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方晨的长篇新作《花局》，无疑是本年度长篇创作的重要收获。它延续了“老实街”系列内质深沉的批判，以扑面而来的生命凌乱，在中国文学长廊里构建了当代人的荒诞性大观园，以全新的结构性突破，重新解读了卡夫卡未来现实主义的绝望、无力的抗争，并探寻了希翼所在。《花局》中的每一个人，都投入地活在现实虚构的虚影中，早已失去了真我，与自身无法相逢。无论是处在高位的领导者，还是卑微的普通职工，他们的灵魂走失得太久，于是生命成就了随处可见可感的如梦幻般的可笑、可悲、可哀。

《花局》里有一本正经、冠冕堂皇，亦有至死惶恐、无以摆脱的天网。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是社会运行形态种种具象的集纳与淬炼，更是抽象了的当代人真实的精神困境。《花局》整体性地勾勒了人与这个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复杂及无奈。题记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对此有着提纲挈领的解读，如为小说的人性整体（人与社会）时态定调：“你尽可能地远离/这个世界，你的一切/都来自非这样不可”；亦揭示了人之情感（人与自身）探幽：“你的忧伤，你永不变凉的/触摸，还有你没有怨气的/安静声音/和你眼睛的遥远。”人们固然难以摆脱“非这样不可”的生活，却无法放弃对自由之身的渴望，文本隐含内心的暗流涌动与遥远的期许。

阅读的过程，头脑里不时会想起卡夫卡《法的门前》《城堡》等作品中震彻灵魂的荒诞世相与至死绝望；读完《花局》，精神上又泛起《红楼梦》给予人们的警示与警醒：空花幻月局中事，此生何处自由身？王方晨以不存在之“花局”的虚幻，铸就了当代人性精神境遇的真实，以“局”中人无法摆脱的精神沉迷、深度困惑、苍白的挣扎及戏剧性、寓言性结局，深究了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核心气质构成，抛给这个时代的人们至深的思考命题：作为人，应该怎样活着？

01

第一部 花局与树

花局，永远是处在真之不允许与荒诞永存的运转中。

第一部“花局与树”，无疑是花局的虚幻与本真对峙互动的隐喻。“花局”是小说文本人物各自无法真实忠诚自己的重症蔓延；而那些树，那些悬铃木，则是真实的存在，是与花局相对的自然性本真本义的意象承载。莫言曾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站在理性的立场，似乎是一种必须的应该，然而现实从来拥有一种残酷的群体感性强势：彰显同一，拒绝另类。这更是数千年来的文化沉疴，是集体式统一行动表演对个体内心选择行为的残酷压制与硬性排斥。文明的演进，伴随着对本义的盘剥、消解与虚拟意义再生的炽烈。于是我们所置身的时代，人们常常会看到两种极致的风景：本真的存在，几近“大逆不道”的路障，必须除之而后快；虚伪、虚浮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陈志生拒绝植树，拒绝种树表演，然而依旧无法摆脱被代表公共道德的施小婕的镜头围追堵截。这种拒绝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性本真的内心坚守，然而这种个体式意识及行为是柔弱无力的，甚至在周边人与事形成的强大合力面前是毫无抗体的。因着施小婕公众媒体的介入，陈志生一夜成名，照领植树补贴，进而光明正大地当上了种树办公室主任。他有坚守自我真性的一面，也有作伪的一面，更有全然接受并安享花局为他安排的一切便利的坦然，所以人性是复杂多面的，恒性意义被时代所冰释。荒诞是世相存在的一种特质，在浩大的群体性作秀面前，无人去顾及陈志生个体感受。施小婕无疑是具有高度职业精神的媒体工作者。她高估了自己的自信，她和花局的众人一样喜欢热闹、宏大。正是由于她的跟进与传播，促使了陈志生的升职，事实上是她促使了陈志生的“合群”。与其说是所谓道德绑架了真性，不如说是标榜式虚伪强奸了真性；与其说陈志生拒绝植树是对花局集体表演的嘲讽，不如说是花局群体性标榜嘲弄了世间残存的本真坚守。事实上，合群似乎是陈志生的唯一出路，而坚守对于他的人生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摧毁了集体植树的成果，宣告了花局集体性表演意义的完全脱落，也宣告了貌似强大的集体性意识的不堪一击。个人是羸弱的，我们所置身的人群所构建的社会及时代，亦然。

