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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文城》:悲情的重构
来源:文汇报 | 南帆   2021年04月22日08:59
关键词:《文城》 余华

三问《文城》:

■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

■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

■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是否会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

《文城》来了,余华的堂皇回归,让众人瞩目。尽管如此,《文城》并未赢得一致的赞誉。争论从报纸、杂志延伸至更为快捷的微信朋友圈。余华的拥趸们激动地说,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这种表述隐含的迂回前提是:《活着》公认为标杆式作品,之后的《兄弟》和《第七天》出现下滑;《文城》不负众望,恢复一个先锋作家既定的高度。相对于正方的慷慨肯定,反方的不满之辞委婉而谨慎。人们首先肯定《文城》是一部杰作,但是,某些方面似乎还不够饱满,存在小小的遗憾,譬如,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好看”之余是不是还得有些别的什么?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情节是否显现出某种封闭性,乃至迹近类型小说?如此等等。显然,这些异议察觉到相似的问题,各种表述逐渐汇拢到共同的轨道上来。

《文城》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梗概并不复杂:主人公林祥福接纳了路过的两个“兄妹”,并且娶“妹妹”纪小美为妻。数月之后,纪小美卷走林祥福的一半财产离奇地失踪。过了一段时间,怀孕的纪小美突然返回,产下一女之后再度不辞而别。《文城》的大部分情节是林祥福携带女儿漫漫的寻妻之旅:他抵达溪镇结识陈永良一家,与妓女翠萍往来,死于土匪张一斧之手……当然也可以说,他在对纪小美的思念中耗掉了后半生。如果说,每一个成熟的作家无不按照自己的风格重构故事梗概,那么,余华的叙事赋予《文城》强烈的悲情。

的确,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与《活着》相似,《文城》强烈的悲情很大程度地源于一个叙事策略:回避生活的复杂纹理。《文城》没有令人爱恨交加的人物,没有令人迷茫的历史岔道,没有忠孝不可两全的犹豫和痛苦,也没有政治与友情、亲情、爱情之间乱麻一般的纠缠与矛盾。《文城》的绝大多数人物性格始终如一:林祥福矢志不移地寻找失踪的妻子,周围的每一个人物坚定地履行与生俱来的使命——仁慈的,仗义的,纯朴的,凶残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许多人日常生计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他们安分踞守于自己的生活位置。没有令人不安的非分之想,没有尔虞我诈的密谋与阴险。商会会长是一个负责的乡绅而非为富不仁;普通村民、佃农乃至妓女无不恪守古老的道德准则,没有人因为穷困而谋求不义之财。《文城》之中的土匪凶悍异常,尤其是张一斧杀人不眨眼。

《文城》的众多人物表里如一,轨迹单纯,善与恶针锋相对,爱与憎泾渭分明。军阀混战,匪祸频仍,林祥福、陈永良乃至顾益民左支右绌,每况愈下,然而,他们的为人处世从未放弃“情义”二字。愈来愈严峻的生死考验之中,“情义”闪烁出愈来愈纯粹的光芒,令人潸然泪下,令人肃然起敬。余华似乎不屑于考察剧烈冲突的夹缝里某些暧昧的暗角,那儿的善恶评判可能不那么清晰;也不屑于捕捉浮絮一般拂过内心的几丝嫉妒、怯懦、羞涩、贪婪,那些心思若有若无,幽暗不明。总之,故事周围种种毛糙的边角料被大方地裁掉了。

如此光滑的几何形状是否少了些什么?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往往会剔除各种错杂的成分,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对于《文城》说来,强烈与单调之间平衡并非多余的问题。当然,余华的叙述语言对于二者的平衡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说,《文城》不时流露的戏谑口吻不能仅仅解释为调侃取乐。对于情节的某些动机、转折、多种演变的可能,《文城》放弃了针脚细密的分析与描写,余华式的幽默显现出举重若轻的风度,譬如人票被土匪割去耳朵之后不可控制的身体倾斜,溃败的军阀涌入溪镇寻欢作乐,朱伯崇组建民团的射击考试,甚至林祥福与张一斧最后的殊死搏杀也包含了喜剧因素。正如喜剧美学显示的那样,戏谑、幽默与描述的生活表象保持无形的距离;笑声隐含居高临下的俯视,这既是一种美学观念,也是一种生存姿态,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投入生活,丝丝入扣地找出情节的内在肌理,分析、思索、激情、愤怒仿佛过于严重,幽默与诙谐才是恰如其分地面对生活乃至面对苦难的方式。

