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问《文城》：

■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

■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

■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是否会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

《文城》来了，余华的堂皇回归，让众人瞩目。尽管如此，《文城》并未赢得一致的赞誉。争论从报纸、杂志延伸至更为快捷的微信朋友圈。余华的拥趸们激动地说，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这种表述隐含的迂回前提是：《活着》公认为标杆式作品，之后的《兄弟》和《第七天》出现下滑；《文城》不负众望，恢复一个先锋作家既定的高度。相对于正方的慷慨肯定，反方的不满之辞委婉而谨慎。人们首先肯定《文城》是一部杰作，但是，某些方面似乎还不够饱满，存在小小的遗憾，譬如，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好看”之余是不是还得有些别的什么？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情节是否显现出某种封闭性，乃至迹近类型小说？如此等等。显然，这些异议察觉到相似的问题，各种表述逐渐汇拢到共同的轨道上来。

《文城》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梗概并不复杂：主人公林祥福接纳了路过的两个“兄妹”，并且娶“妹妹”纪小美为妻。数月之后，纪小美卷走林祥福的一半财产离奇地失踪。过了一段时间，怀孕的纪小美突然返回，产下一女之后再度不辞而别。《文城》的大部分情节是林祥福携带女儿漫漫的寻妻之旅：他抵达溪镇结识陈永良一家，与妓女翠萍往来，死于土匪张一斧之手……当然也可以说，他在对纪小美的思念中耗掉了后半生。如果说，每一个成熟的作家无不按照自己的风格重构故事梗概，那么，余华的叙事赋予《文城》强烈的悲情。

的确，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与《活着》相似，《文城》强烈的悲情很大程度地源于一个叙事策略：回避生活的复杂纹理。《文城》没有令人爱恨交加的人物，没有令人迷茫的历史岔道，没有忠孝不可两全的犹豫和痛苦，也没有政治与友情、亲情、爱情之间乱麻一般的纠缠与矛盾。《文城》的绝大多数人物性格始终如一：林祥福矢志不移地寻找失踪的妻子，周围的每一个人物坚定地履行与生俱来的使命——仁慈的，仗义的，纯朴的，凶残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许多人日常生计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他们安分踞守于自己的生活位置。没有令人不安的非分之想，没有尔虞我诈的密谋与阴险。商会会长是一个负责的乡绅而非为富不仁；普通村民、佃农乃至妓女无不恪守古老的道德准则，没有人因为穷困而谋求不义之财。《文城》之中的土匪凶悍异常，尤其是张一斧杀人不眨眼。

《文城》的众多人物表里如一，轨迹单纯，善与恶针锋相对，爱与憎泾渭分明。军阀混战，匪祸频仍，林祥福、陈永良乃至顾益民左支右绌，每况愈下，然而，他们的为人处世从未放弃“情义”二字。愈来愈严峻的生死考验之中，“情义”闪烁出愈来愈纯粹的光芒，令人潸然泪下，令人肃然起敬。余华似乎不屑于考察剧烈冲突的夹缝里某些暧昧的暗角，那儿的善恶评判可能不那么清晰；也不屑于捕捉浮絮一般拂过内心的几丝嫉妒、怯懦、羞涩、贪婪，那些心思若有若无，幽暗不明。总之，故事周围种种毛糙的边角料被大方地裁掉了。

如此光滑的几何形状是否少了些什么？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往往会剔除各种错杂的成分，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对于《文城》说来，强烈与单调之间平衡并非多余的问题。当然，余华的叙述语言对于二者的平衡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说，《文城》不时流露的戏谑口吻不能仅仅解释为调侃取乐。对于情节的某些动机、转折、多种演变的可能，《文城》放弃了针脚细密的分析与描写，余华式的幽默显现出举重若轻的风度，譬如人票被土匪割去耳朵之后不可控制的身体倾斜，溃败的军阀涌入溪镇寻欢作乐，朱伯崇组建民团的射击考试，甚至林祥福与张一斧最后的殊死搏杀也包含了喜剧因素。正如喜剧美学显示的那样，戏谑、幽默与描述的生活表象保持无形的距离；笑声隐含居高临下的俯视，这既是一种美学观念，也是一种生存姿态，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投入生活，丝丝入扣地找出情节的内在肌理，分析、思索、激情、愤怒仿佛过于严重，幽默与诙谐才是恰如其分地面对生活乃至面对苦难的方式。

