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改革小说是新时期以来重要宏大叙事类型，上承十七年文学中心工业文学、农村小说等叙事类型，下启1990年代“主旋律”小说，产生了“新现实主义小说”“新农村小说”等诸多变体。受到“重写文学史”观念影响，1980年代后当代文学史大多将改革小说作为新时期发轫文学潮流，作为“从外部走向本体”“文学回归语言”文学史逻辑的“过渡阶段”。改革小说既能有效抚慰创伤，又可有效引发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改革小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政党政治直接介入文学的宏大叙事类型，又开启“现代观念”再造文学时空观，引出“个人解放”先声。然而，改革小说的过渡状态，其实是一种“尴尬”过渡。改革小说的复杂性被大大简化，它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改革小说的“社会主义文学”价值的“当代性”，及它显示的“中国想象”的主体特质，也被遮蔽了。这也造成改革小说与纯文学化的当代文学史书写逻辑上的错位。

讨论“改革小说”的流变，蒋子龙与刘醒龙是重要参照。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小说，塑造了锐意进取的“开拓者家族”群像。刘醒龙成名于1990年代，《凤凰琴》写乡村教育的故事，《分享艰难》涉及1990年代农村改革问题，《大树还小》《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与城乡矛盾等问题有关，中篇小说《孔雀绿》、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指涉工业改革题材。在蒋子龙到刘醒龙的历时性文学史坐标上，他们的文学形态演变，既反映了“改革共识”的形态转变，也隐含着中国当代文学宏大叙事变化的内在轨迹，并对“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改革时间”现代发端的焦虑

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械厂工作多年。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同年10月底，第一机械部在天津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蒋子龙作为天津重型机器厂代表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令他产生“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1976年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后，被扣上“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主题，被蒋子龙偷换为“抓生产、促革命”：“‘抓生产’反映‘文革’后期人们对政治运动的厌烦情绪，‘抓生产’又与1970年代末重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历史轨道实现了对接。”主人公不再是“造反派”“革命小将”，而是“老干部”。这种转换无疑带有“现实政治”的影子，也显示了蒋子龙将“革命”历史维度与“生产经验性”现实结合的考量。如黄平所言：《机电局长的一天》，结构“文革文学”的“阶级斗争”是缺失的，这是一篇没有阶级敌人的“文革”小说。霍大道时刻处于雷厉风行的“现代化速度”。副局长徐进亭劝他养几天，他打断：“不能等，一分一秒不能等，要抢！”“机电局长的一天”这个题目本身，就凸显了时空容量，给人以密集快节奏和超大信息量的感觉。这与同时代稍早的作品，如《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虹南作战史》等，有着内在逻辑的“转换”。蒋子龙借助霍大道老红军身份取得合法性，也让霍大道以“行政干预”代替现代管理，以精神“超克”实际困难，以“军事化作风”从事生产，然而，“抓生产”成为“革命逻辑”的潜在挑战者。

《机电局长的一天》只是暗含实现改革的企图，《乔厂长上任记》则有更明显的改革标志，以文革结束为新起点。《乔厂长上任记》（原名《老厂长的新事》）。“这一改革方案就是想象体制内改革英雄通过铁腕权力发起改革，通过具体事务操作达成目标。”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对《乔厂长上任记》进行批判，《天津日报》刊登“十四块版批评文章”，指小说为造反派郗望北翻案，北京与天津展开激烈博弈。《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经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干预，才停下来。《乔厂长上任记》现代性时间焦虑更强烈。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便是时间形态的变化：“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十九、二十世纪欧洲哲学是这种时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厂长上任记》开头：“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文革”成为悬置的空白。这种文化时间逻辑与新时期政治基本一致。乔光朴结婚也雷厉风行，不浪费时间：“我干吗要装假。童贞，我们结婚吧，明天，或者后天，怎么样?”物质刺激、标准化、科技化与专业化等西方现代管理理念，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准则发生激烈碰撞，“道德诉求”让位于“企业效率”与“人的私欲”，现代科层管理引发的工厂内部分化，也导致国有企业“道德共同体”趋于破裂。这种情况在1970年代末已现端倪。蒋子龙要在现代化、政党意志、革命精神、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社会主义体制之间，形成有效嫁接，推动“改革叙事共识”的合法性。

