思维的一个重镇，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上。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游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对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不亚于滔滔的黄河了。”文化思潮演进，必推动文学的快速发展，便有可能蕴含着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由是不难认定：文学“浙军”形成于自成体系的“浙学”背景上，便有越地文学思潮演进助推文学发展的清晰理路；也不难认定：世纪之初新文学“浙江潮”的涌动，“传统内”固有的“反传统”质素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学“浙军”形成于自成体系的“浙学”背景上，遂有转型期文学思潮促成文学转型的种种表征。细细分说“浙学”蕴含的多种文学思潮及其与浙江新文学家的内在精神联系，那么，越地新文学作家承续越文化传统赋予其文学变革精神、创新传统，就会得到清晰呈现。

二、启蒙文化思潮与启蒙文学的现代延续

探寻文化思潮的历史演进踪迹，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应是启蒙文化思潮。晚近以来的启蒙文化思潮显然以越地为甚，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启蒙意识之浓烈又以浙籍作家为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连接点，不难在启蒙话题中寻觅出新文学发生的某些内源性因素来。

寻绎越地的启蒙文化思潮，可以追溯较远，但就张扬近代理性所必具的启蒙文化精神而言，应始自初步确立文化中心地位的南宋。“浙学”的源头，即始自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此后又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构成对汉儒经典的冲击，开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浙东学派所鼓吹的启蒙思想，便包含有针对长期经学统治造就的忽视人的现实存在和自身发展的弊端，而提出重新审视人的全新观念。无论是“事功学”的强调现实精神：“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体现为对于人的经验世界的尊重和对人的生存的合理肯定；抑或是“心学”的“以心为本”，提出“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敢于同天道抗衡，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主体性，无一不显示出同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学，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浙学”概念的提出者恰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他并非是对“浙学”的褒扬而是贬抑。其有言云：“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原由就在于：自浙东学派理论出，“将有破坏朱氏全部哲学之势”，这当然是使朱熹“甚可忧”的。由此亦足证“浙学”的叛逆道统已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根基，从反面印证了越地启蒙文化思潮的强大影响力。

越地启蒙文化思潮的演进，必推动着启蒙文学的进展，并有可能昭示出文学新变的内在基因。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的龚自珍，便是清末从越地走出的第一流启蒙文学大师，其诗文开创慷慨论天下事的经世文风，在当时是独标高格。他痛陈流弊，倡言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仪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著作中充溢着浓重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改革精神。龚氏的思想学识流布甚广，“风尚所趋，尊为‘龚学’……家弦户诵，遍于江浙”，且以其振聋发聩的“改革”呼声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文学界。对于“龚学”，梁启超也极为推崇：“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必数定盦，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盦”。此后浙江的启蒙文学持续发展，内中不乏变革文风、“迥绝辈流” 的诗文大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定盦思想的薪火相传；而当近代化过程加速，“近世思想自由”之风盛行，时代进入“晚清思想之解放”时期，浙江的一批有眼光的学士仁人如章太炎等，率先感受到了近代化的跫跫足音。他们看到封建“衰世”的难乎为继，喊出了要求变革的激越呼声，探寻着刷新中国文化之路。这就意味着，它必然也会对新旧世纪之交的“新学”形成产生深刻影响，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崛起并以思想文化启蒙实施文学变革，正是对地域启蒙文化思潮的承传与延续。萧萐父先生研究明清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将其界定为我国的“早期启蒙说”，并认为：尽管我国的早期启蒙面临着“启蒙外来说”的消解与冲击，但“当代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只能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相接契”。浙江新文学作家也正是有效汲取启蒙思潮的“源头活水”而显出活力的。