相对于陈志生的直接拒绝与坦然接受，宁小虎的主动作伪与自我承认似乎更显真性与坦荡。作伪本身亦是对社会种种造假者的一种反讽，王方晨在小说中了无形迹地强化了文本本身的反讽的烈度。宁小虎的作伪被记者发现，花局大张旗鼓的开会研讨，开展各种形势教育，慎重其事地作自我检讨。而宁小虎无法容忍这种伪劣的表演，当场呵斥，结果只能在众人的围追中夺路而逃。他虽然逃走了，但是依旧无法放松因重伤而紧绷的神经。花局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强大的集体性虚伪显然重击了他的精神。他的造假源自共性领域的虚伪虚荣心理，他是真实的虚假，花局的众人旷日持久的讨论会则是深度的宏大叙事式的作秀，是灵魂层面的集体丑陋。

柴会卡无疑对古局长是无限忠诚的，忠诚到在古局长即将退休的年龄上作伪。在花局认真作伪的整体态势下，无论是陈志生还是宁小虎，他们残存的真性遭到排斥是必然的。当变态的荒诞成为常态时，社会与时代已陷入深度病态，真性存在不可避免地成为异端，融合与被驱逐是既定命运。真之不允许与荒诞永存，或许正是我们所置身时代的器质性特征，也是物质发达人文退化的必然。

02

第二部 花局与人

局中之人，卑微心理无分地位高低。

第二部“花局与人”，聚焦了被动生存者与高职位高地位者两个层级的心灵卑微及安全感的极度缺失。只要在“局”中，人就会陷于现实生存的种种困境之中。王树与上帝，一个回不到“局”里，一个进不了大厦之“门”。亦有高处不胜寒的古泊生局长，隐秘暧昧的情思纠结，成为他难以名状的隐疾。在蔓延着荒诞的花局里，没有人是圣殿之王。即便是上帝，即便是局长古泊生，也无法排除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灵魂微弱，“局”（社会）对人性的碾压是同等的，不同的是烈度，这是人与“局”复杂关系的必然。

王树作为一个被动卑微的生存者，驻村帮扶的他，竟然被花局里几乎所有的人遗忘。他的驻村工作赢得了胡兰村群众的广泛认可，然而却从未被花局认可，以认真工作谋求晋升的念想也终成空想。胡兰村群众的声援终于让他回到花局，挂职工作成绩突出却成了他被再次派到胡兰村的充分理由。花局对他来说，从来不存在什么明确的奖惩、激励、晋升机制等正常的成长通道，只有领导意志的好恶。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对于花局所赋予的一切，只能默默承受。他的那一声大叫，只是心中长久淤积的一瞬之释放，亦是对异化权力无奈的臣服。甚至回到胡兰村，他依旧欺骗着自己：一年时间会很快过去。权力的异化及权力对普通个体的愚弄，在王方晨专注而意外层出的叙事里，引发了强烈的叩问及深度的反思意义。

上帝这个卑微者，显然是对无所不能者的反讽。他是极度缺乏智慧的卑微者，被妻子剥夺了性，在单位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最终撞上火车脑裂而亡。一封不知送给谁的信，最终被卡车带走，进而剥夺了他的一切。如同一辈子进不了法律之门的乡下人，如同永远进不去城堡的K，世间的所有阻隔都是给他这种人设置的。上帝所作的本能性的反抗，无疑是毫无意义的，花局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死局”。荒诞从他接受那封信一直持续到他的生命终结，完成了对卑微个体的灵魂叩问，偶然之中隐含必然的隐喻。无论是王树的遭遇还是上帝的归宿，都隐含着基本信仰被颠覆的寓意。