如果说，戏谑口吻表明了余华的喜剧天赋，那么，余华的另一个天赋是不动声色甚至不无残酷地叙述亲人之间的情感。当然，这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而不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的余华。他深知“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奥秘，擅长以平缓的语调写出令人颤栗的情感细节。《文城》划分为“文城”与“文城补”两个部分。“文城”部分隐去纪小美身世的谜团而聚焦林祥福，一如“文城补”聚焦纪小美而不再纠缠林祥福的苦恼。尽管“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补叙结构多少有些笨拙，但是，两个部分的分叙各自保持单一的视角——单质叙事保证了悲剧的纯度与悲情的递进积累。为了追求强烈的冲击，余华宁可启用“文城补”绕回起点，重新填补单质叙事遗留的情节裂缝。

显而易见，《文城》的叙事策略获得了预想的成效，尤其是“文城补”部分。现在可以指出这一点了：纪小美是《文城》之中唯一的多面性格。她聪明伶俐，送入沈家当童养媳，继而被严厉的婆婆逐出家门。丈夫阿强割舍不下她，窃走家中的钱财携带纪小美周游花花世界，直至耗尽所有的盘缠。纪小美设下圈套嫁给林祥福，卷走财产是题中应有之义，重返林家生养与思念女儿才是未泯的良知突如其来的觉醒。如何评判这个人物？美人计？出卖色相盗取他人财物？面对林祥福清澈而固执的眼神，她怎么能如此坦然地说出谎言？纪小美挚爱的阿强又是一个什么角色？缺乏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不负责任地将手中的最后一文钱花出去，然后打发妻子卖身行窃？事实上，他们是情节内部真正的反面角色。尽管可恶的土匪一次又一次地重创溪镇，但是，林祥福一辈子无法痊愈的内心伤痛源于纪小美与阿强的诈骗。

人们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这一对夫妇开脱，余华不愿意赋予他们某种崇高的使命，例如执行某个秘密组织的命令，或者忍辱负重地拉扯几个年幼的弟妹。千真万确，这仅仅是两个不堪忍受传统家规的不肖子弟制造的荒唐骗局。这种状况极大地压缩了《文城》的阐释半径，人们无法轻易地将这个故事与某种重大意义联系起来。这显然加剧了纪小美必须承当的道德谴责。奇怪的是，各种道德谴责迟迟未曾出现。纪小美与阿强之间的深情竟然将世俗道德隔离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没有想起来。这时，人们再度意识到余华的叙事成效——如果无法将纪小美塑造为一个纯真的爱情形象，她将被鄙夷的唾沫淹死。

纪小美的内心是否存在某些对于林祥福的羁恋？《文城》浮现的若干线索被及时掐掉。这些线索可能携带危险的杂质，模糊坚定的爱情指向。这时，余华放弃了现实主义对于复杂人性的探究。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叙述人物的行为，而且解析他们的动机。这些解析可能追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而抵达历史的深部。这时，生活将显现多种相互交叠的纹理，现实主义文学带来的往往是五味杂陈。相对地说，《文城》更倾向神话式叙事。神话往往删除多维的因果关系网络，具有不容分说的性质：谁来了，什么事发生了，奇迹一般的结局降临了。既然冥冥之中存在天意，时间、地点以及事件内部的合理性并非那么重要。

对于文学来说，现实主义文学与神话式叙事意味着不同的想象类型。一些人试图追随文学潜入历史，结识新的人物，认清刚刚发生了什么，继而决定自己的明天要做些什么；另一些人试图追随文学浮出历史，认清一个宏大的坐标，继而根据这个坐标的指引横渡人生。前者倾心于现实主义文学，后者倾心于神话式叙事。驻足于二者构成的十字路口，成熟的作家必须聆听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知己知彼，权衡再三，然后潜心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作者为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