在《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蒋子龙刻画了一个经验主义官僚金凤池的神奇“魅力”。金凤池比霍大道与乔光朴多了几分烟火气。金凤池为丧父工人调派汽车，顶着压力给工人发奖金。他是精通社会关系的“万金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金钱。在我们国家，能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搞好关系。”金厂长依然在个人私德上被塑造得非常完美，他拿着自己工资“搞关系”。然而，如果联系1950年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官僚“刘世吾”形象，不禁令人感慨文学史的“历史反复”性。官僚管理与革命理想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文学内部的重要话题。魏秘书与金厂长形成有趣的内在张力。这种“对位”人物设置法，在王蒙的小说中也存在。比如，刘世吾很世故，林震天真幼稚。魏秘书坚守节操，不逢迎上级。林震既佩服刘世吾，也对官僚主义表示反感和抗议。魏秘书对金厂长的工作能力很佩服，但也反感他的“油滑”。这种对位处理方式，透露出作家的某种困惑——蒋子龙无法准确地从善/恶的角度，对金厂长进行简单道德判断。

改革文学刚出现，就面临一系列潜在困境。这不仅是极“左”思想与现代化改革思维的碰撞，更是“体制内改革”必然面临的尴尬。改革必须要形成“改革共识”，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而现代化对人的高效管理，科学化规章制度，物质刺激为主要激励手段。朴素的阶级情感，人情的迁就，懒散但舒适的工作方式，主人翁的道德塑造，这些国企工作和生活形态，必然被改变。如《维持会长》中，电机厂有几十个正式工门卫，雇用一千多临时工干活。乔光朴清退临时工遭到激烈反对，工人同样不理解乔光朴。乔光朴提倡“竞争意识”，没产生出良性竞争，反而催生更多“恶性竞争”，如投靠冀申的扈科长。《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金厂长被工人骂作“老滑头”。《维持会长》中冀申被调到外贸局，买各种外国享乐品，浪费大量外汇，却说不多买外国产品就是“反改革”。小说最后，乔光朴停职，李干被撤职，郗望北被炸成重伤，冀申却成了代理厂长。改革文学发轫，蒋子龙无疑敏感意识到了中国改革的内在困境。改革的手段和目标，成为改革本身的障碍。改革者的“集体主义殉道精神”，打开人类个人化欲望的“潘多拉的盒子”，却无法保证改革者自身安全。改革依靠领导者个人威权，却无法保证改革延续性，及“改革共识”内部稳定性，这才是1980年代改革深层次困境。谁能保证，改革闯将——霍大道和乔光朴、金凤池，不会变成权谋平衡的“维持会长”铁健？或变成为个人谋私利的冀申？

二、“改革共识”的“青年问题”及其美学转移

改革文学的叙事困境，在《开拓者》与《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进一步体现。《开拓者》延续保守/改革的斗争思路，提出“老干部”与“新时代青年”沟通主题。省委书记车篷宽是老革命，也是大学生。他比霍大道与乔光朴，有更丰富的学养。他精通几门外语，对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非常在行。他反对计划经济，拒绝了妻子——机械局副局长王剑秋“赶走日本经济侵略”的建议。他破格提拔司机曾淮当机械局局长，他对“市场竞争”“科学化管理”“广告销售意识”“技术革新”等西方经济理念的执着，使他以“技术官僚”面目执政，又深陷斗争旋涡。很多“反改革”决策恰以“改革名义”施行。比如，车篷宽反对冶金研究院院长吴昭和S副总理“乱引进”：“如果这样做，明年我们连裤子也穿不上了。”改革者车篷宽与保守派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与好大喜功“瞎指挥派”斗争，与落后自私群众斗争，可谓险象环生，他的同路人，是有思想、有魄力、有个性的“中青年”。

与青年造反派“郗望北”类似，《开拓者》也有一个造反派“曾淮”。他被“四人帮”利用，也保护过车篷宽。蒋子龙为郗望北、曾淮等造反派树立正面形象，是现代化进步逻辑使然。改革必然依靠更年轻的力量，曾淮等曾经“误入歧途”的青年，痛定思痛，更易接受先进改革理念。《乔厂长上任记》玩世不恭的刺头“杜兵”被激发了改革热情。《锅碗瓢盆交响曲》青年管理者牛宏，敢于给职工多发奖金。《开拓者》青年形象更重，自尊叛逆的金城，书生气浓厚的王廷律，大方洒脱的团委书记凤兆丽，油滑懒惰的“业余华侨”等形象，被蒋子龙刻画得非常生动。车篷宽参加青年舞会，是一个有象征意味的细节。“脱了朝服、换了常服”的凤兆丽，喜欢时髦，也抽烟喝酒，热衷交际。车篷宽对青年人的活力、个性、创造力是赞许的，但也透露出一种道德的暧昧与时代隔阂感。这也表明“体制内改革”需要刺激人的欲望和创造力，却很难规训个人化力量——特别是私人空间、日常生活与工作劳动相分离，技术化管理与道德信仰分离，导致的个人欲望与集体主义共识的脱钩。