作为处于高位的花局局长的古泊生，也一直“隐疾”在心。不过并不是痔疮，尽管痔疮也是一种隐疾，它仅仅是承载隐疾的意象。痔疮确实触发了他的隐疾，触动了他脆弱的神经，众多探望者之外，他内心最期待的探望者老鲁迟迟未到他的办公室。因着老鲁到家探望结局的不完美，古泊生懊恼起来，进而自恋自思，思考阻碍自己身心自由的原因而不得。他困顿的灵魂异化为背着重重壳的蜗牛，无疑是卡夫卡甲壳虫式担忧的幻化，精准地映照了他权力之上的重度失落，情感寄托的卑微，精神安全感的极度缺失。

03

第三部 还有一条狗

狗眼看花局，无异于对荒诞性现实的他山攻玉。

一条狗，以人的姿态见证了古泊生处世幽微及花局的人事沉浮，纯粹感性甚至指鹿为马的行事作风，并以洞明花局实质性运作流程的谙熟，做到了打击对手、巩固自身、提拔司机。这一过程中，花局亦培育了狗的无限贪婪，尽管它能够切身感受到人间的不公，但它依旧不会放弃贪婪的求取。弥漫在花局的根深蒂固非主流的文化生态，比疫情更具传染性。

而最后的离局，是理想生命模式的艺术想象与延宕，更是小说匠心构建的象征及隐喻。

鲁林娜从一直开着门、渐渐青春老去的期待，到最后关上门的萌生恨意及决裂，她最终摧毁了古泊生的情思畅想，冒犯了他的意识优越与排他性精神领地。古泊生的最终离局，奔赴花街漂亮女人的怀抱，是“破局”象征的定格与凝铸，意味着对“局”束缚的最终解脱，更是花局式假我生命模式的弃绝。这无异于放下一切重归生命本真的凤凰涅槃，更是一种虚妄的理想归宿的抵达，但更多是对局外自由之身永久渴望的语言行为艺术的定格。

花街夭婆，是局中核心人物理想之归宿的载体，她的惊艳令男人以命相许，亦托举着暧昧感情的缘尽幻灭，更标识着小说的最终指向。

谁是花局夫人？鲁林娜貌似贪婪，却不足以蹬了古泊生。而隐身于花局背后，几近吞噬一切世间本真的浮虚文化沉疴，才是主宰花局的动力源头。王方晨给予读者以指向，所抛出的问题交付读者去思考去寻找，而主旨所引发的省思则绵延至深。

04

第四部 甚于温柔之乡

小说结构，打破中国式规整平衡审美而卓然突起；艺术上有《老实街》内质的沿袭，更有突进，有向大师般经典文本内蕴突进的执着。

《花局》所勾绘的是散乱如麻的不堪生活，囊括了社会地位不同的芸芸众生。小说各部分既能独立成文，又有着递进深入的内在性关联。从人与社会到人与自身的现代性困境的深察，到出局决裂，到自由之身理想之境的抵达，与主旨指向归于高远，王方晨如大师般悉心构建了花局式生命时态与模式，最终以夸父逐日般的决绝，否决并摧毁这种无处不在的囚笼式花局生活，大象无形地完成了新的精神确立。《花局》的创作，实际上是王方晨以上善若水、“孤狼”式执着的文本突破，又一次完成了为中国文学的“立心”之举。

与长篇小说《老实街》中国古典风韵的表达不同，《花局》更多地体现了表达上的简约与理性，体现着现代性文本的无象征不成小说的核心属性。局中人是沉溺于失重失真的虚拟虚化生命意义的被囚者自囚者，而局外的人则是恒性意义的拥有者、清醒者。从《老实街》到《花局》，有沿袭如《红楼梦》般的终极生命时态否决；更有突破，如全新的结构与现代性文本手法的精准植入，更是去意义时代的摧毁与生命原本意义的一种重新确立，是向世界文学视野经典大师文本的致敬。

《花局》勾绘了人们难以摆脱的似天网黑洞一样的“局”，但作为小说创作者，王方晨却完全穿透了文学种种虚浮制约的“局限”，完美超越社会现实层面，以富于艺术品质的构建直指人类精神本身，直指小说本源性价值核心。他以自身的创作进路选择，为《花局》所擎起的人世大命题做了通透的解答：

人在局中的迷失自我迷失本性，置身局外独善其身的清醒，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站位与境界，虽有鸿沟横隔，却也并非绝无相通之可能。