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说，是企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主要也是通过自身浓烈的启蒙意识来确证其现代性的。诚如海外学者林毓生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是一个启蒙运动，它的基本要求是“知识的追求以及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安排须合乎理性的原则”，其努力方向便是“倡导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这是基于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内在要求。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蒙昧迷信，建立新政体新制度，以理性精神为武器的启蒙思潮就必然最先摄人近代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国近代文艺思潮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革弊启蒙，务实重用”。此种思潮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使思想启蒙成为积淀在现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必促成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体意识形态的变化。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正是从思想启蒙(思想革命)的角度切入文学革命的，他们寄希望于文学的便是改造思想、改造社会的功能，或者径直“以思想家去做文学家”。这在20世纪初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中可得到印证，思想启蒙无疑是“五四”作家切入文学革命的重要视角。浙江新文学作家在启蒙意识的自觉上处于领先优势，固然取决于他们眼光向外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同时也同越地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启蒙意识的深刻浸染有着内在的关联。从南宋浙东学派开始到阳明心学的承传，再从黄宗羲、龚自珍直至近代章太炎，一气贯注下来，形成一种固有的启蒙文化传统，必对浙江后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启蒙意识的积淀，才有了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他们承续先贤在五四时期的内源性自觉，去召唤、感应外来思潮，高举思想启蒙大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这当中，蔡元培作为五四文化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造就思想启蒙方面可谓功绩卓著，其以“教育可以救世”的思想自励，为新文化运动营造了一个开阔的宣传启蒙思潮空间。周作人在启蒙思想理论鼓吹上更见突出，其重要理论是把五四文学革命看成是“思想革命”，并提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明确表达了他以思想革命介入文学革命的立场。

鲁迅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引领启蒙文学新潮的意义更为突出。自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启蒙”理想一直积淀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这对于早就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鲁迅而言尤其是如此。早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他就把思想革命的重点放在“立人”上，认为“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如此，则“沙聚之邦，由是而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由此出发，也就有其著名的改造国民性命题的提出，以及其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渗透。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学先驱们也都是从文化批判入手，探求国民性改造的途径，这可以说是新文学先驱者的重要思想特色所在。然而在新文学群体中，像鲁迅那样对思想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做出如此清晰的描述，像鲁迅那样以毕生精力用文学实现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恐怕没有第二人。就启蒙文学创作实绩而论，鲁迅并不像陈独秀、胡适那样，光提倡理论或是欠缺创作的积累，而是在“思想启蒙”目的下对于文学启蒙的自觉的选择，因而在理论阐发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所重，这在中国新文学中也没有第二人。由于鲁迅的重重投入，无形中浓化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氛围，提升了整个启蒙文学群体的创作品位，使五四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大大得以提升，由此可以见出其在整个“五四”作家群体中的重要地位。而就新文学“浙军”对五四启蒙文学的意义而言，则由于这个新文学群体领军人物鲁迅的存在，其引领启蒙文学思潮的意义自然也更见突出。

三、人本主义思潮与新文学“人学”理论建构

与启蒙意识在同一层面上展开的，还有人本主义思潮。“启蒙”原意指照亮，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启蒙意识和“人”的观念确立，总是形影相随，密不可分，有启蒙思想的灌注，遂有“人的发现”“人的觉醒”这类最具魅力的声音发出。越地文学思潮充分凸显人的意识自觉，而越地新文学作家则有“人学”理论的系统建构，这两者形成相互对应关系，同样昭示出越文化秉有的文学新变意义。

人本主义作为兴起于西方的哲学思潮，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实现归结为人的创造潜能的发挥，自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特别在人文主义精神高涨区域，人本主义思想也有深厚积淀，其中以人为中心的理论鼓吹，以及基于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等，都有显著呈现。浙江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也多是人本主义的坚定鼓吹者。出于越地的我国唯物主义思想先驱王充，便以“疾虚妄”的哲学理念否定鬼神，肯定人之为物的自然习性：“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热情赞扬构成人的“阳气”的被称为“精气”或“神气”的精神力量，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以“良知”为核心，以“致良知”为宗旨而展开，高扬人的精神主体性，也有充分释放自我潜能(灵明)的主张：“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自间隔体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这种“人”可以主宰天地、鬼神的言说，无疑是对人自身的更深入的认知。龚自珍高唱“人”的赞歌，更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中一个最响亮的音符：“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对“天人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做了全新的阐释，张扬人“自我”对命运的主宰，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对这些理论的精神承传，便有浙江新文学作家在“人学”理论建构上的创造性贡献。