“青年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在《赤橙黄绿青蓝紫》有更集中表述。《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来信”，提出：“青年的出路在哪里？”这是青年人对价值观、人生观动荡的某种感应：“潘晓身上表现出的意义焦虑包含着双重内涵，一方面是虚无情绪，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潘晓来信”对当代知识生产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转化此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吸收和涵纳虚无主义情绪。主流社会急需将活泼叛逆的青年纳入现代化建设规训。“社会主义新人”是19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产物：“把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为新人的伟大运动。”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提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为重塑“文革”后青年的“社会主义集体共识”。蒋子龙塑造“新人”：“通过这些新人形象，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这篇小说刻画“解净”与“刘思佳”两个青年形象。然而，两个人都是“问题青年”。对于解净，蒋子龙直言：“这是非常纯洁的女孩子，当过政治尖子，现在变成政治垃圾，她很痛苦，我了解这样的‘政治大姑娘’。”刘思佳思想敏锐，又夹杂偏颇情绪：他不甘平庸，自命不凡，但哀叹生不逢时；他厌恶空头政治，崇尚务实，又不分青红皂白，对政治工作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反感。”刘思佳被作者赋予丰富复杂的“现代气质”。解净是历史政治“错误遗产”，刘思佳则是当下文化语境“叛逆者”，为将他们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蒋子龙运用“爱情”话语遮蔽二者的差异性与冲突性。解净“自我改造”是主动的，刘思佳则道出官场的虚伪，及改革共识的内部危机。有学者认为，个人私利与共同体牺牲想象之间，已不能再询唤出有效妥协机制：“1980年代个人主义话语作为克服这种矛盾的尝试，将日常生活从共同体统一性原则中解放出来，以去政治化面目落实多元化生活趣味。最终，话语实践塑造出叶芳式消费主义主体——个人主义话语开始大行其道，叶芳式消费主体成为社会主流。”

然而，除了天使/恶魔，浪子/美人等潜在心理原型，解净/刘思佳的组合，也暴露了蒋子龙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希望保留纯洁，如同解净一样，既应合现代化诉求，又在道德上“保持初心”；另一方面，他又是“刘思佳主义”者，理性看待改革带来的利己主义，及由此引发的复杂利益纠葛。“青年问题”的实质，在于它不过是一种时间的“复杂隐喻”。“青年”意味着创新，未来和现代性观念，也意味着不稳定和威胁。“老年”则暗指保守，意味着退化和衰败，但也有着成熟稳定的伦理光环。这一阶段的蒋子龙，在改革逻辑之中塑造了复杂矛盾的“青年”，也塑造更多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青年。但他不能将他们再次统一到改革共识之中，只能借助火灾等牺牲桥段，生硬地表现刘思佳的转变。“改革”以经济发展和物质幸福为目标，必然触及体制问题。这在当代文学史衍生出启蒙/革命，传统/现代，个体/集体，欲望/道德，世俗/精神等一系列冲突性主题。这些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已现端倪，只不过被“一体化”叙事掩盖。“新时期”后，潘多拉魔盒打开，如徐勇所说：“改革和现代化发现或制造出问题，又以改革作为解决这一切的最终承诺，因而这些问题注定了只能在‘改革’和现代化（经济和政治层面）框架内解决，其结果自然既简化了问题，也掩盖和遮蔽了问题的复杂。”蒋子龙感叹，1950年代，他的八级锻工师父，上班观念很强烈，下班观念很淡薄。1970年代，他上班干私活，工作时间睡觉，甚至迟到早退。中国经历理想主义失落，很难再恢复此前单纯的热情。改革试图以西方科技与现代化管理，嫁接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必然导致诸多观念和文化的冲突。西方“现代化理念”背后的个人化、欲望化诉求与理性化官僚管理，如果失去有效权力监督，缺乏成熟外部环境，必然导致改革停滞，改革者蜕变，及极大的社会分化。

三、“改革共识的解构与重构”：蒋子龙“后改革小说”创作

考察蒋子龙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小说，会发现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焦虑感。《维持会长》中，乔光朴遭受挫折，冀申却不断胜利；《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喝得大醉的金厂长，举步维艰；《锅碗瓢盆奏鸣曲》的经理牛宏，因多发奖金被处理。即使《赤橙黄绿青蓝紫》，也只能通过救火事件，激发集体牺牲精神，才能弥补解净与刘思佳的矛盾。很多研究者将“改革文学”作为“宏大叙事”失败的象征。也有学者认为：“改革文学是现实主义在和平年代的最后一次叙事冲动，《新星》《平凡的世界》产生轰动，并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讲故事方式，已失去‘共同体想象’的话语权力。”