如果说,戏谑口吻表明了余华的喜剧天赋,那么,余华的另一个天赋是不动声色甚至不无残酷地叙述亲人之间的情感。当然,这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而不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的余华。他深知“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奥秘,擅长以平缓的语调写出令人颤栗的情感细节。《文城》划分为“文城”与“文城补”两个部分。“文城”部分隐去纪小美身世的谜团而聚焦林祥福,一如“文城补”聚焦纪小美而不再纠缠林祥福的苦恼。尽管“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补叙结构多少有些笨拙,但是,两个部分的分叙各自保持单一的视角——单质叙事保证了悲剧的纯度与悲情的递进积累。为了追求强烈的冲击,余华宁可启用“文城补”绕回起点,重新填补单质叙事遗留的情节裂缝。

显而易见,《文城》的叙事策略获得了预想的成效,尤其是“文城补”部分。现在可以指出这一点了:纪小美是《文城》之中唯一的多面性格。她聪明伶俐,送入沈家当童养媳,继而被严厉的婆婆逐出家门。丈夫阿强割舍不下她,窃走家中的钱财携带纪小美周游花花世界,直至耗尽所有的盘缠。纪小美设下圈套嫁给林祥福,卷走财产是题中应有之义,重返林家生养与思念女儿才是未泯的良知突如其来的觉醒。如何评判这个人物?美人计?出卖色相盗取他人财物?面对林祥福清澈而固执的眼神,她怎么能如此坦然地说出谎言?纪小美挚爱的阿强又是一个什么角色?缺乏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不负责任地将手中的最后一文钱花出去,然后打发妻子卖身行窃?事实上,他们是情节内部真正的反面角色。尽管可恶的土匪一次又一次地重创溪镇,但是,林祥福一辈子无法痊愈的内心伤痛源于纪小美与阿强的诈骗。

人们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这一对夫妇开脱,余华不愿意赋予他们某种崇高的使命,例如执行某个秘密组织的命令,或者忍辱负重地拉扯几个年幼的弟妹。千真万确,这仅仅是两个不堪忍受传统家规的不肖子弟制造的荒唐骗局。这种状况极大地压缩了《文城》的阐释半径,人们无法轻易地将这个故事与某种重大意义联系起来。这显然加剧了纪小美必须承当的道德谴责。奇怪的是,各种道德谴责迟迟未曾出现。纪小美与阿强之间的深情竟然将世俗道德隔离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没有想起来。这时,人们再度意识到余华的叙事成效——如果无法将纪小美塑造为一个纯真的爱情形象,她将被鄙夷的唾沫淹死。

纪小美的内心是否存在某些对于林祥福的羁恋?《文城》浮现的若干线索被及时掐掉。这些线索可能携带危险的杂质,模糊坚定的爱情指向。这时,余华放弃了现实主义对于复杂人性的探究。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叙述人物的行为,而且解析他们的动机。这些解析可能追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而抵达历史的深部。这时,生活将显现多种相互交叠的纹理,现实主义文学带来的往往是五味杂陈。相对地说,《文城》更倾向神话式叙事。神话往往删除多维的因果关系网络,具有不容分说的性质:谁来了,什么事发生了,奇迹一般的结局降临了。既然冥冥之中存在天意,时间、地点以及事件内部的合理性并非那么重要。

对于文学来说,现实主义文学与神话式叙事意味着不同的想象类型。一些人试图追随文学潜入历史,结识新的人物,认清刚刚发生了什么,继而决定自己的明天要做些什么;另一些人试图追随文学浮出历史,认清一个宏大的坐标,继而根据这个坐标的指引横渡人生。前者倾心于现实主义文学,后者倾心于神话式叙事。驻足于二者构成的十字路口,成熟的作家必须聆听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知己知彼,权衡再三,然后潜心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作者为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