执着于谋求“人的觉醒和解放”，是新文学作家的共识，由此形成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而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路标也是浙江作家首先择定的。他们对乡前贤的精神承传，在承续启蒙思想的同时，必会有对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而且还会表现出更为坚定、执着的姿态。周作人无疑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他最先关注的“中国问题”是“人的问题”，对于“人的发现”和“文学的发现”几乎是同步的，由是就有其“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在《人的文学》中，他运用生物进化论从两方面阐述人性：第一，人有与动物相似的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第二，“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不难看出，内中不乏对乡前贤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性与动物性的相似性与区别性的阐发，而其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必须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潜能，于此才能“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也与前辈的理论有暗合之处。周作人的“人学”理论在汲取西方哲学后又有所发展，但基于地域人文精神的承传强调人的自然本性，据此痛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在五四期间无疑具有“辟人荒”的意义。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如果说胡适是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这一点，也为胡适本人所认同：“文学革命有两个作战口号，第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这是文字工具的革新”，这口号是他和陈独秀提出的；第二个是要建立‘人的文学’，这是文学内容的革新，这口号是周作人提出的。”由此可见其人学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对人的关注，浙江作家中并非周作人一人，多数作家都揭示过五四文学张扬人与人性的意义。鲁迅在回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即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茅盾也说：“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郁达夫对于文学应表现个性解放的要求体会更深切，表述也更加清楚：“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现。”可以说，“人的文学”作为五四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浙江作家中已形成一种共识。这一时期的浙江作家创作，就其基本形态说，也是在“人的文学”层面上，显示出与“五四”方向的一致性。鲁迅的创作自不必说，其最重要的使命是重铸民族灵魂，体现了最显著的“立人”意识；周作人的前期散文也带有明显的启蒙性质，其作品便有对旧礼教、旧制度的“非人”性的深刻暴露。其他如郁达夫在“灵和肉”的冲突中发出要求尊重“人”的尊严的呼喊，许钦文等的乡土小说揭露农村封建宗法制度的愚昧与黑暗，“湖畔诗人”在凄苦的情诗中吐露感情受压抑的苦闷，徐志摩的诗作表现对于自由人性的向往等，都是典型例证。如此显露的“人的意识”的自觉，显然应合着五四精神，无一不表现出人的觉醒和人的价值、尊严的被确认。

与“人的文学”倡导相关联的，还有“平民”关怀精神的倡扬。对此做出系统理论阐释的，仍是浙江作家周作人。他发表的《平民的文学》一文，将体现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间的区分主要是指“文学精神的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因而对“平民文学”的本质属性做出界定：应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这既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又是“人的文学”的深化。五四新文学的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平民文学”的发现，文学引人注目地从“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转向“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失败”。一时间，文坛的通衢市井上跑出成群的“平民”来：如形象高大的人力车夫(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清道夫(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小胡同口的菜担子(《画家》)、平民的无助与悲凉(沈尹默的《三弦》)等。“平民文学”的理论与创作范本，率先为浙江新文学作家所提出与提供，反映了“小传统”地域人们对“底层”民众的关注，无疑是对“人”的认识的深化；而文学表现“人”，体现为“人的文学—人生的文学”“真挚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演进思路，则拓展出一片亘古未有的文学新天地，显示出文学转型期浙江作家的独特创造精神。

四、“经世致用”思潮与新文学经世文风

“浙学”的另一鲜明特质是反对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义理，提倡“学术经世”，而朱熹最不能接受的便是“浙学”的“专是功利”，由此亦显示其观念的鲜明性与尖锐性。“学术经世”体现在文学价值取向上，是凸显“向真求实”精神以促成经世文风的生成，这恰好与越地新文学作家特重现实主义思潮构成对应关系，个中显现的也正是其独特价值所在。

中国新文学在其孕生过程中寻求着现代性转机，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现实主义是被率先引进的，而且长时期处于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这与新文学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浙籍新文学先驱的大力鼓吹密切相关。鲁迅和周作人都对新文学的“思想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目的是在用文学实现思想启蒙，现实主义便成为一种最可取的选择。诚如周作人所言：“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茅盾的文学观自始至终坚守现实主义，自然会以更决绝的姿态阐说新文学选择现实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五四’以来短短的文艺已经从事实上证明，有以浪漫主义出发的，有以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出发的，甚至也有以不知是什么主义出发的，但时代的客观的需要是写实主义，所以写实文学成了主潮。”