然而，问题没那么简单，考察蒋子龙1990年代之后的创作，都能看到“改革文学”艰难地否认—更新—主体重塑的过程。新现实小说冲击波之下，刘醒龙、何申、关仁山、柳建伟、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等一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家，对1990年代改革的集中书写，都显示“改革”主题作为文学性宏大话语的“未终结性”。有学者指出，“改革文学”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文学”，也夹杂着五四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苏联解冻文学”的身影和精神元素；从广义角度去理解，“新时期三十年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最宏大的“改革文学”。类型化角度而言，改革文学不仅是文学思潮，更是一种中国式“政治文学”的延续。中国多变复杂的改革开放语境，持续不断的现代化转型，决定了这种政治文学，有广阔现实书写空间和接受语境。只不过，“改革文学”的延续发展，在以纯文学自居的文学史书写中，被冠以“主旋律文学”帽子，视为陈腐文学叙事规则，加以遮蔽和遗忘。

改革文学思潮之后，蒋子龙期待寻找更具个体真实性的共识。这也是对新时期改革共识的某种反思。蒋子龙塑造的“开拓者家族”成员，无论霍大道、乔光朴，还是车篷宽、武耕新，都是强悍的男性领导者，对女性情感较漠视，他们对现代化和经济变化，有强烈渴求，却也蛮横、急躁，占有欲强烈。1980年代中期，蒋子龙创作长篇小说《蛇神》。勇于开拓的改革者，脱下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宏大罩袍”，退掉殉道者悲情，表现出更个人化，甚至欲望化的一面。蒋子龙迷恋于塑造神魔集于一体，复仇与献身于一身，更复杂的男性人物——邵南孙。邵南孙不是遗忘爱情的“改革狂人”，而是因爱成狂的“爱魔”：“在蒋子龙的新作《蛇神》里面,潜伏着作者对强力和野性的爱好,展示了一种新的审美角度。”邵南孙为追求花露蝉，不惜在剧团打杂多年。花露蝉惨死于“文革”，邵南孙尽管成了著名作家和养蛇专家，但依然无法走出心灵梦魇。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历史与现实像两条在一起撕咬恶斗的蛇，从混沌初开到人类文明的尽头（假如文明有尽头的话），从天堂打到地狱（假如有天堂和地狱的话）。”在邵南孙看来，戏班内部权力争斗，丑陋异常。花露蝉死得不明不白。“文革”之后，道德人心并没有由此变好。各级领导热衷对邵南孙的蛇研究所吃拿卡要，各级干部蝇营狗苟。小说洋溢着伤痕小说“天地不仁”的创伤感。不可否认，蒋子龙摆脱国家主义束缚，走入更深刻幽暗的人性深处。

蒋子龙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年变法”，依然有暗自的尴尬。1986年后，蒋子龙转向《蛇神》后，改革阵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出现更尖锐的思想交锋和现实冲突。然而，改革文学却先于改革现状失去了活力。更悖论的地方还在于，《蛇神》似乎更像伤痕反思小说。那么，伤痕反思文学思潮过后，蒋子龙执着于“回望”这样的题材，是否表明幽灵仍在？或者说，是某种梦魇般的，对历史反复的黑暗体验？吊诡的是，当蒋子龙在《蛇神》走向心灵的恶与力量的冲突，却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反响。

然而，蒋子龙始终无法放弃对现实的关注，1990年代，他又创作《人气》《空洞》等小说，在防疫、城市改建等现实问题上，保持了敏锐性和批判锋芒。老市委书记杜昆与儿子杜华、孙子杜觉，三代红色家族，掌控梨城政治经济命脉，市长卢定安和市委书记来明远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同福里旧城区改造展开。该小说有1990年代官场小说的影响，也呈现了1990年代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农民帝国》更像对早年改革题材小说的突破，《燕赵悲歌》的续篇。1980年代改革小说，被推崇的“雷厉风行”执行力，“乾纲独断”的集中模式，有着对抗“文革”逻辑的历史使命。如果说，1980年代初改革英雄，还有反对“左”倾政治合法性，而伴随着改革深入，“一把手负责制”等管理措施，不但失去“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且未能在体制内建立起，有效抗衡私营产业的现代机制，更未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企业劳资共赢与平衡共生。1990年代改革小说，反映的国企腐败与国有资产流失，工人生活困境，都涉及“权力寻租”的所有权空置问题。

《燕赵悲歌》结尾，武耕新与领导谢德发生争执。武耕新大胆顶撞：“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不向钱看怎么搞现代化！”彼时，武耕新胆大粗鄙的行动力，被作为敢作敢当的典型改革性格：“武耕新是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新时代的农民英雄，一位普通劳动者，在他身上体现着当代改革者的一些共同特征，是当代改革者的典型代表。”然而，乡村“改革强人”，一旦失去法纪约束，失去共同致富理想，就会蜕变为“土皇上”。武耕新在《农民帝国》蜕变为嚣张霸道的郭存先。这无疑提醒我们，“改革叙事”作为“宏大叙事”，在中国当下已成为某种焦虑性症候，也具有某种“未完成性”。郭存先有梁生宝式道德激情，农民式狡猾，于连式野心，土皇帝的专制：“短发方脸，上身穿着白粗布的对襟褂子，下身是黑粗布的单裤，脚蹬胶底纳帮的黑布鞋，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结实有力的麻利。”他的畸变反映了改革者家族的裂变。郭存先的失败，也暗示1980年代“改革能人”为叙事主体的改革叙事逻辑困境。小说内部有着深深断裂，上半部，对改革开放前的艰苦生活描写，残酷而真实。比如，郭存志偷吃红薯秧子，差点憋死；地主后代刘玉朴，为证明清白，在坟头自杀。下半部，对于郭存先转变的描述，则有些力不从心，大多是对他的嚣张跋扈行为的刻画，缺少对行为内部动因的展示，更缺少从历史高度，对郭存先问题的深度思考。这都显示了蒋子龙对1980年代与1990年代改革差异性与联系性认识的不足。

蒋子龙的1990年代“后改革小说”，也说明一个问题，即文学思潮的“改革文学”虽已过去，然而，“改革叙事”没有消失，且1990年代后，“改革意识形态”代表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思维，依然没有终结，只不过，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又发生了新变化。

四、“爱与仁慈”的共识期待：“分享艰难”的尴尬

蒋子龙的《晚年》，有一个老工人张玉田形象。他大公无私，严把质量关，被迫提前退休，但是老工人依然热爱企业。蒋子龙努力在现代化思维逻辑，赋予“公品德”以情感道德性定位。这种对于十七年文学处理方式延续到1990年代，更加凸显了抒情气质与道德失败感，形成对1980年代新启蒙的反思。这也成为以刘醒龙为首的新改革小说的重要思维方式。蒋子龙也注意到“腐败”对改革的破坏作用，《维持会长》冀申倒卖国家外汇，《蛇神》的官员对邵南孙吃拿卡要。但是，他大多在“文革遗毒”层面分析问题，对1990年代腐败，则停留在道德控诉，感慨工人地位衰落，缺乏进一步思考：“‘国家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即使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对郭存先的堕落，描述得也过于脸谱化。更广泛地反映1990年代二次改革中国变化的作品，还要看1990年代以刘醒龙为代表的“新改革小说”。

刘醒龙有长期乡镇生活经验，后来在国企工作多年，在文化部门任职。他的文学视野开阔，对农村生活、基层教育、国企改革和文化界等领域都有涉猎。他的早期小说，如《黑蝴蝶，黑蝴蝶》等“大别山系列”小说，充满魔幻色彩，书写乡土神秘浪漫。后期他的风格虽有改变，但抒情忧伤的调子，依然潜伏在文本深处。刘醒龙真正被文坛关注，是《凤凰琴》《村支书》等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虽然是现实主义题材，但这些小说一方面正视人物的自私与欲望，比如，《凤凰琴》界岭小学内部余校长、邓副校长等老师争名夺利，弄虚作假的行为；另一方面，小说又怀深情地写出艰苦环境中，小人物的理想主义坚守。《村支书》的方建国，为堵住大坝缺口，以身殉职。《凤凰琴》的民办教师，多年来对破败小学不离不弃。《凤凰琴》以外来教师张英子这个闯入者视角，描写了大山深处民办教师。小说最后，明老师怀抱转正通知书含笑而逝，做足了“苦情”，也表现了刘醒龙对于“道德”异乎寻常的敏感。然而，这种“敏感”又基于对现代化逻辑的清醒认知。他承认现代化合理性与合法性，又站在“乡土抒情”角度上，以道德批判激情，严峻审视现代化导致的人心沦丧。这种“横站”姿态，让他在1990年代很多作家沉溺欲望书写背景下，格外与众不同，也使得他“联通”十七年现实主义叙事、新时期乡土叙事、改革叙事，取得了主流政治、纯文学领域与大众的普遍性共鸣。同时，这种创作理念也使他形成对1980年代启蒙的反思性，比如，小说《大树还小》，知识青年“白狗”勾引农村女青年，偷窃东西。知青返城后，又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家等成功人士，依然对小树形成精神伤害。刘醒龙站在人道主义与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视野内，对1980年代“无悔青春”式的知青叙事进行了反思。