浙江新文学作家何以如此厚爱于现实主义?大而言之，当然与他们以开阔的胸襟接受世界文艺新潮不无关系；但若是就独特性而言，这依然关联着文学传统的延续性和地域文化精神的传承性，关联着对中国文学自身积累的经验和传统内部新质储备的探寻。

新文学的“新质”滋生固然得益于外来文化思潮的滋养，但中国文学在近现代进程中逐步累积新质储备因素也不可忽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亦然：除了中国文学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做出的自我调整以外，还有就是作为与“大传统”对立的“小传统”提供的精神养分，即提供了一种新陈代谢的新质储备机制并将自身也纳入了“新质”的范畴。越文化传统养成了务实的现代精神，便使这个区域文化场域具备了适宜现实主义生长的条件，其内蕴的现实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两浙史学精神和浙东理学所弘扬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传承。梁启超特别推崇浙东学术，就在于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即使他们的理想一时难以实现，也“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这一概括，颇合于浙东学术发展状况，也点出了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浙东学术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清晰的发展思路。浙东学派的叶适就提出“道不离器”的观念，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的学问，明确表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浙东先贤王阳明秉持“五经亦史”“随时变易”的文化史观，阐明事与道、史与经的统一关系，对儒家经典以有力的挑战；清代章学诚更提出叛逆性的“六经皆史”的命题，试图打破千百年来的“尊经”传统。对“史”的强调与尊崇，其内隐的是越地文人的崇实精神，昭示出他们与现实主义审美规范的一致性，而对“史”和“实”的重视，恰恰显示出浙江学人对现实主义的体认具有了外显和内隐双重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浙东理学鼓吹的经世致用思想，还直接呼应着时代社会的变革。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浙江地区重商言“利”之风日炽。朱舜水力倡“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33。黄宗羲也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务实思想的提出是经世致用思想的集体演练，它完全不同于中原腹地的“农本”思想，显出了“小传统”地域人们思想的开阔性和务实精神的进一步张扬。于是就有章学诚的大声疾呼：“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烦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其对文学的“经世”功用就有了更深切的体认。“经世”是与“治国”相对应的，对文学来说，经世致用就是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要求。文学的功利性内涵已经被现代人所置换，更多地承担的是社会救亡的功能。这些传统积淀的因素，无疑为浙江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接受创造了先机。

综观浙江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贡献，不只反映在他们的开创性劳绩上，亦表现于在整个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进程中持续不断地把握现实主义的思潮特色。最显著的例证是：中国新文学的三种主要现实主义形态：思想启蒙型、人道关怀型、社会批判型，分别由浙江作家鲁迅、周作人、茅盾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开拓创造。他们对现实主义表现出敏锐的感知力与创造力，固然有勇于接受世界文学新潮的因素，自然也缘于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与越地的崇实风尚、经世文风浸染密切相关。这三种形态现实主义，从三个视角切入现实主义，可以从区域文化场域昭示出他们对现实主义的体认，从中显出地域文化对整体文学的推动意义。鲁迅开创的“思想启蒙”型，是越地启蒙文化思潮的集中呈现；周作人为代表的“人道关怀”型，是以“人道为本”的现实主义范型。与“经世思潮”最相关联的，则是茅盾开创的从经济视角切入的“社会批判”型。茅盾现实主义创作的显著特色，是“努力探求人们每一行动之隐伏的背景，探索到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的基础”，故而其创作的小说，往往与经济命题有关，以解剖社会经济结构和探索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见长。《子夜》中贯穿始终的是一条明晰的“经济”线路，作品描写的公债市场、金贵银贱、厂经跌落、银根吃紧等，便是与社会变动息息相关的一个个经济问题；其取材于杭嘉湖地区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等，围绕城市、乡镇、农村的经济现状分析社会，全面反映20世纪30年代经济崩溃状况，写出经济互动关系形成的恶性循环，产生了犹如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成为最典型的社会剖析小说，使“社会批判”达到应有的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和批判力度。置身于经济繁盛区域，长期受到工商为本理念的熏染，使茅盾有对经济问题的特殊敏感，将其渗透于现实主义创作，便有对现实主义的深切把握。强调文学的“经世”功用，是浙江新文学作家的特色所在，也是优势所在，其承续先贤的探索与创新，必使新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