刘醒龙独特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观，也造成文学家对他的争议。一般而言，文学史将刘醒龙作品归于1990年代新现实主义，甚至主旋律写作范畴。然而，主旋律文学，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却暧昧可疑。刘复生指出，纯文学界看来，“主旋律”文学只属于否定性意义的“通俗”文学(mass culture)，属于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的机械复制的、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品位低下的文化商品，不属于真正民间性双重失落。巨大发行量、读者群与获奖不过是堕落的证明。刘醒龙引起批评的作品，是《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作品。《挑担茶叶上北京》，村长石得宝接受苛刻任务，在冬天采茶，只为巴结上级领导。小说讽刺权力对农村和农民的伤害。小说最惹人争议之处，还在于凸显基层干部的委屈。对“基层干部”同情化处理方式，是很多新现实主义小说惯用策略：一方面，对“基层干部”面临复杂艰难现实的强调，会获得独特真实感；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这种特殊身份，也巧妙地规避政治文学风险，以小人物的喜剧感，“隐晦地”传达对体制的批判。然而，这种叙事逻辑，还是受到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质疑批判。

批判更集中在《分享艰难》。西河镇书记孔太平面临很多危机与挑战。山洪暴发，教师工资拖欠，镇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各单位扯皮，还有镇长的权力挑战，及养殖场厂长洪塔山的恶行。小说以接踵而来的危机事件，将孔太平放置于权力旋涡，在道义、法律、欲望、人情与责任的泥沼之间苦苦挣扎。小说没有美化孔太平，刘醒龙写出这个基层干部，在女色面前的犹豫，在权力斗争中的算计，也写出他为教师工资、救灾救穷等全镇百姓的民生事业，殚精竭虑，兢兢业业的操守。小说的决定性因素是——“金钱”。派出所所长和孔太平都通过收赌博罚款方式，筹集单位经费。孔太平让嫖客参观救灾现场，募集救灾款。田毛毛想发财，被洪塔山奸污。教师发不下工资，长期营养不良，昏倒在课堂上。小说最大争议之处在于，孔太平为镇上经济发展大局，放过了强奸犯洪塔山：“我们说定了，不告姓洪的了！让他继续当经理，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这呼应题目“分享艰难”意志——二次改革以群众牺牲为代价，再次完成国家现代化。这无疑是变形的“宏大叙事”逻辑。唐欣说：“我们能部分窥破一些‘主旋律’小说作者书写百姓的良苦用心所在。正因相信普通百姓之善良与深明大义，所以他们才以小说形式，吁请老百姓‘分享艰难’，更确切地说，是以国家的名义在索取底层社会奉献牺牲。”蒋子龙式“铁腕人物”是权力掌控者，能在官僚体制内部通过“权力集中”快速贯彻改革主张。然而，刘醒龙笔下，大多是身处尴尬困境的基层干部、濒临破产的国企领导。他更强调改革主体人物面临的多重困厄与精神压力。

然而，站在启蒙立场，指责刘醒龙为“弱者牺牲”的改革逻辑，提供情感合理外衣与虚伪的偷换概念，无疑也将问题简单化了。《分享艰难》原名《迷你王八》，发表时在《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建议下改为《分享艰难》。刘醒龙在访谈中说：“《分享艰难》在《上海文学》发表时，周介人主编在卷首语中写道：刘醒龙的小说里有一种大善。小善是爱憎分明，而大善却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分享艰难》里有非常善的东西，像主人公孔太平的舅舅，就是一种大善。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审判，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表面上看，“爱与宽容”文学话语，似乎可以沟通启蒙体系文化逻辑，然而，这恰让很多批判立场知识分子难以忍受，即“爱与宽容”的符号被挪用了。或者说，恰是打着“启蒙”旗号的，遮蔽了人性尊严的主流宏大叙事。

那么，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叙事，以主流名义的现代化诉求，得到了启蒙的认可，而1990年代改革叙事，却无法得到这种认可？启蒙精英意识，在“新时期改革共识”破裂后，叙事主体的道德天然合法性破裂，更偏重个体化诉求。这也与1990年代启蒙与新左派、主流意识形态更复杂的纠葛形态有关。我们也看到，1980年代改革现代化宏大叙事共识，是“强者”与“弱者”共同的时代主题，是政党政治与个人生活的共识。1990年代则是鼓吹强者欲望合法与合理化的时代。然而，这种“弱者的牺牲”，除了背景性的革命叙事资源之外，被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宏大叙事规则之下，既没有左翼文学“拯救弱者”的道德合法性，也没有启蒙叙事“个体自由”的价值合法性，而是陷入一种“个体强者”与“强大国家秩序”结合的“新权威主义”的崇拜。

同时，对于中国1990年代现实的价值判断分歧，也表明了启蒙话语内部的分裂。在主流意识形态而言，1990年代改革是1980年代改革的合理延续，然而，经过拨乱反正、对现代化的欢呼，个体生命意志的觉醒，使得作家对革命、启蒙、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反思日渐加深。对主流话语体系的不信任，也使得启蒙话语拒绝接受“和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讲，刘醒龙在《分享艰难》中对于“爱与善”的鼓吹，试图接续十七年社会主义道德叙事传统，对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权进行讽刺：“分享艰难”还有它的另一种浪漫。我不明白，这四个字怎么就那么倒人的胃口，它不就是同舟共济的另一种说法吗？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对艰难的分享是其起码责任。我明白不愿“分享艰难”潜台词是什么，问题是，在谁和谁分享艰难的疑问后面，是否还隐藏着根本不愿与艰难相伴的下意识——坦率地说，我现在越来越偏向普通人，我觉得他们更可靠。”这种对知识分子启蒙的不信任，在《大树还小》等“讽刺知青”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这种分歧和冲突，更集中表现在刘醒龙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的一大特点是，刘醒龙同时写了农村改革和城市国企改革，试图在其间重寻某种内在联系性。陈老小是一个“梁生宝”式劳动模范，也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妻子死后多年，他克制着情感，与女邻居保持着纯粹的精神性慰藉。“燕子红”成为高贵品质的象征。与之相对，则是阀门厂老工人代表，也是老劳模的高天白。陈老小希望东风去工厂，学到真正技术，成为一名高尚的工人，能车出“铁屑蓝”的工人。“铁屑蓝”也是象征性意象：“几乎都是黑乎乎的毛坯件，在进入到这亮晃晃的带子中央，很快就幻化出各种光泽来，有的变成乳白，有的变成银白，而蜕变出来的黄色，也能轻而易举地分出橘黄与橙黄来，前一种灿烂，后一种鲜艳。在刘醒龙中篇《铁屑蓝》就有痕迹。它象征着技术高超与道德高尚的双重标准，也是十七年时期道德化工人典型形象的代表。

作家努力将主人公陈东风塑造成一个精神性人物。他帅气，有能力，热爱劳动，但又沉溺于精神思考，类似《古船》的隋抱朴，《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小说时常让陈东风歌颂劳动的最高道德标准：“在时空雄大无穷的俯瞰里，任何其他舞蹈都是苍白而滑稽的，唯有劳动才是宇宙看不完演不尽的真正舞蹈，剔除了劳动，人的任何表演都是导致自身的加速毁灭。”怪异的是，作家也描写了很多性爱情节，特别是陈东风对方月与陈西风性爱的窥视。小说怪异地将欲望与道德联系，取得某种新宏大叙事合理性，比如，陈二百对陈东风说：“我知道你们身上有一种叫作热爱劳动的东西，让女人喜欢，不是一两个，而是许多女人在喜欢你们，越是好女人，越喜欢你们。”这种试图将欲望个性人物与伦理叙事嫁接的“杂糅手法”，常见于1990年代长篇小说，比如，陈忠实《白鹿原》的白嘉轩，就是一个性能力超强，但又有超强道德敏感性的乡绅族长。只不过，陈东风的“欲望个性”，不是联系着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链接着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德伦理规范。

小说也尖锐地写到城乡矛盾，工人和农民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农村农民的矛盾，这又与他对爱与仁慈的品质，对“劳动”品质的追索，产生了某种内在矛盾性。1990年代农村，是精神与物质双重破败的景观：“庄稼越种越瘦，田地越耕越硬，年青男人成年累月在外面浪荡，种田的不是女人就是老人，谁会骗人谁就当模范。”陈东风讨厌“王子与公主”的比喻。他痛恨贵族化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精英，导致了社会道德崩塌。然而，刘醒龙虽然写了农村的破败，但他对农村与农民的想象，过于浪漫抒情，以至于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太像农民，带有知识分子话语痕迹，比如，方月的母亲对陈东风说：“纸钱不是钱，是情义，是道德，是痛到骨子里的安慰。”当东风听说，翠要嫁给赵家喜，痛苦写下了大段内心独白，非常诗性，也颇为知识分子化：“我不断地大声喝问，城市，你们要干什么？这样的挤压，这样的吞食，这样的蛮不讲理——我要寻找的是比幸福更重要的父辈的纯洁。”这种对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伦理道德的致敬，暴露了刘醒龙思想的复杂性。

刘醒龙的笔下，工厂和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也触目惊心。农民工干着最重的体力活，拿钱最少，还要遭受歧视。王元子、黄毛、墨水等城市青年女工，都有着城市工人优越感，看不起农民工。文科长和玉儿，万主任和银杏，马主任和小英，这些企业领导和女临时工之间的性交易，少了权力博弈过程。农村女性成了“受辱乡村”形象代言人。李师傅认为，“同工同酬”改革是“进城打土豪”：“我们是在工资表上签字领钱，农民工是打白条领钱。”陈东风认为，社会主义是按照劳动取得酬劳，徐富副厂长鼓吹，“工人农民是一般，齐心协力搞翻番”，但在人心欲望被鼓动的1990年代，传统社会主义集体道德观，失去了效果。大量农民工，包括方豹子，都被段飞机的村办机械厂挖了墙角。陈东风喜欢看左拉的《萌芽》，而现实中的国企正式工维护特权，反对农村临时工，不惜阻挠同工同酬改革。这与《萌芽》为争夺生存权的罢工，形成了巨大话语反讽。

可是，刘醒龙将矛盾写到绝处，总有道德化情节将之进行化解，削弱了其作品的现实主义力量。他无法在逻辑上说明，为何贪婪自私的企业领导与工痞流氓，会化身为“道德偶像”。为此，刘醒龙设计了一系列“危机”，通过牺牲精神的召唤，再现道德力量。比如，厂长陈西风和书记徐快，明争暗斗，但保护工程款，与农民工劫匪斗争，双双被捅成重伤。陈西风的情人田如意，与陈生下私生子翱翔。小翱翔为西风输血，救了西风的命，田如意也获得大家的尊重。陈西风也没有起诉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劫匪。好逸恶劳的工人汤小铁（类似蒋子龙笔下的刺头工人），为抢救洪水中的国家资产，壮烈牺牲。段飞机的农村个体机械厂与国营阀门厂，处处斗争，而面对洪水，两个企业共同救灾，甚至合并在一起。这种“危机彰显道德”策略，常见于主旋律小说。小说结尾写道：“小翠往陈东风怀里依偎紧了些，然而此时他们渴望的不是做爱。”小说以“大团圆”的圆满，让美丽村姑小翠与陈东风结合，再现了“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的救赎主题。

刘醒龙不认为自己是“主旋律作家”，更倾向于认同为纯粹的，秉承着现实主义，又有浪漫气息的作家：“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长期以来，因为‘工具论’的不良影响，现实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者说具有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在骨子里，我的小说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的质疑。”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新两结合”，无疑让我们与记忆中十七年文学某些内在文化逻辑，取得了令人深思的呼应。现实主义让刘醒龙获得官方和主流文坛认可，浪漫主义则接续十七年社会主义叙事文学伦理，以“宽容与爱”等夹杂保守主义与古典启蒙的理念，形成对1980年代新启蒙叙事的道德反思性。

单纯对市场欲望的鼓吹，无疑有着“精神阉割性”，如托克维尔认为，市场经济“它乐于使人享乐，但人必须只思享乐而别无他求”。福山对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改革，认识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这类改革“减少中间成本与利益制衡”的效益最大化，这种高效率和纪律性，是对现代科技的鼓励：“他们既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比较高度的社会纪律，又能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以鼓励发明和应用最现代的技术。”另一方面，他也表达了对改革中个体诉求与国家意志之间发生冲突的担忧。如果说，蒋子龙笔下，乔光朴、霍大道这些“改革英雄”，希望将“人性”塑造成现代化管理“竞争性技术个体”，以“专业化”治愈革命“创伤感”，那么，刘醒龙笔下，现代化宏大叙事则受到质疑。或者说，刘醒龙恰是为“小人物”立传，暴露大变革时代“普通人”的“精神创伤”。穷困的民办教师，受夹板气的乡镇干部，被官场折磨的文化人，无奈的下岗工人，受到城里人侮辱的乡下人，都以“失败”的普通人形象，成为时代的道德批判者。作家更注重凸显改革残酷性和欲望对道德的伤害。很多十七年社会主义叙事的价值观、工作伦理和道德观，“逆向时间”化地予以保留。这种情况，蒋子龙的小说《农民帝国》《人气》等也存在，但都被看作大时代悲壮进步有益“情感补充”，甚至是“必要代价”。然而，在刘醒龙看来，这种补充和代价，却呈现出更残酷的牺牲性，与犹疑暧昧的失败感。这一切都被作家无转化性地归纳在“爱与仁慈”的逻辑中，也显现出某种杂糅气质和现实妥协性。

可以说，刘醒龙在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以“反思1980年代启蒙叙事”“反思改革叙事思潮”为逻辑起点，也对1990年代文化现实进行批判反省，可他对十七年文学资源道德合法性的挪用，对人道主义的回溯，却怪异地走入“分享艰难”怪异逻辑，“反威权”成了“另一种威权”的解释者和维护者。这种“自噬性”悲剧，无疑展现了19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深刻悖论，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现代个体与宏大叙事之间宿命般的纠葛。这种纠葛甚至延续到了当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如何在尊重个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漂移的甚至碎片化的现实中，重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并为这一关联寻找有效的文学表述，是现时代文学所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和难题。”十七年时期形成的现实主义书写与政治文学模式，在当下文学发展之中，是否还有合法性与文学魅力？如何看待文学史意义上“改革共识”的破裂与重塑？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